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8日讯】本文着重阐明：中共吹嘘的所谓“三大战役”原来是间谍指挥的。
直属共匪总部毛泽东的中共间谍郭汝槐之情报诱发的辽西会战
中共的军头其实没有一个会打仗的，它们打仗用的都是间谍+人海战术。事先从间谍那得到国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得到孤立的部分，也就是好打的部分，然后用人海战术包围及伏击这些好打的部分，同时分出充分多的兵力去打国军的援军，中共给其起了个名称，叫做“阻援打点”。没有潜藏在指挥中心的间谍就发现不了点，没有充分多的人组成人海，就既打不了点，又阻不了援，这是一个常识。在五千年中华战争史上，用间谍去指挥对方军队的调动并提供详细的对方调动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并有充分的人海去使用，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巧”事的，所以“阻援打点”才从来不称为一个什么战术，也没有谁能通过“阻援打点”成为将军、元帅。
如有这样的“巧”事，那么不需要什么样的才能就能轻易取胜，稍微能动脑子种地的农民，善动脑子的有产农民（地主）及有产工人（资本家）都可以取胜，那中国这地方能做这种“巧”事元帅及“巧”事将军的至少达一千万人。
在中共使用间谍作弊的三年多的卖国夺权时期，使间谍最得手的一次是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共一直吹嘘毛泽东如何在“辽沈战役”之前极其“英明”的命令林彪强攻锦州，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实际上，这是胡说八道。林彪和毛泽东从来没有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前想起要打锦州，那被中共抛出来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往返电报，在批判林彪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突然冒了出来。以后，很多人把这些伪造的电报当成了历史来宣讲。其实，偷袭锦州是由直属共军总部的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间谍郭汝槐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以后的情报引起的，根本不是毛泽东的什么预见，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十月二日之前想起要打锦州，林彪事先更没有敢打锦州，而是在攻克义县之后准备打驻守在承德的国军—石觉的第十三军。
我们先看看林彪为什么恐惧攻坚：
林彪到东北之后，一直不敢对民众称自己的部队为“解放军”，因为跟“解放”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称“东北民主联军”，将“民主”的幌子名称用上了。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林彪领东北民主联军约二十万人，在毛泽东的“化四平为马德里”的赵括式纸上谈兵的命令下死守四平，与国军主力著名的新一军交战，当时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自一月一日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起，已不在部队达四个月之久。由于新一军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擅长孙立人创造的森林迂回战术，曾毙伤精锐日军（含著名的第十八师团等）共约十一万人，三位师长李鸿（新三十八师）潘裕昆（新五十师）唐守志（新三十师）都不愿贯彻郑洞国的正面强攻计划，不主张从正面强攻四平，因此只是用优势炮火对四平进行猛烈的轰击，而地面部队并不积极进攻，导致攻克四平的时间延迟。五月十日，蒋介石不得不电召仍在美国华盛顿开会的孙立人回国统率新一军。
五月十五日夜，孙立人赶到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不采用正面强攻，而是采用正面佯攻及两翼侧击的方法。五月十六日，新五十师从正面攻击，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一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部防线。五月十七日，新五十师一五○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五月十八日，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三十师八十八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只用三天就攻克了。
此战，孙立人新一军共歼灭东北民主联军达十多万人，林彪大败，狼狈的向公主岭方向逃窜。战后，中共对外宣传说“阵亡了八千战斗骨干”，这是有意隐瞒伤亡数字，中共一向推崇人海战术，二十万人如果只阵亡了八千，怎么会使林彪吓成那个样子，据东北人说，林彪当时是化妆成伙夫逃跑的。其中，新一军还俘虏了不少帮林彪部队打机关枪的原属关东军的日军士兵。
一九四六年六月，孙立人率新一军对共匪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离哈尔滨几十里路的地方，林彪匪军兵败如山倒，正想逃亡佳木斯。正当孙立人即将将匪军全歼时，美国的马歇尔上了自抗战时期就一直迷惑美国人的周恩来的当，强迫蒋介石接受了松花江停战协定，林彪匪军趁此得免于全军覆没。
停战以前，国军在东北战场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九四六年十月，共匪经过四个月在北满的喘息后，开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国军大举进攻，发动了所谓的“一下江南”作战，自此国军开始逐渐失去机动打击力量，而转居被动。这时无论在人力素质上，武器装备上，均有不足与疲惫不堪迹象。反之共匪利用马歇尔的调停及松花江停战机会，收编了四十万关东军，实力突然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一无共匪踪影的东北广大农村，已逐渐被其所渗透，广大的东北原野逐渐被匪军所占据，东北农村人力充沛，因而共匪部队在数次战斗中，虽都有重大伤亡，仍能肆无忌惮的扩充。而国军每克复一个大的地方，就分兵据守，使得国军兵力分散。
同时，隐藏在国防部的共匪间谍刘斐、郭汝槐等事先将国军的作战计划通报给共匪，使得匪军可以从容部署，从容作弊，发现国军进兵中的孤立薄弱部分，而用人海战术各个击破。国军无论是守卫城市还是出兵进击，都时常受到共匪这种间谍加人海作弊伎俩的威胁，损失非常大。又因共匪自苏俄手中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武器，因此这时东北的国军，无论在数量上与武器装备上，均开始居于被动地位。
一九四七年二月，林彪率共匪一，二，六纵，三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师二下江南，围攻驻扎在德惠的新一军潘裕昆之新五十师，杜聿明命新五十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立人命令新五十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三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三个团从长春长程迂回，于三月三日赶到德惠，见孙立人亲自率军前来，林彪当天黄昏即开始溃退，撤回松花江以北。中共党军溃退之后，战场上到处是被新五十师炮火歼灭的中共党军尸体，真是尸横遍野。潘裕昆将军战后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这是林彪自四平大败之后，在有关城市的作战中的第二次惨败。
一九四七年六月，林彪率民主联军进攻由陈明仁七十一军两个师及石觉第十三军一个师（师长宋邦伟）共三个师防守的战略要地四平，林彪的部队是以共匪一纵队全部、辽吉纵队（七纵）全部、六纵队十七师附加东总直属炮兵五个营共七个师七万多兵力组成攻城集团，由一纵匪军司令李天祐统一指挥。林彪则亲自指挥匪军六个纵队加七个独立师共十七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总共投入兵力达二十多万人。
六月十四日晚上二十时，林彪部队开始进攻，共匪先头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成“三三制”，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三个战斗组，每组三四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当突击队冲到城墙前，国军的许多射击孔吐出火舌，共军士兵们纷纷倒下。共军恼羞成怒，派爆破组上，用大包的炸药开路，但爆破手也纷纷被枪弹射杀。往往在伤亡十几个士兵后，才会有一个地堡被炸毁。靠近城墙的街上，几乎铺满了共军一层尸体。共军在付出重大伤亡攻进城后，突击部队又被国军的火力包围了。而突破口立即被国军用坦克当作活动堡垒，封锁了。城中大街小巷布满了沙袋，楼台窗口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开始逐街逐屋地争夺，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冰雹样乱飞，60炮炮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
共匪用大炮轰，又用炸药炸，将国军的坦克炸烂，继续扩大城墙的突破口，攻城的大部队冲进了四平城。接着，更血腥的城市巷战全面展开了。
林彪强调用炮，苏联红军将日本关东军的所有大炮都给了林彪，据张戎的名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载：“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干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林彪部队是装备甚至比某些东北国军（如赵公武第五十二军，后任军长刘玉章）毫不逊色的部队，从来就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那是中共在说谎，否则怎么吹嘘自己更能打仗呢，更能攻无不克呢，更能战无不胜呢？林彪认为极其猛烈地炮火不但给敌手以心理震撼，而且能有效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于是战前调了相当数量的炮兵部队到四平。连匪军炮纵的十二门高射炮都被调往前线。当密集的覆盖性炮火飞向四平的目标区时，天摇地动，目标区被冲天的尘埃罩住。炮火停歇，尘埃散开，目标区完全变了样──所有高矮建筑和地堡都改变了了形状。炮口转移，又覆盖下一个目标区……
共匪士兵随着炮火前进，炮弹落在哪里，士兵就扑向哪里，他们紧追着炮弹，冲向国军纵深。然而，陈明仁在战后说：“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到这种局面。但是，炮火射击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在突破点，对于我们危害不大，我的阵地也不曾受到严重的影响。”也因此，城区战变得空前惨烈起来。
四平城内有许多大红楼，全都是用红砖建筑的。陈明仁也不明白东北的黑土地烧的红砖为何有如此之硬，战前他观看用六○炮弹在墙上只能炸开些小坑和小麻点，这使他对据楼防守充满信心。这些楼都是国军各级指挥部的火力点，视野开阔，射界通达，四处还有明暗火力点及地堡。共匪在夺取这些红楼时，一批批爆破员和突击队员倒在楼前，死伤惨重。更有甚者，爆破组在历经弹雨到达楼下进行爆破时，往往只炸个小洞，需反复进行几次爆破作业才能成功。当爆破成功后，从缺口冲进去的匪军又要跟楼内反扑的国军展开近距离枪战和肉搏。结果，每攻克这样一座楼，匪军都得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而四平，这样的楼太多了，几乎每座楼都成了尸楼血楼。这里举个例子，在攻打陈明仁胞弟陈明信守卫的71军军部大楼时，共匪有一个连一百三十四人，打完大楼后活着的已不到十人。
东北的白天特别长，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八点天都是亮着的。地面上，两军犬牙交错地拚死厮杀着。天空中，国军的飞机猛烈地轰炸共匪的占领阵地，每天都有十几架次，使共匪后续部队开进缓慢。国军的飞机还空投了大量的作战物资给四平守军，成为四平得以坚守的重要原因。国军苦苦坚守着城中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楼房、甚至每一堵废墟。共匪则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攻击部队往往上去半天就伤亡过半，只好不断轮换。战斗开始不到四天，林彪就不得不将作为匪军总预备队的六纵十七师拉了上去。四平城内的混战进行得空前激烈，双方抵近对射，刀劈枪刺，甚至用拳头牙齿进行拚搏。到了夜晚，四平上空飞满了照明弹、燃烧弹。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满城火光，如同白昼。四平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残肢断臂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路面；到处是流淌的鲜血，宛如大大小小的红色河流，冲锋的士兵稍不留神便会滑倒。
苦战了近一个星期后，共匪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攻占了四平道西地区，战斗开始进展到道东。然而，共匪一纵和七纵的攻击部队几乎被打残了，无力再扩大战果。
林彪一咬牙将进行阻援的匪军六纵全拉了上来，继续投入攻击。此时陈明仁也打得精疲力竭，七十一军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在西区的军部大楼失守了，便率余部退守路东地区，他进了地下室，与石觉第十三军之宋邦伟部合力死守路东区。幸运的是，林彪这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击部队继续一个师一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匪军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
道东的核心阵地有一座水塔，共匪以一个团的兵力发起猛攻。塔上的守军是71军远征缅甸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全是上等兵以上的军衔，枪法极准。共匪一冲锋就被准确的射杀，数次进攻都被杀退，地上匪军的尸首堆成了山，这座水塔还是未损分毫，最后匪军用十几挺机枪封锁住塔上的枪眼，爆破手上去进行爆破作业，才把里面的国军震死。
在突击铁路天桥时，共匪攻击部队谁也没有注意天桥上边悬吊着两只大麻袋。当匪军冲上去时，两个麻袋突然张开了大口，黄澄澄的坚硬滚圆的黄豆倾泻而下，撒满了街面。匪军突击队的士兵猝不及防，全部摔了跟头，武器摔出老远。他们爬起来再跌倒，手刨脚蹬却根本站不起来。这时国军的火力如雨泼下，匪军站不起来，无法撤退，鲜血随即流满了街道。冲锋在前的共匪团政委也摔倒在地，眼睁睁地被一排子弹打成了蜂窝。后面的进攻部队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有的匪军士兵当即痛哭起来。
这场仗，血腥无比。一直打到六月二十六日，道东被匪军占领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四平全城已接近被占领了四分之三。此时，虽然共匪伤亡重大，但林彪在攻陷四平这一点上是毫不怀疑了。然而，风云突变。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杜聿明调动了四个军九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四平包抄上来。国军不断突破共匪的阻击，进攻速度很快。林彪不得不分兵进行阻击，重心转向打援，攻击四平的势头减缓。林彪连续变更部署企图分割国军援军，但都被国军的进攻一一粉碎。二十九日，国军九十三军和新六军已进抵四平近郊，共匪攻城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六月三十日，林彪狼狈溃退。
这场惨烈的攻坚战至此结束，林彪大败而逃，陈明仁死里逃生。双方都损失惨重，国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共匪伤亡约五万人。
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命令林彪进攻长春，五月二十四日，林彪集中匪军第一、六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攻击长春近郊，占领大房身飞机场及长春外围一些据点，自身伤亡颇为重大。但中共自己声称：“伤亡二千人，歼敌六千人”，如按此辉煌战绩来看，林彪断不可能认为四野夺取长春这样的城市条件还不成熟：“一、兵力还不够；二、供应线不够好、炮弹不够；三、把握不大……”。因此，伤亡重大才是实情。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报告毛泽东：“各纵队、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高，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定，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春，准备乘敌撤退途中追歼该敌，主力转至北宁线（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
正是因为攻坚屡次受挫，才使林彪畏惧攻坚，对长春采取围而不攻，导致饿死长春三十万居民这一现代战争史上几例重大的惨剧之一。对此，毛泽东又不是不知道，自一九四六年初以来，毛泽东令共匪各军头死守城市，但屡守屡败，各方怨气增生，大骂毛泽东，林彪等多次给毛泽东发电要改守城市为占领农村，才有了毛泽东的“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毛泽东一向是非常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只是土包子共匪军头守城屡屡守不住，才只得作罢。后来，中共为了神化毛泽东，就将“化四平为马德里”等等抹掉了。
由于长春攻不下，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让林彪去攻击锦州，因为林彪匪军在东北此前即使在平原地带也没有歼灭过国军一个军，只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消灭过在公主屯阻击从沈阳附近溃败的共匪二十万人的陈林达新五军两个师（欠一个师），别说去攻击由两个军坚固设防的锦州了。攻长春，没有国军的什么援军，而攻锦州，国军各方面的援军都可能来，长春都攻不下，怎么会想到要攻锦州？
围攻长春不克后，林彪自九月十二日开始率匪军南下，不是去打锦州，而是去打承德，打石觉的第十三军。林彪曾讲除了锦州不打，其它地方都可以打，为什么呢？因为其它地方驻扎的国军最多的是一个师，锦西、葫芦岛有国军三个师即一个军。国军人数比较少，他认为可以打。唯独不打锦州。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兴城、绥中这五个城市以后，主力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
九月十七日，林彪匪军一部攻克昌黎、北戴河，二十八日攻陷绥中，包围兴城；一部于二十七日攻陷高桥和西海口；一部于二十九日攻陷兴城；另一部于十月一日攻陷义县。
林彪无意进攻锦州，正当林彪欲率匪军攻击驻守承德的第十三军的时候，毛泽东接到了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通过中共驻上海的间谍机关发来的电报。这是一封什么样的电报呢？
原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国军统帅部决定将国军作战重点放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加强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城市守备部队和防御工事，并组成以精锐部队为骨干的机动兵团作为应援力量。南线以郑州、济南、徐州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徐州为重点，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共匪决战。蒋介石特地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共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以加强徐州方面的指挥。
当共匪利用间谍策动吴化文部叛变，让吴部让出防区，而让匪军攻陷济南之后，国军南线的防御体系被打乱了，国军方面对共匪华野、中野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作出种种推测，多数人认为华野、中野将在陇海线以南发动大规模攻势，直取徐州，威胁南京。这是国军方面最担心的。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作战。国防部作战厅提出两个方案：（一）从徐州出动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野一部；或从徐州抽调两个军转战于郑州，连同在郑州的第十六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与中野决战。（二）徐州主力监视华野，以一部肃清徐州以南、运河地区的匪军。蒋介石认为第一方案比较积极，也有成功的可能，而第二方案太过消极，所以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击中野。杜聿明认为匪军经过围攻济南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八十万人，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所以主张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放弃消极的坚守城市被动挨打的战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专门与共匪打野战，“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在蒋介石对鲁西有限目标攻击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该计划乘共匪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
十月二日，杜聿明飞抵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聿明又飞抵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共商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 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
但这一计划，被顾祝同手下的作战部长中共间谍郭汝槐知悉后，马上将其交给中共潜伏在南京的一个交通小组， 联络员立刻把情报带到上海，由上海的中共秘密电台（南京不方便建立秘密电台）发送给毛泽东。国军得到的作战计划，都是副本，正本早在毛泽东手里了。
毛泽东接到有关《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情报后，惊恐万状，立即命令在攻克义县后的林彪匪军的作战计划改为率部攻击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假象，以吸引蒋介石的注意力，使杜聿明的计划无法实施，同时，令共匪的中野及华野及早防备。
林彪此前无意攻击锦州，林彪有四怕，这四怕就是：一怕傅作义增援，抗不住；二怕葫芦岛、锦西的国军来增援，葫芦岛、锦西靠锦州比较近，葫芦岛又是海口，国军可以海运增加兵力；三怕沈阳国军向锦州增援，甚至顾虑沈阳国军把长春国军接出来之后，合在一起向锦州增援；四怕锦州国军兵力多，工事强，打不下来，伤亡一大堆。但毛泽东的谩骂，终于使林彪不得不行动了。
十月七日，杜聿明在徐州“剿总”总部召开邱清泉、黄伯韬、孙元良、李弥、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岩开会进行作战部署，决定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开始统一行动。这一行动的时间又被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随即定下了袭击锦州的时间－－十月十四日。如早一天发起攻击导致失利，则杜聿明的计划仍然能够实施，而晚一天，则杜聿明已经行动了。
这就是林彪率匪军十月十四日冒险攻击锦州的由来！这个日子并不是林彪定的，而是毛泽东定的。林彪即使怕也必须行动了，实际上林彪无意攻克锦州，毛泽东也无意真的让林彪一定要攻克锦州，只是想借此引开蒋介石的注意力，使杜聿明的计划或者延迟，或者放弃。杜聿明的计划即使被延迟也会使共匪中野和华野做充分准备以逃过国军大举突袭的一劫。当然，如果攻陷了锦州，就更注定会引开蒋介石的注意力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叫嚣：“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不幸的是，蒋介石真的上当了！十月十五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乘飞机去东北。共匪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沉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共匪中野、华野在廖耀湘兵团因故失利以后，见林彪歪打正着夺得首功后功利之心大涨而急于建功，方发起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林彪和毛泽东在十月二日之前，绝对没有想到要打锦州，林彪在东北意外得手后，毛泽东为了鼓吹自己如何有预见性，如何“英明”，就将林彪在围攻长春不克后，自九月十二日率匪军南下，不是去打锦州，而是去打高桥、锦西、兴城、绥中、义县，之后主力准备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的一段经历给篡改，将郭汝槐的间谍行为抹掉，将打锦州插入编造的十月二日之前的历史中，并伪造“关于辽沉战役的作战方针”，将九月十二日以后的林彪匪军的整个行动统统改为“辽沉战役”，这就是有关“辽沉战役”之党文化的由来。
那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批判林彪的材料中出现的有关锦州方面的一系列电报应该全部都是伪造的，关于林彪反叛毛泽东命令的电报内容怎么在批判林彪之前的二十年间没有听说过呢？电报见不到，事情应该有所耳闻吧？怎么连一丝蛛丝马迹也没有听说过呢？
由于郭汝槐泄露作战计划，使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共匪中野、华野发起所谓的“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锦州失守以后，由于蒋介石、卫立惶谁也不愿意担当东北失守的责任，蒋介石要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与东进兵团继续东西对进重新克复锦州，而卫立惶则要廖耀湘坚守沈阳。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当然明白怎么回事，即不想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又不愿美械部队在火力不易展开的沟帮子一带山区被匪军阻击围困而“虎落平川被犬欺”，遂想率部队在简单与匪军接触后，立即改向营口方向撤退，即履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又保全了精锐的美械部队。十月二十一日，廖耀湘西进兵团在空军掩护下由新立屯向南攻击前进，二十三日到达黑山、大虎山地区，廖耀湘由于并不想真正与共匪纠缠，因此在这一带只是用尽可能可以施展的炮火向共匪阻击部队轰击，而并没有投入步兵主力真正与共匪作战，一天以后，廖耀湘即不再与共匪接战而率部队撤退。根本没有发生中共党文化中吹嘘的“三天惨烈的黑山阻击战”。廖耀湘本来可以率部队轻易的从营口撤退，但蒋介石因东北失守的责任问题又不干了，中途逼廖耀湘重新改向锦州攻击前进，攻击途中廖耀湘兵团与共匪接战，由于廖本来就不想与共匪大战，稍一接触，即率部队改向沈阳撤退，当然相对于向营口撤退来说，这是最后的一个下策了。途中，廖耀湘兵团边战边退，最后，当廖兵团退到在火力施展及机械化部队运作极其困难的辽西山岳地带时，被蜂拥而来的共匪人海冲散，“虎落平川被犬欺”，廖兵团的精锐、令林彪闻风丧胆的常胜军新二十二师也随即无法施展的划上了句号。廖耀湘最后化妆成一东北老农夫向关内急奔，最后在
通过一个共匪检查哨时，因不会说东北话而被怀疑，旋即被捕。至于中共吹嘘是由 于匪军碰巧偷袭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司令部而使廖兵团失利一事则纯属伪造。
据原第五军参谋长舒适存将军在《 辽西恨》一文中说：“他（廖耀湘）早料到辽西河流纵横，沟帮子以西更是山岳地带，易受共军牵制，极为不利，他曾建议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较有希望，未被当道接受，至于受挫之后，进退不决，迁延时日，则是沈阳、北平、南京三方面往返磋商之故，不是他的本意，除此之外，他是每战必胜，没有失败过的，东北之失，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据隐藏在国防部的中共特务郭汝槐后来的回忆录透露：“在辽西战役中，蒋介石要我们陪他亲临北平指挥。” ，战后 “凭我多年的经验，……蒋对我已经不信任了。” 此处已经露出了间谍郭汝槐在辽西会战期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蒋介石不是根据郭汝槐的建议下的命令而失败的话，蒋介石为何战后对郭汝槐不信任了，这分明是说正是由于郭汝槐的建议才有国军在东北的被歼或者是郭汝槐的建议是国军在东北被歼的重要因素。
郭汝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联络员接头一百多次，提供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以及长江江防的大量军事机密，但这些事在他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中都绝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陕西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杜聿明传》泄露出以下天机：“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着说：‘各为其主嘛！’”。
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指挥的“徐蚌会战”
在十月十五日锦州失陷以前，毛泽东并没有让共匪华野及中野发动“淮海战役”的打算，毛泽东的所谓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成文时间为十月十一日，此文纯属伪造。在接到间谍郭汝槐的情报之后，一直到十月十五日，华野和中野只是防备杜聿明主动进攻计划的实施，根本没有攻击国军主力兵团的计划。十月十五日，杜聿明飞往东北之后，刘峙本来就对杜的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无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挨打阵式。即使如此，这时共匪华野并不敢去攻击国军庞大的徐州兵团，他们仍然只是在防备国军可能的攻击。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东北国军最精锐的主力廖耀湘兵团因故失利后，毛泽东才敢打起进攻徐州国军的主意的，至于中共的党文化怎样吹嘘毛泽东的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则是在事后写的，只是为了后来党喉舌宣传上的需要而做“事后诸葛亮”式的伪造，并将写作时间有意推前到十月十一日。十月十一日的时候，毛泽东的引开蒋介石注意力的攻击锦州行动尚未发动，能否攻下锦州不得而知，杜聿明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能否被推迟或解除更不得而知，情绪尚在火急火燎之中，华野及中野避难都来不及，毛泽东怎么会在十一日写出什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事实上，是在十月二十八日之后，共匪华野及中野见林彪匪军歪打正着抢得东北，夺得首功已成定局之后，方被功利之心及争斗之心所逼而急于建功，才胆敢去仓促的发动所谓的“淮海战役”的，但对取胜心里根本就没底，只是打到哪算哪。多年以后，中共的军头们自己也承认：“淮海战役是仓促发动的”。
在十一月六日华东共匪出动的时候，面对的国军是由总司令刘峙率领的徐州剿匪总部所辖的三个主力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黄百韬第七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及徐州、商丘、海州、青岛、新乡五个绥靖区的兵力约六十多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铁路的徐州至蚌埠段。
锦州失陷以后，国防部开始酝酿徐州会战。主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直属共匪总部的毛泽东），利用“居君侧”的便利，极大的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从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斐，郭汝槐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都是由郭汝槐具体拟定的。
十一月五日，顾祝同和刘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间谍刘翡及郭汝槐拟定的新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兵团在徐州附近集结，以使徐州剿总与共匪在徐蚌一带进行会战。具体计划上：黄百韬第七兵团，在掩护驻防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向新安镇撤退并归入该兵团指挥后，该兵团即向运河西岸徐州东侧地区集结。第二兵团即向徐州西侧及黄口附近地区集结。第十二兵团即由平汉路确山附近向徐州集中。 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即向徐州集中，连同第七十二军担任徐州市区及九里山守备。这一计划当然由郭汝槐及刘翡透露给了中共 。
接到刘翡及郭汝槐的情报后，共匪军头毛泽东、陈毅、粟裕见黄百韬第七兵团要撤往有坚固城防设施的徐州，如果国军的集结完成，那共匪无论如何是吃不掉强大的国军机械化集团军的，才决定立即包抄截击黄百韬第七兵团。刘翡及郭汝槐的计划的设置是故意让第四十四军归入第七兵团建制，以便能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第四十四军，使共匪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孤立第七兵团，这第四十四军原来并不属于第七兵团。
间谍刘斐、郭汝瑰的情报在指挥共匪作战，但中共窃取大陆后，为了迷惑百姓，宣扬自己如何“伟光正”，即不敢重用他俩，也忌谈他们的间谍行径，故意将间谍作用抹掉，变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英明决策”、“军事家”等等。一直到大陆百姓已经被洗脑了以后的八十年代，才允许间谍行径进行有限度的自我曝光，例如刘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儿刘沉刚撰写《刘斐将军传略》一书，中共特务程思远为之撰写序言，才露出一段“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槐则在其有限度的披露其间谍行径的《郭汝槐回忆录》中自我介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会后，我把作战计划等九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叫他马上转给党的有关负责人。”
参与过徐州会战的萧毅肃上将曾说：“（作战次长刘斐）拿百万分一的地图给老先生（当时他们对蒋中正的称呼）看，地图上的河只有一根线那么粗，老先生看都看不见。只听到他（刘斐）说得好听，我们的部队这么展开，那么攻击，老先生就哦哦哦的直见点头，大家又说不上话。部队到了那里，根本不是那回事，连河都过不去。只怕连这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
另据当年接触过刘斐的国民政府官员的《记红朝最大‘功臣’──刘斐》一文透露： “还有一点是人所难能的就是他（刘斐）能饮酒，能唱京戏，又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官场的交际场合中，是极够条件的。加以擅长词令，谈吐风雅，娓娓动听，且又能够强不知以为知，一个问题，只要他懂得一二分，他便会运用最玲珑的言语，自圆其说。不巳，他还能够旁若无人，大言不惭，乃至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假如你能聆听他说一席话而不细加分析，真像听到一位学者、教授或是专家在讲学，也像听到一位雄辩家在演说，头头是道，面面俱圆。可是，当你慢慢的去体味他的内容时，却又空无一物！譬如说，抗战时期，他身负军令重责，参与戎机。从来没有听过在那一次的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是在那一次的战役中，因为他卓越的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个大胜仗。”刘斐真乃当年的赵括再世也！
一九五六年，共匪头目毛泽东在为共匪元帅、共匪将领授“勋”仪式上曾说：“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
十一月六日晚，陈毅华东共匪开始行动，向新安镇压来，面对这一新的情况，黄百韬决定不再等待新归建的第四十四军，而立刻率领全军往徐州撤退，以免全军陷入孤立而覆灭。但作战次长刘斐竟坚持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第四十四军，这一等就是两天，最终断送了黄百韬兵团。一直到八日凌晨，第七兵团才开始从新安镇附近西撤。也就在这一天，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该绥靖区副司令共匪间谍张克侠及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在台儿庄、贾汪叛变，让开运河防区给共匪，徐州北正面顿时暴露，华东共匪趁势轻松渡过运河，直趋陇海路上的曹八集，截住了黄百韬兵团往徐州的退路。
第七兵团且战且退，原配属该兵团的重架桥营，渡沂水时架桥两座，因后卫遭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匪军攻击，使该两座桥梁无法撤收，导致全部损失，故当渡运河时架桥材料缺乏，黄百韬为保护随军撤退的民众，让由海州随军撤退的学生及难民约二万多人，先行通过，致使部队渡河更增添了困难，见此困境，黄百韬急令所属第六十三军沿运河东岸南下，由富润附近渡河。七兵团在且战且退中，毙伤匪军一万多人，于九日渡过运河，继续西撤，当晚到达碾庄附近。十日上午，黄百韬接获国防部刘斐空投命令，命令该兵团立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共匪决战。
直属华东共匪敌工部的间谍刘斐将作战计划先于国军让共匪知道，十日晚，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共匪包围。这一天，副总指挥杜聿明接替刘峙指挥全局。十四日，共匪向七兵团发起总攻，主攻先指向南正面的第四十四军防地，后又转向西正面的第一百军方面。共匪用人海战术，不顾伤亡，行波浪式猛冲，激战至十五日夜，匪军经国军空军不断的轰炸及扫射，以及守军炮火、机枪火力的猛烈还击，伤亡惨重，阵前共匪死尸枕籍，血盈成河，被迫停止攻击。十六日凌晨，共军之人海又满山遍野而来，向碾庄附近第七兵团疯狂猛犯，激战至十八日，该兵团之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大部伤亡殆尽，外围据点亦逐次为共匪攻占，防御地区缩小，空投补给困难。
当共匪逼近碾庄核心阵地时，共匪间谍第四十四军第四四九团团长肖德宣，主动放弃碾庄正面前板桥和碾庄车站的所有阵地，为匪军攻占碾庄核心阵地闪开了一个大缺口。二十日碾庄陷落，黄百韬指挥残部转移到东北大院、吴庄、大兴庄等地与共匪继续奋战，一直血战到二十二日凌晨，阵地最后被共匪人海突破，兵团司令黄百韬将军自戕殉国。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负伤失踪，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遭匪军劫持，除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及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以及少数零散官兵突围至徐州外，余均壮烈成仁，共军伤亡竟达十万人以上。 据说，共匪头目粟裕一听伤亡数字，当即震惊的晕了过去，这还是打到哪算哪的作战刚刚开始，就伤亡了十万人，国军的另一主力兵团－－－邱清泉兵团碰还没怎么碰呢，伤亡这么大还怎么建功跟林彪比一比呢？在黄百韬军的最后阵地被攻破前，来援的邱清泉兵团在临近徐州时接到刘斐的电报，言徐州有敌情，让其在徐州附近停留了六个小时，而没有直接突向碾庄战场，黄百韬军则正在此时弹尽粮绝，黄百韬等待救援不及，最后绝望自杀。
事过多年以后，经历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名将孙元良回忆当年的作战情况，曾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而邱清泉将军更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曾直言不讳的说：“国防部里有共谍，今天这个仗是亮子和瞎子打架，瞎子本领再高强，无论如何也不会打赢亮子。中原会战共匪是亮子，而我们是瞎子，如何能战？国防部给我的命令，副本先到那边。”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本来并不属于徐州剿总，而是华中剿总，但直属共匪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及直属华东匪军敌工部的刘斐在拟定作战计划及组编部队时却故意让其从千里之外的华中奔赴徐州，并将共匪间谍廖运周的一一○师编入第十二兵团，廖运周师的共匪间谍们确认这次行动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廖运周；《第110师起义始末》）。此种怪诞自有猫腻，其险恶本意是让国军精锐全部葬送在长江以北，促使国民政府守卫江南的信心自动崩溃，以使共匪轻易窃取江南。
第十二兵团奉命出发前，胡琏经研究地图后发现，驻马店到徐州并无可供大兵团运动之道路，尤其十八军、十军汽车及三匹骡子拉的弹药车各有千辆，现仅有一条泥土道路绝无法负担，问题十分严重，乃向蒋介石建议：“十八军及十军分别在驻马店、确山、信阳等用火车运输到汉口，换乘轮船至南京浦口，转乘津浦铁路火车北上徐州，而十四军仍由驻马店循正阳趋蒙城，八十五军则北上，上蔡右旋亳州，在十四军之北侧向徐州并进，并可互相策应。” 蒋介石当即同意，但同时又让胡琏与国防部协调。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胡琏接到特急电报：“胡老太爷昨晚在西安故世！”胡琏是个孝子，接电后痛哭失声并急电蒋介石，准给丧假一个月回西安奔丧。
临行前，胡琏召集十八军、十军师长以上干部开会，逐一向黄维介绍各军师长及军师特性，并向黄维慎重提出建议：1） 与共军作战，贵在灵活，绝对不能“被围”。
2） 此去徐州请司令官速派一得力高级人员赴南京，向国防部争取平汉路、津浦路由招商局调集车、船运送十八军、十军，此事非常重要。但胡琏走后，黄维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大军开拔后，随即兵团人马即挤在正阳、驻马店往阜阳的泥土驿路上，人车争道，无计可施。
由于郭汝槐及刘斐已经事先将徐州会战计划通报给了中共，当第十二兵团于十一月八日开始，由平汉路确山附近东进以后，窜扰于确山附近之中原共匪刘伯承的第二纵队，对第十二兵团的前进路线全部知悉，抢先于第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一步东进，当匪军通过后，将沿途桥梁道路彻底破坏，以迟滞第十二兵团的行动。第十二兵团于十一月十六日进抵阜阳，十八日进抵蒙城，二十三日黄维奉命由蒙城向津浦线宿县前进，协同该方面的第六兵团，沿津浦线附近向北攻击，并配合徐州方面沿津浦线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共匪，打通津浦路。
第十二兵团于二十四日，击破刘伯承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各一部，强渡涡河，二十五日进抵距宿县西南二十余公里的南平集附近，即遭原集结于该附近地区并守候己久之刘伯承匪军七个纵队的阻击，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被匪军以人海包围于双堆集附近。当日，主管军队调动的作战次长刘斐又令固镇附近第六兵团南撤蚌埠，致使第十二兵团的处境更为险恶。
随后，被围困的黄维组织数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一次，黄维计划用四个主力师同时出击，平行推进，而将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廖运周所部置于中间，但共匪间谍廖运周为了使一一○师叛变后能顺利脱逃，而给黄维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廖运周；《第一一○师起义始末》）。黄维不知是计，从谏如流，结果让廖师于二十八日夜轻易叛变并开出了包围圈，黄维的突围计划只得作罢。中原共匪头目邓小平，张际春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我利用了原有的关系，争取了廖师之起义，而起义的时间选在敌人以四个主力师[包括廖师]平行地向我出击及敌人攻击最高峰的时候，收效颇大，给敌人在精神上打击不小”。之后，黄维将突发情况报告了国防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刘斐命令黄维调整部署，固守待援。此后，战场经验丰富的胡琏由西安赶到前线，经视察知大军必须马上突围，遂急电国防部：“请速即准许兵团突围！”但刘斐却下了如下命令：“我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可吸引共军五十余万主力，对我精心规划决战之东战场减轻压力不少！裨益甚大，绝不准突围！”间谍刘斐的命令使胡琏挽救第十二兵团的设想彻底落空。
随后，黄维以第十四军占领沉庄、杨□子，第十军占领杨在、马围子。第八十五军占领后周庄、宋庄，第十八军占领双堆集、赵庄、金庄、许庄、吴庄，就地采四周防御，并临时以车辆充作防御工事。匪军乘国军尚立足未稳，昼夜不停发动猛攻，并征集大量民夫，于四周挖掘一层接一层之围困堑壕，将国军机械化部队团团围困。
之后，华东共匪陈毅部派了三个纵队加入中原共匪刘伯承的围攻序列，自此第十二兵团大军被困于此一狭小地区，粮弹全凭杯水车薪的空投。当时，被围困的十二兵团每天急需的给养至少两百吨，靠空军空投的粮食和弹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十二月八日夜，中原共匪及华东共匪各一部，对双堆集第十二兵团发起总攻，因国军被围日久，粮、弹两缺，及体力疲惫，激战至九日，宋庄、后周庄被匪军攻占，十日杨围子阵地复遭匪军突破，守军大部牺牲，十一日马围子阵地再遭匪军攻陷，十三日匪军彻底集中大小炮火，向第十二兵团最后核心阵地实施猛打，每一村落均落弹千余发以上，军民伤亡惨众，阵地多遭匪军摧毁，十四日杨庄、李庄等阵地均遭匪军攻陷，十五日匪军以火海支援掩护其人海作最后之猛攻，国军己无险可凭，且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乃分向东南及西南突击，仅副司令胡琏（乘战车）及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匪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战事至十六日晨结束。
当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被围以后，主力往徐州集结进行徐州会战的计划已经落空。而徐州的战略物质储存又极其有限，一年前，在共匪间谍权兴周的策动下，九里山军火库被炸，被炸毁步枪四万余支，军车八十辆，药材四百箱，汽油两百多桶，弹药无数。而这时，中原匪军攻陷宿县，切断了徐蚌的交通，使坚守徐州的物质供应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坚守徐州也不现实，因此，杜聿明有意放弃徐州，但杜聿明当时已疑心郭汝槐“通共”，因此故意避开刘斐、郭汝槐两人而与蒋介石直接达成了“撤而不打”的密议。十一月三十日夜，杜聿明按预定计划，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开始行动。由于放弃徐州是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事先所不知道的，因此共匪当然也不知道，这回共匪抓瞎了，“军事家”也露了馅了。
华野共匪头目粟裕闻悉杜聿明主动放弃徐州西撤，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匪头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谈起徐蚌会战时，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击杜聿明集团。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万一让他们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
由于放弃徐州出乎匪军的意外，因此在十二月一日午前，三个兵团顺利全部撤出徐州，向永城方向挺进，据空军的侦察报告，撤退的部队情形良好，队形整齐。杜聿明的决定打乱了间谍的阵脚，刘斐和郭汝槐只得打蒋介石的主意了。
当杜聿明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时，华野共匪头目陈毅及粟裕根椐同间谍郭汝槐达成的秘密约定命令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匪军故意向北佯装退却，这时蒋介石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恰在此时，间谍刘斐居心叵测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槐则险恶的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需求战而不能避战”（《郭汝槐回忆录》）。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十点空投命令给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淮海战役亲历记》）。
实际上，蒋介石这个变撤为打的决定，等于是把已脱离虎口，已经跳出华野匪军包围圈的杜聿明再次送进虎口，把杜聿明部推上了绝路。等杜聿明接到国防部令其马上向匪军进攻的正式电令后，他感到蒋介石之所以变更决心，完全是郭汝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杜聿明的推测完全被郭汝槐自己的介绍证实了。
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重新部署后，匪军立即对重新转进中的国军发起追击拦截，至十二月六日杜聿明部三个兵团被围困于陈官庄地区。此时，杜聿明鉴于匪军从南面围堵，从其他三方面进攻，企图压缩包围圈，态势至为不利，乃决心于当日（六日）夜三个兵团同时突围，但旋又因为顾虑丢失所有的机械化重武器装备而无法负责任而决定暂不突围。但此一暂不突围之决心未能传到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致造成第十六兵团单独突围，损失巨大，冲过匪军火网时，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腹部中弹阵亡，仅第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军七、八千官兵突围到了永城，孙元良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突围入黄氾区，最后到了武汉。
随后，杜聿明立即对剩下的两个兵团调整部署，构成环形防，并开设了空投场及小型着陆场，准备固守。于是十五万官兵就困守在这方圆仅九公里的有限空间内，所有补给，只能依赖空投。后国军与匪军互有攻击，均颇有伤亡，战斗至十五日，杜部的防区更形缩小。此时，共匪头目们因害怕傅作义部从海上紧急撤退，而停止了对杜聿明部的攻击。
自十二月十七日起，气温骤降，连降了十日大雪，期间空投完全中止，国军为了生存将被围圈内的马牛羊猪犬猫等，是凡能吃的都吃光，即连麦田内的麦苗也吃光，最后只有水尚可以喝到，二十八日雪停后虽然恢愎了空投，但气候仍然非常恶劣，空投仍然受限制而不能完全展开，为救援包围圈内被围困的国军，国民政府在南京全市发动做大饼，直接空投大饼，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天气开始放晴，方正式恢复空投，计划空投粮弹补充后，再兴攻击或突围，不料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的一个营于三日夜被匪军策反而叛变，国军之虚实及企图完全泄露给了共匪，匪军不待国军完成补给，于五日夜纠集陈、刘两匪军主力，实施最后总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先士卒奋战负重伤，六日自十八时起，匪军利用原挖掘之堑壕及交通壕向前推进炮火，行直接瞄准摧毁野战工事，匪军人海则沿着交通壕迫近国军阵地前，出交通壕及堑壕后立即向国军阵地内猛冲，血战至七日晨，第二兵团正面窦凹、魏小窑及第十三兵团正面何庄等据点先后被匪军攻占，守军壮烈牺牲约九个团，九日夜阵地到处遭匪军突破，部队失去连系及指挥掌握，遂纷纷向外突围，杜副总司令遭匪军劫持，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乘战车突围，于途中战车陷入匪军的堑壕，当遭匪军围劫之际，邱清泉将军举枪自戕殉国，最后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负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等均突出重围，随后继续向淮河方面南进。十日拂晓，战斗终止。
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平津之战
对共匪作战，在锦州遭到攻击的时候，可以不理共匪，丢了锦州又有什么关系？！按原计划发起华东及华中地区对匪军的野战，同时让廖耀湘坚守沈阳，将林彪的部队粘住在东北。在进击华野及中野匪军的野战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待击垮华野及中野匪军之后，全军北上，合力击垮林彪。只要不执著于坚守城市，专门主动与匪军打野战，与社会中下层民众多加接触，减少税收，同时揭露共匪的邪恶，并在其中扩充壮大自己，共匪必败。
当东北的廖耀湘兵团失利以后，由于国军采用的都是坚守城市战术，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在长江已北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了。华北及徐州国军主力应立即向江南撤退，华北国军的撤退应该采用海运，即发挥国军海军的优势，同时又可以避免陆军的损失，根本不用等到整个东北沦陷后再采取行动，同时将知识份子及金银细钦尽可能多的随军送往江南，随后全力拱卫江南。让所谓的“平津战役”及“淮海战役”根本就不发生。在江南整顿并定下心来后，再观时势，静观其变。如以长江为界的话，一九五○年的韩战根本不会发生。 当然，这是题外话及马后炮了。
东北失陷以后，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召到南京，参加最高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华北的作战方针。
会议上，蒋介石想让傅作义把部队撤到江南去，并委任他为华东南的行政长官，在傅作义是不是愿意去江南的问题上有很多的说法。一说，他害怕蒋介石吃掉他，所以宁愿去绥远，其实这是一种共匪的思维方式，因为共匪是那样随便杀来害去的，共匪的心胸是针尖大，它也想蒋介石的心胸也是针尖大，傅作义是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蒋介石能随便害他吗？只有中共会杀抗日名将，如害死张灵甫、邱情泉、廖耀湘等等。而蒋介石可是在台湾建有荣民医院等等，对参加过抗日的老兵，一律发“抗日荣民”证，享受特殊优待。像抗日将领石觉、李弥等等都是病逝于台湾的荣民医院。另外，绥远会比江南更安全吗？会比江南守卫的更持久吗？很自然的，江南会比绥远的周转余地更大些，最坏还有个共匪难以逾越的台湾。海路比陆路更安全，虽然国民政府的海运能力有限，但运送傅作义部队从海上撤退总比从陆地撤退损失要小，因此，傅作义自然而然的会乐意率领部队从海上退往江南。至于让傅作义部队转入徐蚌战场，那是不可能的，如这样的话，他宁愿去绥远，蒋介石不会乐意傅作义去绥远的，增强江南的力量会使蒋介石心里更觉得有挡箭牌。
就在傅作义从南京返回北平后，他开始在心里酝酿往江南撤退的事情，要撤往江南并不是一件让人很容易平和的接受的问题，他也不可能不事先向女儿傅冬菊透露，但是傅作义却没有想到女儿是中共的间谍。十一月十五日，傅作义向女儿透露了自己的心事：全军要往江南撤退。当即傅冬菊坚决反对，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心事重重焦虑万分的傅冬菊立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匪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让东北匪军立即入关，他没有那个思维，东北的战事刚结束，事还没有搞完呢，一切也并不是都那么让毛泽东放心。但在接到傅冬菊的电报后，毛泽东不得不让林彪率匪军立即入关了。傅作义的部队如果撤往了江南，那么图谋江南就不是那么让他毫无顾忌了。傅冬菊的电报最终毁了傅作义及几十万将士。
十一月十六日凌晨，毛泽东给东北匪军发出了电报，鼓动东北匪军主力提早入关， 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十七日林彪回电：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见状，急眼了，于十八日给林彪发了一封口气极其逼人的电报：“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及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同时，毛泽东让傅冬菊对傅作义继续进行统战。
傅作义是中国闻名的抗日名将，但在父女之情方面私心太重，在女儿的重重攻击之下，傅作义真的对中共起了幻觉，没有发现用暴力取税（杀地主抢钱粮）的中共其私心是最大的，对一个民族的危害会有多大。在父女之情重弹的猛烈轰炸之下，傅作义成了女儿的人质，一方面设不掉父女之情而被重重缠绕，经不住女儿的诱劝，对中共产生幻觉，同时又被不愿与中共为伍应撤向江南的正确决定所反击，一时傅作义因矛盾心里不但无法对撤向江南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且对平津地区的防务问题也是虚与应付，任其排成一条长蛇阵，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匪军之先头部队已经逼近长城，二十七日榆林、秦皇岛失陷。匪军纷纷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由榆临入关之匪军为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南犯天津、塘沽，试图截断国军经由海上转进的退路；与此同时，匪军第一纵队由界岭口入关，第十纵队由冷口入关，第三纵队由喜峰口入关，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由古北口入关，当匪军于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遭国军空军猛烈轰炸及扫射，伤亡损失极重。
当林彪匪军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聂荣臻匪军亦纷纷向张垣及平张段之平绥路怀来以西地区集中，其第一、第二、第六纵队，于二十九日攻陷张垣外围的旧万全、怀安、柴沟堡等据点，包围了张北及张垣。十二月一日，傅作义令通县附近华北战场最精锐的部队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以四百余辆汽车输送，驰援张垣，二日凌晨进抵张垣附近，协同守军对匪军进行内外夹击猛攻，将匪军杀的大败，遂解张垣之围。三十五军原定于三日凌晨连同张垣守军一起向东撤往北平，因城内民众要求继续保卫张垣而延迟行动。四日，由古北口入关之林彪匪军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等，击破国军第九兵团第二九九师，攻陷密云、怀来、顺义；聂荣臻匪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向张垣反扑，第九纵队由易县西面的紫荆关向涿鹿急进；第三、第四纵队由赤城附近向下花园急进。向张垣反扑的匪军，与国军激战到五日下午，匪军伤亡惨重开始向后撤退。此时，傅作义命令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指挥第一○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守备张垣，以牵制匪军；令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于五日夜乘汽车向东撤回北平。接命令后的第三十五军由于携带张垣军眷同行，一直延迟到六日上午十一时才开始行动，黄昏时分到达下花园附近，入夜，由南面而来之匪军第九纵队及由北面而来之匪军第三、第四纵队，满山遍野的到达战场，该军一面掩护两侧背，一面向东攻击，以打开一条血路，激战至七日黄昏时分，占领新保安，但全军已经完全陷入隘路，进退维谷。
十二月七日以前，新保安并没有任何的国军驻守，因此，被包围的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在没有任何现成工事可依的情况下，就地构筑工事，将配属的四百余辆卡车，全部用来充作防御工事，并以城中的钟鼓楼为核心，构筑核心阵地，全军信念已定，如无奇迹出现，就决心最后与阵地共存亡。此时最为困难的，是粮弹的补给，自从被围以后，全赖空投，不仅杯水难济车薪，且因地区狭窄，四周又为高山，各山头均布有匪军的高炮及高射机枪，临空的运输机因此只能实施高空投掷，因此投下的粮弹，大部分落入匪军阵地。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雪停后为扩大空投场，三十五军集中兵力火力，向东车站及北正面连续发动了九次攻势，但因兵力及弹药均不足而未告成功，祗是消耗仅存的弹药及增加人员伤亡，由于医疗及医药均极其缺乏，伤员终日呻吟在冰天雪地中，惨不忍赌。
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围后，毛泽东抛出了一个什么“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对杜聿明三个兵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对张家口、新保安的国军“围而不打”。国民政府时期，张家口的称呼流行的为“张垣”，而根本不是什么“张家口”。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现在也说：“张垣就是张家口，张家口在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击败北洋军阀后改称张垣，解放后恢复原名。 ”因此，那个“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五十年代伪造出来的，而根本就不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写的。有人可能说是将名称改了，那“北平”为什么没有改成“北京”呀？
中共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吹嘘了几十年。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毛泽东的预见性，而是在间谍指引下出笼的。
当傅作义的主力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围后，虽然先前傅作义被当中共重要间谍的女儿傅冬菊迷惑而在往江南撤退还是与中共苟合之间矛盾着，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往江南撤退。当第三十五军十二月七日在新保安被围后，战场经验丰富的傅作义，自知第三十五军将不保，见此时塘沽、天津都还没有被围，想往江南撤退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当然傅作义忘不了告诉女儿傅冬菊，傅冬菊见状又慌了，立即用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了虚假的设想：如果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部或被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很快失利，则傅作义想往江南撤退的念头会更加强烈起来。这就出现了匪头毛泽东那“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将此事中间谍傅冬菊的作用抹掉之后，毛泽东也“奇特”了起来。
在间谍傅冬菊的统战下，傅作义的正确念头一直没有再强盛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一直左右摇摆不定，一直到一个星期以后的十月十五日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垣等全部被匪军围困，华北国军之撤退均不可能，傅作义的正确念头消失的无影无踪为止。此时，傅作义由于心情纷乱，哪还会管什么第三十五军及遥远的八杆子打不到一撇的杜聿明部的什么作战结果？毛泽东自十月十五日天津被围后的什么“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纯属故弄玄虚，毫无意义。
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聂荣臻匪军调集其主力，林彪匪军第四纵队亦西调参加战斗，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发动了总攻，匪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及火力，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新保安猛扑，饥寒交迫的国军祗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匪军拼战，国军空军亦临空支援战斗，但因此时北平机场已经失守，只能利用青岛基地，而战斗机又限于航程半径，仅能以轰炸机及以运输机携带炸弹临空支援，二十一日张垣孙兰峰第十一兵团曾以精锐之步兵配合骑兵向东突击增援解围，但遭匪军阻援，第三十五军于此谷地孤军奋斗，与绝对优势之匪军血战至二十二日午后。此时，国军粮弹罄尽，官兵伤亡殆尽，连络终断，开始进行逐屋的各自为战，至二十三日中午枪声方才停息，军长郭景云以最后一粒子弹自戕殉国，全军壮烈成仁。
张垣守军为国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指挥的第一○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以及地方团队等。十二月十五日，仅剩的一个外围据点张北被匪军攻陷后，张垣完全被围。二十三日，新保安战斗结束，匪军转移兵力直趋张垣，林彪匪军的第四纵队也扑了过来。
由于张垣此时已经完全孤立，守将孙兰锋于二十三日开始率部向西北突围，因张垣北方的张北已经被匪军据守，西北部都是隘路，突围的部署分为两路，第一路经陶赖庙，该隘路的出口极为狭窄，但通过此出口即为一片大草原，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十一、第十二旅经此突围；第二路经二道井子，为一宽约一千五百公尺长约十公里的大山沟，大山沟之内还有小山沟，在二道井子出口处为大马路，第一零五军及骑兵第一、第五旅经此突围；突围开始后，第一路于出口处被匪军的伏兵堵死，经多次冲锋，主力始终未能冲出，第二路先头抵达二道井子时，该隘路口被林彪匪军的第四纵队赶上堵死，第一○五军每次以两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争夺该隘口两侧的山头，前后发起十余次冲锋，但均未告成功，傍晚时分匪军主力到达，隘路两侧及前后均为匪军之人海，国军陷于该两隘路中无法展开兵力，骑兵更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激战至二十四日，最后除孙兰锋率数千人突围至绥远外，其余多阵亡或失踪。
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塘沽、天津、北平都被匪军分别包围。十七日，南宛机场遭林彪匪军第三纵队攻占。十七日，匪军对北平缩小包围圈，林彪匪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聂荣臻匪军第七纵队，攻陷北平西郊据点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等，国军全部退守城厢，凭城与匪军决战。北平被围后，国军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昂，备战非常积极，一方面加强城防工事，一方面在城内开辟了东单机场及天坛机场，天坛机场在十二月十八日已经可以起降C-47型运输机。此时，傅作义南撤江南的路已断。
严格的来讲，傅作义对共匪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此时战也没有什么益处，无法解脱的痛苦使傅作义曾试图吞火柴头自杀，只是因为对女儿的情感而没有在自杀的路上走下去，其实这时傅作义可以将部队解散，自己和亲信乘飞机脱身，总比投共要强的多。但是，在间谍女儿的情缠之下，傅作义没有这么做，而是和共匪真搞起什么和谈来了，先谈的是价钱，谈不笼，那就要继续打了。
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匪军包围了天津和塘沽，开始以第一、第七、第八纵队对天津实施围困，同时集中第二、第六、第七、第十二纵队、炮兵纵队、及军区独立师等，强攻塘沽。十二月底，匪军围攻塘沽惨败后，开始转攻天津。当时天津各机关及军队已经被共匪间谍大举渗透，天津市长杜建时的妻子，就是共匪派来的间谍，因此，匪军对天津国军兵力、防御部署、工事设施等已经事先知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匪军开始对天津进行试探性进攻，国军在空军及炮火支援下，先后击退匪军八次进攻，毙伤匪军一万多人。十三日，护城河河水因寒流封冰，人马均可以通行，此时天津正是处于大雾季节，每日到上午十点才开始消散。十四日，匪军利用护城河封冰及晨雾国军空军无法支援，于十四日拂晓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攻击，由于间谍使匪军事先知道各处防卫的底细，至十六日，天津沦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及另六位主要幕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等，均同遭匪军劫持。
塘沽地区，包括塘沽及大沽，是一个优越的滩头阵地，后方依托海洋，有利于三军联合作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塘沽分别被围，林彪匪军集中第二、第六、第九、第十二纵队开始强攻塘沽，自十六日开始，匪军以火海掩护其人海，前仆后继行波浪式猛冲，国军守军后方依托海洋，无后顾之忧，军心稳定，士气激昂，在国军舰炮及空军支援下，以火海对匪军人海，并配合短捷的逆袭，将匪军人海之进犯悉数粉碎。连续激战到二十七日，匪军最后以孤注一掷之势发动总攻，又被国军三军的联合作战摧毁，匪军不仅伤亡惨重，且大部分人马及火炮均陷入塘沽周边的沼泽泥潭。十二月三十日，匪军以四个纵队连续半个月对塘沽猛攻不克后，信心尽失，遂中止了对塘沽的攻击，以匪军第九纵队及军区部队独立第七师等对塘沽继续围困及监视，星夜将第二、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等转移至天津方面，改攻天津。
天津失守前后，傅作义在中共间谍傅冬菊、邓宝珊（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傅作义，副总司令为陈继承、吴奇伟、宋肯堂、郭宗汾、邓宝珊、上官云相，李文）的统战下，已经开始公开通共，邓宝珊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受傅作义的安排进入北平以后，一直作傅作义和共匪的中介人，频繁往来联络。因此，此时，塘沽已经彻底失去战略价值，国军乘攻陷天津的匪军尚未及转移兵力之前，在海军第一舰队的支援及掩护下，主动由海上撤退，撤退时除部分掩护部队与匪军胶着无法脱离外，另第三十四号铁驳所载的部队遭匪军截击，及交警部队失去连络约二千多人外，其余三万六千多人及械弹物资，以及华北部分机关人员等，先抢运到长山列岛，再转运至上海，于一月十九日全部抢运完毕。
一月十九日，中共间谍邓宝珊陪同共匪以叶剑英为首的所谓代表团进入北平城，住北京饭店。二十一日，傅作义被逼无奈与匪头叶剑英在所谓的“局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二十三日晨，北平市区内的国军开出城外经共匪指定的地点集中，国军中的高级将领，除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及其所属之各师长外，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十六军军长袁朴及其所属各师长冯龙、陈鞠旅、周士瀛，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及第十三军各师长，第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等，在国军开出城外前均搭机离开平飞往南京。
中共匪头毛泽东因邓宝珊为傅作义牵线达成所谓的“局部和平”有功，给他在偏僻地区的老家找了个官做，当甘肃省伪人民政府主席，一九六六年文革中，邓宝珊被斗臭斗垮下台，一九六八年死在大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