七、学生群体：这里指的是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包括在校的研究生。他们一般在经济上还不能自立或不能完全自立，学生也不是一种职业身份，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但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贯的先锋作用，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是必要的。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为413.4万，研究生23.4万，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为515.5万，这还不包括未列入招生计划的民办院校的在校生。大中专学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大中专学生与10年以前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对此前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而对于他们生活其中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却非常敏感；他们经受了市场化、全球化、资讯化的洗礼，观念上更加开放，更加富有竞争性，更加个性化；他们普遍受到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素养明显提高；他们变得趋向理性、务实和世俗化。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的落后，使得这一代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所减弱。但是，校园文化、校园民主的传统仍然在沿续，学生们追逐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先锋意识始终是浓厚的。学生时期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意识方面正处于逐渐成长、成熟的阶段，可塑性很强，同时也很不稳定。学生阶层没有与民主价值相冲突的既得利益，相反他们所崇尚的现代性使其天然地要求民主。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十分有限，对什么是民主和如何建设民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在行动上容易出现激进、急于求成和失控的情况。今后，学生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仍会以生力军的姿态发挥着自身的冲击力。

八、流民群体：流民是指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或其他活动的人口。流动人口的成分比较复杂，主要由下列几部分人组成：（1）流动到城镇找工、打工、无稳定工作的农民；（2）外出找工、打工、无稳定工作的下岗、失业或离职的城镇职工；（3）四处流动做各种生意的小商小贩；（4）无业或待业人员。在上述几类人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流浪乞丐、江湖术士以及对社会危害很大的流窜犯罪分子等。他们是一个在数量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边缘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很快（1990年2月，在全面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的数字表明，到1990年2月全国已有流动人口6000—8000万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P548）。另据调查统计：到1999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已达上亿人。

近几年春运期间，仅“流动的民工”一项，每年即达1亿多人），引发的社会性问题也比较多。由于我国是为数不多的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是分开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带给城镇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给城镇带来了生气和活力，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劳动后备军，负担了城镇的大部分服务业与第三产业，承担了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并带动了城镇的房地产业。因此，从总体上说，他们对城镇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若没有他们，城镇居民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同时，他们也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的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外出工作的流动人口给家乡寄回的汇款都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回家带来的资讯、技术、管理知识和新的观念，也大大促进了家乡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又给城镇的住房、交通、供应和社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的工作机会趋于紧张，他们的子女入学也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是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或经济萧条时期，很难找到工打，经商也赚不到钱，有的还上当受骗，有些人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有困难；这时就难保不引发社会问题。加之人群一多，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少数人素质较低，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再加上极少数的职业犯罪分子混迹于其间，混水摸鱼，确实给社会管理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管理得好，就会有力地推动城镇的发展；管理得不好，则会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源头。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流民与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有显着的不同。

历史上的游民，是无业游荡的人，他们主要是迫于饥饿、生活穷困无着或生命受到危胁等十分险恶的生存条件而沦为游民的。而现实中的流民却大多是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打工挣钱；或者外出从事经营活动、勤劳致富。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守法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会做违法犯罪的事。现实中的流民，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成分之间差异也很大，他们的政治意向是较为复杂的。总的来说，流民群体处于社会底层，谈不上有什么既得利益，实行宪政民主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有好处的，因此，他们是会拥护民主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描述和分析了当今中国的八大社会阶层或社会性群体的状态以及他们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采用“状态”语词，意在表明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并非是凝固不变的；恰恰相反，它正处在历史上罕见的大分化和大变迁的过程之中。通过对社会阶层的大致状态的描述与分析，从总体上看，实行民主对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有好处的；与知识份子阶层的自由化要求和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对中产阶层利大于弊；对官员阶层的影响不一样，素质好、有能力的官员会从中受益，而素质较差、能力平庸、擅长以权谋私的那部分官员的日子会变得不好过；学生群体较少利益瓜葛，他们总是冲在要求民主的浪潮的前列，并且不惜作出牺牲；军人虽然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宪政民主和反对改革，关键要看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流民则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反对民主的社会势力主要是贪官污吏和某些权势集团，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在人口比例中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但是他们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且精通权术，固守着既得利益不放。社会各阶层对民主虽然拥护者众多，然而处于无权决定的地位，遂使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化进程步履艰难。

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动力究竟在何处呢？根据先行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和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几个因素对我们均有借鉴意义。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会要求建立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宪法秩序；势必会要求政府在收取税赋的同时向纳税人负责和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势必会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宪政，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现代民间社会的发育，而充分发育的民间社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正是实现宪政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进步的政治文化的传播则会促进公民意识的形成，催化良性的政治参与，增强体制内外的民主派的力量。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民主化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国内的主要有：(1) 知识份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唤和实践活动；(2) 新兴的中产阶层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声音；(3) 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正在开始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4) 工人阶层对于社会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诉求；(5) 城市市民开始萌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6) 社会各阶层反对腐败、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强大舆论；(7)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开明力量与赞成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自国外的有国际民主力量和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汇合在一起产生作用、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最终确立宪政民主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与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难一些、长远一些。鲁迅先生倡导的“韧性”也就是坚持不懈的精神尤为必要。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