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5日讯】作者说明
今天，我能够通过解密的资料来分析高尔基个案，向国人展示大作家与暴君斯大林的关系，完全拜苏东极权已经崩溃所赐，许多被封存在黑箱中的内幕逐渐曝光。而以我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来推测，中国知识名流与暴君毛泽东的关系，大概要比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关系还要龌龊，至少绝不比他们“纯洁”。可惜，中国仍处在黑箱之中，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解密资料，也就无法窥见出毛泽东与社会名流的真相。
本文所据历史资料来自以下文献，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不合时宜的思想──对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苏】高尔基着，朱希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高尔基传》，【俄】瓦季姆•巴拉诺夫着，张金长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赵洵 林英合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着，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克林姆林宫秘史》，【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与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合著，徐方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列宁与高尔基》，张捷着，网络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华夏论坛（//www.cernet.edu.cn/20020607/3058047.shtml）
《斯大林肃反秘闻》，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着，斯仁译：网络版，天一书楼藏书网（//www.cnool.net/tianyige/present/bingxin/bingxin5.htm）
《高尔基档案揭秘》，叶萌着；网络版，二闲堂文库网站（//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gorky.htm）
《克格勃全史》，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王铭玉等编译；网络版，雅阁书吧（//book.viphot.com/lishi/adlgrjyf-kkbqs/index.htm）
“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1999年，我在大连监狱里读了妻子送来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译者在后记中也说：“记得，十多年前，传闻前苏联国内刮起反高尔基的旋风，霎时间，高尔基的形象黯然失色，高尔基的作品不屑一顾，人们为之愕然。”
本书作者瓦季姆•巴拉诺夫在前言中说：为高尔基立传的目的，旨在剥去两种伪饰，还高尔基以本来面目：高尔基既不是前苏联时期的“海燕——奠基人——天才”，也不是前苏联解体后的“卖身投靠的看家犬”。作者认为，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
由此可见，大陆出版该书，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很浓。
然而，看完此书，我的感觉是：无论是高尔基在斯大林时代的“伟大”，还是在苏联帝国解体后的“渺小”，高尔基即便也是斯大林暴政的受害者之一，但他决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曾在绝对权力的宠幸中，以笔作刀枪、作传声筒，对俄国人乃至人类精神施加过残暴的阉割。
众所周知，高尔基出过一本声誉决不下于他的任何小说的短评集《不合时宜的思想》。现在看来，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之价值，甚至超过了他最著名的小说，且与他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与他写于大清洗时期的檄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高尔基的“不合适宜”，主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因对“红色恐怖”、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列宁的公开批评，高尔基被列宁逼出了苏俄，流亡国外。而在属于斯大林的三十年代，“红色恐怖”远远超过列宁时代，也就是极权统治最严酷最残忍的时期，但被斯大林引诱回国的高尔基，不仅“合适宜”，且“太合适宜”了。个人崇拜的形成，饿死几百万人的人祸大饥荒和一个也不放过的大清洗，都发生在1936 年高尔基去世前的短短几年内，高尔基以他的笔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支持大清洗和掩饰大饥荒。
假如没有为尊严而反抗极权的作家索尔忍尼琴，我也许还能够更宽容地评价高尔基，但有了索尔忍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高尔基为集中营制度的辩护就无法得到原谅。正如有了纪德的诚实，方凸现出罗曼•罗兰等西方左派的伪善和自私一样。甚至，与同样得到斯大林体制优待的著名心理学家、院士巴甫洛甫相比，高尔基也矮了一大截。
早在沙俄时代，巴甫洛甫已经是名扬世界的心理学家了。在列宁时代，他与高尔基合作过灾荒赈济工作。在斯大林时代，他被官方捧得很高，但他在大是大非得抉择中，还是能拒绝官方的极力拉拢而保持独立性。正如瓦季姆•巴拉诺夫所言：“巴甫洛甫并不掩饰对国内各种制度的尖锐批评态度。众所周知，他的特点是具有极其独立的见解。这种见解上的独立精神，应当说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向的真实写照，但在斯大林看来，它恰恰是谋反的主要根源，因而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
比如，在巴甫洛甫看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非但不能使人感到鼓舞，“相反，革命常常使我惶恐不安，充满疑惑。” 因为，“政府多年的恐怖手段和放纵的一意孤行正在使我们本来就不够文明的气质变成可鄙的奴才般的气质。” 他还警告苏共高官们说：“你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可怕的道路，一条使宁静与优美的文明生活归于消灭的道路。”
他拒绝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和官方给予的荣誉。1934年是他85岁生日，官方准备为向他祝寿，他的回答却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生活在毫不减弱的恐怖和强迫制度之下。如果把我们居民的实际情形连同每天的细节一点不漏地全部再现出来，那一定是一幅非常可怕的画卷，即使拿另一幅展现似乎奇迹般重新兴起的城市，展现第聂伯河的建筑工程、大型的工厂以及无数的学术机关和学校的画卷与之相比，它对真正的人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减弱。……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古代愚昧的专制独裁制度下的生活没有不同之处。”
此事过后仅一个月后，这位一向身体健康的著名心理学家突然因病去世。巴甫洛甫的一个学生、医师B.C加尔金教授肯定地说，心理学家是被谋杀的。在他患病期间，官方派出的专门医疗队取代了原来给他治病的医生。（见《高尔基传》P416－417）
－－原载：《议报》(//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