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荟聚悉尼 九评研讨新议（下）
悉尼九评研讨会听众提问（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安娜）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5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安那悉尼报道）十二月二日，悉尼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社在南区RSL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九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共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天敌》。
与会嘉宾有来自德国费良永先生，核物理专家，现任中国民主阵线主席；澳洲的袁红冰先生，自由法学家，著名文学作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旅居美国的著名流亡诗人黄翔先生；来自美国的作家兼诗人贝岭先生，《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与《倾向杂志》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以下是几位嘉宾讲演之后，就听众提出的问题，给予当场解答。
听众提问：我想提两个问题1.袁教授来澳洲之前一直在大陆教书, 有这么一种说法, 49年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包括被称为“天之骄子” 的大学生和教授天之骄子的大学教授们, 一直在党文化的浸泡之下, 从知识份子变成了邪知识份子,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2. 有人说 “我不喜欢共产党, 我知道党文化不好, 你们不是要提倡传统文化吗? 传统文化力也有糟粕。” 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袁红冰先生: 第一个问题: 49年以后, 共产党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一切资源,当然其中也包括教育资源。因此在这样一种精神专制之下很多知识份子都背叛了他们作为社会的良知应有的素质和责任,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以至于到89年六四之后, 中国知识份子在长期的被共产党的摧残之后, 在邓小平对知识份子的收买政策之下,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和中共的官僚集团,以及奸商共同结成一个新的黑帮的政治头脑, 来维护现在这样一种极其罪恶的统治.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从总体上讲, 走的是一条被摧残, 然后背叛真理, 然后投降邪恶的政权这样一条路。
但是在这里, 我们必须看到, 有一些自由的心灵, 在整个的五十七年间, 进行了极其壮烈的反抗。从五十年代的林昭, 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黄翔, 以至到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知识份子, 包括中国自由文化众多的参与者. 他们都在坚守着知识份子对真理和自由的信念。
对于你的问题，我最后的答案是，我相信中国的知识份子，总有一天会重新恢复作为社会良知的这样一种地位，重新承担起自己对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
费良永先生：确实中共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共产党也一再在说，“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 但是，很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党文化恰恰是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如说，独裁专制的文化，比如说马屁文化，比如说“愚忠”思想。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话，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全面的破除党文化。
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也说了很多漂亮的话，有一句话叫“大破大立”，我们现在还可以利用这四个字，要大破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要大立自由民主的新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举个例子，古代人常常说到四个字“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位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按照现在人权的观念，我认为必须全面废除。“五常”看其内容要做新的修正，就可能成为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东西。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以来中国社会最缺少的东西。
当然这“五常”内容我觉得，我们要做比较确切的界定，比如说“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我认为他当初是说, 要克服一个人自己的欲望，而复周礼，这是一种复旧的思想。如果这作为“仁”的思想，我认为，是要废除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对“仁”的解释通常是说“仁慈”，“仁义”，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要有“人道”。就是说，要以人权至上，首先要保障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这就叫“仁”。那么我们首先推崇的就是“仁”，就是要推崇人权至上的原则。
“人权”的概念有两个大方面：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人的权力。广义来讲人的尊严也包含在人的权力里面。进一步分析，这两件事还不完全一样。人的尊严就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尊严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但是人的权力，按照罚责的原则，如果一个人犯了法，在特定的情况下，他的某些权力是可以被剥夺的。比如说一个罪犯，他伤害了别人的生命财产，依法要剥夺他的自由，要把他关起来，也就说他的这部分权力是可以剥夺的。但是哪怕一个罪犯是被判了死刑，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是不能剥夺的。
所以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我想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传统。哪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他，你都不能侮辱他。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士大夫对人的尊严的崇高口号。可是这种作为一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共产党统治下全部被剥夺了。哪一个人在共产党统治下，活得有尊严哪？除了毛泽东这个“混蛋”，他一个人活得有尊严，其他的任何人都活得没有尊严！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刘少奇跟着毛泽东，跟着共产党干尽了坏事，但是至少他是共产党的功臣。而毛泽东把他作为“叛徒，内奸，工贼”，关押起来以后，死的时候，头发几尺长，胡子也很长。就用一个叫“刘卫黄”的名字，说他是传染病人，像狗一样把他烧掉了。他有尊严吗？周恩来，很多反对毛泽东的人，还以为周恩来是个好人，实际上周恩来是最典型的助纣为虐的家伙，是最虚伪的伪君子。可以说，共产党干得很多坏事，是毛泽东出的坏点子，而周恩来把他变成了坏事。周恩来在人民面前是专横跋扈的，他当然要有点伪君子的形象。可是在毛泽东面前，他是典型的大奴才，没有一点尊严，甚至他跪在地上为毛泽东指地图，像狗一样。他有尊严吗？没有尊严。
我在德国很多场演讲当中一再强调，共产党最缺乏的是什么？最缺乏的就是人道！共产党不讲人道，它当然就会侵犯人的尊严。我们看到电影上，当国民党枪毙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要高呼口号，什么“共产党万岁”，允许他们呼口号。可是共产党从来不允许哪一个死刑犯呼口号。要割掉他们的舌头，割掉他们的喉咙，不许他们留下一个字。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当时谭嗣同可以逃亡，但他觉得革命需要死，临死前，叫他写，他写了一首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那个时候，他可以慷慨激昂的演讲，可以写下他的文字。可是共产党有那么一点点胸怀吗？所以说，共产党是世界五千年以来最邪恶，最可恨的一个政权。
也许有人说：“那是毛泽东干绝了坏事，其他的是好的，现在共产党是在进步了。” 可是我们回顾最近十多，二十年的历史，毛泽东死了以后，华国锋上台，他首先把毛泽东的僵尸放在了一个纪念堂里，花费了巨资。当时中国人到处饥寒交迫，很多人还被饿死。我临上清华之前，奉命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农村，阻止饥民入城。当时邓小平的家乡，成千上万的人逃荒要饭。共产党不准他们入城，就是说，连讨口叫花的权力都被共产党剥夺了。自古以来，哪个朝代会剥夺人民的最低的那个权力？也只有共产党才干得出来！
接下来邓小平，1989年是，只是因为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学生们起来反官倒，反腐败，邓小平居然用正规军来屠杀学生。这是人干的事吗？
再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从1999年，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群体灭绝的极端措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把天安门自焚嫁祸于法轮功。这完全跟纳粹当年火烧了德国议会，嫁祸于当年的德国共产党是一样的手法，而且几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少万人被强迫洗脑。共产党在人权方面有半点的进步吗？没有！当然它也可以说，对政治犯，对一般的民运人士没有判处死刑。但那并不是共产党自己的进步，是整个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是因为共产党坏事干绝了，在人民当中没有威望了，它怕引起谭嗣同效应，不敢随便乱杀人。所以说，共产党所继承的，所推销的，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我首先要强调，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抗衡中共专制。每一个人能够做到哪一个程度，就做哪一个程度。有些人说，我不敢抗衡共产党，至少可以不帮共产党说话。或者说，我胆小，我也可以沉默吗。你共产党干的坏事，我当作没看见，没听见，我不说话，不表态，不说“干得好”，然后又说：“我是被迫表的态”。如果胆大一点，就可以指责共产党，“你们不应该这么干”，或者说“你们干错了。” 更有勇气的人，可以说：“共产党干了坏事，你该下台，你该滚蛋。”更有勇气的人，就组织起来，同共产党对抗，直到把共产专制废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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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提问：刚才听了黄翔先生朗诵他那些诗，感觉包含很强烈的佛学思想在里面。真正的党文化是建立在一个极权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之上的，这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在中国几十年的延伸中，不断的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现在推动自由文化运动，以什么基点去抗争党文化？
黄翔先生：首先要把头脑交回给自己，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把嘴巴交还给自己，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要有一种思想独立，人格独立，为自由文化的前提。
听众提问：您刚才用诗的语言来描绘人类的科学，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党文化影响，现在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样？
黄翔先生：如果没有党文化，我感到中国还必须经历一个思想和精神意识的启蒙阶段。因为我们长期受到那种熏陶，污染，洗脑，我们的思维，思想，表达都已经不正常了，被扭曲了。
刚才她提到社会人文意识，其实我讲得还不只停留在社会人文意识的层次上，我们还要追溯生命的来处和我们生命的去处。所以我是追求一种空无的，生命宇宙意识。那个时候的文化可能会带有强烈的生命宇宙意识和另外一种精神境界，和我们现在一般人们习惯了的那种文化，从层次上，性质上都会有区别。还有一点，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和文字去表达我们内心的奥秘，比如说思想中瞬间产生的一种感觉，当我们用文字去追逐它的时候，用观念心态去描述，定格它的时候，是有一种很长，很宽，很远的距离不能表达我们内心的，瞬息万变的那种奥秘。也许将来人类的文化会突破语言形式的表达。在诗学上我曾经提出过，也许借助于纯粹的声音，线条，色彩去传达，不仅仅用文字。我提倡一种立体写作，而不仅仅是平面写作。把诗歌，朗诵，书法，绘画，音乐甚至舞蹈都综合起来，形成一种立体的写作方式，它也是一种立体的艺术。
听众提问：我是刚从中国出来的人，请问费先生，您是怎么看现在的退党现象？
费良永先生：关于退党的问题，我上次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也有人问我。有些人对退党表示不理解。他们把退党说成是纯粹共产党党员，退出共产党。开始叫退党，定义不太明确。现在叫“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有人对数字提出疑问。我记得，去年一百万退党的时候，我在纽约演讲时也讲过这个事，那时对一百万的数字都表示疑问。现在一千五百万，有人提出疑问，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法轮功学员有几千万人。法轮功方面，自己宣称，学员可能超过上亿人。那现在一千五百万退党，法轮功学员只是其中一部分，那退党，推团，退队的人数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了。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其可信度不用去考虑。
另外我看重的并不仅仅在这个数字的大小，因为今天一千五百万人的退党，共产党就马上可以拉拢一千五百万人入队，入团，入党。它完全可以做到，因为它大权在握，它有欺骗性，有暴利性。最重要的是社会效应。
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最大的一次惠州起义，大概是六百多个人。而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是一百七十个人，死了七十三个。但是清朝很快就瓦解了。这十次起义规模很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当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很快十八个省宣布独立于清王朝。当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就几百号人马，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竟然导致了整个清王朝的瓦解。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退党，退团，退队，它的社会效应，对共产党的致命打击，那是不言而喻的。
三个小时的研讨会，在众人意犹未尽中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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