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外来词，过去经常被译为“中产阶级”。在中国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层。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出现还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迄今为止还不能说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层；有的左派人士认为它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对它的出现感到愤慨和恐慌；还有人认为，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与旧体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不是革新力量，相反还阻止改革。我认为：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观念、角度不一样，难免会有一定局限性。
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层在我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新鲜事物，它的一些特性还在演变之中，在各种统计资料中，均难以找到有关中产阶层的资料。根据我的观察和掌握的各种经验材料，可以初步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我们把它界定为介于富豪阶层和权势集团与平民阶层之间、拥有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社会群体。它的成员主要为各类中高级的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商人、部分中介机构职员和媒体工作者及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中的管理者、律师、医生、富裕的个体户和农村中的富裕农民等；目前在我国就业人口中约占10—15％左右。有媒体估计，我国个人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人已超过1000万（但没说明“个人资产”仅指金融资产，还是包括实物资产。如果仅指金融资产，则这一数字恐怕有所夸大；因为全国银行存款加上有价证券和个人手持现金的总值也不过10万亿元左右。如果包括实物资产如住房、汽车的话，人数则不止此数；住房商品化使得个人资产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富庶地区，100万元家产已算不了什么（俗语“100万元刚起步”）。如果根据我国的实际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把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分为三个层级，大城市3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10万元以上；农村5万元以上；同时拥有相当数量的实物资产；以此作为中产阶层的基准；那么，全国至少有5000万人达到这一水平。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当在一亿以上。看似人数不少，但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而且其成员中受教育的程度也参次不齐，从整体上讲文化素质偏低。笼统地说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说他们与旧体制相互勾结，说他们不赞成民主改革，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下层社会，并无权势背景；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自身的聪明才智、勤劳节俭和艰苦奋斗；这方面他们与西方国家早期的中产阶层并无很大差别，由于制度上的差异，他们付出的可能更多。
至于与旧体制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情况的确十分普遍；但是把这完全归咎于弱势的中产阶层，也是很不公正的。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体制因素造成的。在现行体制下，你不花钱根本就办不成事。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人，譬如一些中小企业主、商人，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更多的时候受到的是来自权力部门的侵害。因此，这些人存在双重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缝隙较多的旧体制多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于从中牟利；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政府机关奉行法治，克服腐败，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他们中已有很少量的一些人（主要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部分人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度要高一些，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民主和改革。
近年来，在强烈呼吁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的人士中就有不少来自这部分人。总的来说，中产阶层希望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希望社会稳定发展，拥护宪政和法治。实行民主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乐观其成，至少不会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赞成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从长远的眼光看，我国的中产阶层当会成为实行宪政民主、避免暴力革命的社会基础力量，因为宪政民主制度会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使收入预期稳定化，这更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五、官员阶层：包括政党机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全部专职干部。据统计：1999年这些人员的总和为1102万人。如果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编制外聘用（做干部工作）的人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军队中的干部，那么人员总数至少要增加二倍以上。这个阶层内部的差异很大，上至执政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乡镇和城市街道的基层公务员，中间实际上有20多个等级，掌握的权力相差很大。因此，可以把官员阶层再分为中高级官员与普通官员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在政治意向上是存在着显着差异的。
此外，不同机构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象党委组织部和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等机关实际权力就很大，被称为“实权部门”（即俗称的官职“含金量高”）；而象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则被称为“清水衙门“。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使得官员阶层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已达到官员总数的70－80％（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混文凭”者）；近年来，又有大批博士、硕士进入中央和省市级党政机关。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经济不发达，所以官员阶层的名义收入水平是较低的。据《中国统计摘要2000》：1999年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官员年平均工资为8978元。另据估算：各级官员的奖金等其他收入年均为3000元左右，两者合计约为12000元。从统计数字上看，比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得不是太多（同期国有企业职工的年人均工资水平约为7000元，奖金不等）。
但是由于各级机关都有自己的预算外收入和“小金库”，加上住房、用车、医疗保健等项福利待遇，所以官员的实际收入一般都要大大高出名义收入；特别是“实权部门”的官员，“油水”自然更大。由于官员人数增长过快，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吃饭”都不够，甚至要拖欠官员和教师的工资。总之，工资不高，权力很大，缺乏制约，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造成了普遍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官民关系紧张。推进政治改革和加强民主建设，可以使广大普通官员的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使他们免受人治现象的损害，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赞成民主。中高级官员的情况比较复杂，综合素质较好、正直开明的官员一般都支持实行宪政民主；贪官污吏则必然害怕民主、反对民主；还有一些汲汲于既得利益的官员和思想僵化保守的官员也反对宪政民主。
一个有利的因素是，198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已逐渐成为中高级官员的主体，他们在学校期间都受过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参加工作后大多出国访问过，对外部世界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们与拘守陈旧思维的老一代官僚会有很大不同，他们将会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改革可能会使一部分官员的利益受损，因而遭致他们的反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实施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适当提高官员工资和福利待遇，并辅之以各种制度约束，应该是可取的办法。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六、军人阶层：军人是指应征入伍并取得军籍的公民。包括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军官、士兵及部队系统的文职干部。根据有关资料，1982年我国军队员额为423．8万人。1983年4月5日重新组建武装员警部队，主要由军队中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和边防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员警、边防员警和消防员警统一组建而成，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执行军队的条令和供应标准，享受军队的同等待遇。从1985年6月开始，军队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到1987年完成，共减少员额100万人。之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人。此后，又几经调整，由于主要方式是军队整建制地转为武警，所以全军总员额一直保持在300余万人的规模。
而据日本产经新闻发自北京的报导：中国的陆海空三军及战略导弹部队合计约二百五十万人，加上军方管辖下的武警，军力更达近四百万人。（1999年10月7日《欧洲日报》第8版）军人在国家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外要维护和平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对内要维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他们掌握着武器装备，行使着国家的大部分强制性职能。因此，他们自身素质的高低，确实关系重大。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军人阶层还是发挥了不少积极的作用；如支持改革、维护社会秩序、抵御自然灾害、抢救公民生命财产等等。但前些年军队经商办企业，部分军队系统的机构甚至参与走私贩私，有不少军人参与其中；对军队和军人形象的负面影响很大。
在1989年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军队按照上级命令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镇压学生和市民，并开枪打死打伤许多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更使军人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当然也有不少象38军徐勤先军长这样的坚守正义、拒不向人民开枪的现代军人）。由于军队所具有的特殊的组织形态，使得军人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一级服从上一级。中国军队自1955年仿效苏联建立军衔制度；1965年取消。1988年7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年12月1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第22令发布了《中国人民武装员警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决定将现役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改变为3等10级，不再设一级上将。武警部队警官警衔等级的设置，比照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执行。军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原来是比较低的。
1979年以来，经过几次大的调整，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现在，在相同级别上（如营级与科级、团级与县处级、师级与司局级），军队干部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地方干部。但是，士官的（特别是士兵）的津贴仍是较低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军人阶层自非世外桃源。首先是来源与成分日趋多元化。八十年代以前，军人主要来自农村和部分城镇学生，大都是出了校门就进入军营，少有社会经历。而今，军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兵”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城镇兵也并非全是学生或待业青年，干什么的都有。因此，社会对军人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其次，军人中独生子女逐年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入伍的新战士中独生子女已占到35%—50%。教育学的研究成果早已证明：独生子女既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显的弱点（如自我为中心、娇气、生活自理能力较差）。这当然会对军队建设产生相当的冲击。再次，军队基层干部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原先军队的基层干部主要是从战士中提拔，现在则主要从军事院校毕业生中产生，“学生官”已逐步成为军队基层干部的主体。
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显着提高，知识面大为拓宽，思维比较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在增强。但相应来说，基层经验要少一些，“兵”的感受也欠缺一些。第四，军人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都有一定提高。由于军人阶层自身利益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平时大多时候处于军营之中，使得他们与外界有一定的阻隔，一般不大可能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性活动（不排除他们中极少数人参与）。但中国军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下层（农民、普通市民），尤其是士兵一般都保持着出身阶层的特色，所以他们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民主化，甚至会采取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是如此）。同时，他们中很多人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情感，这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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