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5日讯】大陆股市的改革终于开始实质性地削弱国有体制的支配性，外国资本对此看得很清楚，它们已经表示出热情，使得股市出现活跃的迹象，“QFII逐渐掌控股市主导权”以及Ｂ股Ａ股合一，都成为话题。同时，大陆加入WTO到今年年底将满五周年，大陆金融业对外资的设限将基本解除，金融市场上也在涌动着种种的变化。

这些变化，将对大陆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增加中共执政的稳定性也不无帮助。

大陆经济在能源、环境、土地、人口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局面，国有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市场化改革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正在使得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但是，这种发展变化有其长期性，而改革的进展，毕竟在现实中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当然有可能更快地逼近“增长的极限”，却未必迫在眉睫。

不过，改革本身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却是眼前的现实。

对改革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质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质疑教育、医疗及房地产改革，往往都使得批评矛头指向市场化。

改革触动到经济中的存量，市场规则对非经济领域广泛地产生影响，于是，出现严重的、普遍化的贪污腐败以及分配不公，似乎都成为经济市场化的必然后果。

这其实也不奇怪。改革卡在陈旧政治体制上而日益失去平衡，而中共严厉控制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对舆论、媒体的控制正在变本加厉，同时，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在坚持不懈地论证民主不合中国国情或至少须缓行、论证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经济活力、论证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如此等等，这样，对现实的不满“升华”为观念理论，市场化的方向就面临严峻的挑战。

“六四”之后出现“反和平演变”的逆流，作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奏，“皇甫平”在上海发声。这一次，“皇甫平”文章出现在北京媒体，大声疾呼“改革不可动摇”，明确指出“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然而，“皇甫平”对现实困境则归咎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据说它们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在临门一脚时避开了政治体制。

面对新问题、新矛盾，就应该有新思维。

“皇甫平”呼应北京学者杨鹏的观点，对“公共品”问题有所论述，体现着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动向。笔者注意到，这一动向中，一是杨鹏、“皇甫平”以及刘军宁等人的“公共品”论述，一是孙立平的“利益博弈”论述。或许可以说，前者，或多或少地是以另一套术语来论述政治改革，而后者，则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下做了相应的社会分析。

杨鹏、刘军宁的论述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命题下展开。

杨鹏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按其说法，“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而按其论述，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于是触及到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同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即“三权分立”）等分工过程，体现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使得“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显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政府提供公共品短缺低效”的议论，实际上已直指政治体制的严重不适应，即权力部门严厉限制民众权利及体制高度集权而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

从杨鹏近来的文章来看，他认为“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面临两条路，一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一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由此，可见其“公共品”论述确有刻意求新之处。

然而，这一论述毕竟有其缺陷。

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的短缺、低效的矛盾，杨鹏视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皇甫平”（周瑞金）则认为它只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非主要矛盾本身，乃因为“他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皇甫平”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论述。这种论述被毛泽东批评以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又提了出来，以取代毛泽东的论述。中共八大的论述，为了避免“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太明显地背离马克思学说基本原理，做了圆滑的处理，毛泽东的论述则抽象地依据了马克思学说基本原理，却未做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导致惨败。实际上，这两种论述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为实质，毛泽东由此而突出资产阶级的反动以打击之，中共八大论述，则比较温和地以人民需求为名义，来鞭策生产力发展，却将制度的非现实性及其导致的僵硬、保守乃至于反动，都归咎于生产力落后。

应该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由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趋势而孕育出来，它在理论上应该更为先进，但究竟是否先进或如何先进，毕竟尚待实际进程来检验。中共为巩固自身的政权而急匆匆地推动社会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先进性”而否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反过来以生产关系鞭策生产力，要求生产力适应现实制度，实际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人们看到，以“需求与生产力的矛盾”来回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以“需求刺激生产力发展”来掩盖“国有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如今已是中共的惯技。

所以，杨鹏文章显露出呼吁政治改革的锋芒，尚有新意，而“皇甫平”文章虽然受到杨鹏观点影响，却明显是回到中共传统论述，只触及到“行政管理体制”而已。

刘军宁的论述则更为直率。他认为杨鹏“的答案非常值得深思”，但显然没有以该答案为限，指出“应该从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而这一脉络展现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逻辑相通”──“如果说经济改革的过程是开放私人进入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应的过程，那么政治改革的过程就应该是逐步开放作为个体的公民进入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的过程，是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公民）对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使用取得决定性发言权的过程”，而现实状况则是“公共物品的‘生产工艺’的落后及其与公民之间的隔绝，已经成为现时代一个非常突出的表征”。这样，杨鹏论述中的新意，在刘军宁这里就更为清晰，使得“公共品”论述成为政治改革的论述。

改革前的大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且与苏联相比，计划程度远远落后，“命令经济”的特点则尤其突出。国有体制支配着经济，垄断着资源，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其集中体现。改革未能触动这一基本格局，市场化的进展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为畸形市场经济，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已经相当市场化、自由化，甚至已经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却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这时，出现所谓“新问题、新矛盾”，其实也只是先前形成的基本矛盾在新形势下有新的表现而已。

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能源、环境、土地、人口等领域，更具基础性质，国有体制支配固然根深蒂固，矛盾尖锐性的积累却也同样地更具长期性，不到灾难临头，社会似乎宁愿不去关注它。

另一个突出现象则是，教育、医疗及房地产等领域，其问题背后的资源垄断、改革的财政着眼点，也很少被触及，最激烈的批评集中在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分配不公上。

至于社会学者孙立平的“利益博弈”论述，则以现行体制下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的分析，引人深思。

在孙立平看来，以利益集团形成为基础，出现了扭曲改革的机制，导致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最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总是首先诞生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同时，“利益集团的行动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办法是与行政权力结盟”，“对改革的扭曲”从先前“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到“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于是，“公共品”何以供给严重不足，其供给体制何以严重不适应发展，就有了一幅更为具体的图景。

利益集团的出现实际上不可避免，利益博弈也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它们的机制，以及具体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中，会出现企业主、工会、政府大体上三足鼎立的格局，其利益博弈往往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中国的现实则是，工会已经附属于党政机构，独立的工会农会被严格禁止，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民营企业也不得不看政府脸色行事，这样，就无法形成类似欧美社会的格局，而是象孙立平描述的那样，各产业中的利益集团以其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为基础展开利益博弈，致使改革机制严重扭曲。

在这种现实面前，出现对“主流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阶层的猛烈批评，尽管其道德勇气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实际上却很大程度上使得公众视线离开了现实的利益博弈：公众纠缠于“主流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阶层的道德良心，误以为是他们在主导着改革进程。
而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下提出“公共品”论述，尽管中共传统论述如影随形，但思想的锋芒终究还是突破了它的局限，触及到政治改革。

(2/14/200622:16)

来源：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