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报导）香港《大公报》14日题为“处理维权骚乱勿当作敌我矛盾”的报导援引内地学者于建嵘的话说，中国绝大多数群体事件是普通民众的维权行为，处理这类事件时不宜抱敌对心态，以免出现过激行为。

《大公报》在报导对学者于建嵘的采访时，首先援引了中国官方媒体不久前有关群体事件的评论文章的一句话，“全国群体事件有扩大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的苗头”，于建嵘的观点，显然有别于官方评论文章的观点。

于建嵘表示，政府在解决群体事件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归结为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操纵，搞成敌我问题。他说，不排除少数群体事件中发生抗争和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但这是群众不满情绪的发泄，而不是敌对势力所为。

旅美政治学者方觉表示，切身利益受到损伤的民众缺乏与政府沟通和协商的渠道，这是导致群体事件的根本原因—-

方觉：“目前国内的维权还是比较活跃的。对于这种活动，中共政权已经逐步重视起来了；但是重视的角度可能不完全妥当，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稳定社会、稳定政局的考虑来应对维权活动。尽管中共政权在最近几年多次使用警力去对付维权活动，但是维权活动还是不断发生，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现在中共政权在加强同民众的的社会沟通方面做得是不够的。还是政府高高在上去要求群众遵守法律，要求群众不要做群体性的抗议事件；而不是解决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贫富差距严重扩大，官商勾结十分普遍，导致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受到损害的民众也没有一个和政府进行协商的正常渠道，所以迫使底层群众不得不采取群体性抗议的方式。”

这位学者表示，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一些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

方觉：“贫富差距是导致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比如像04年的时候，四川汉源县上万民众抗议当时中共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水电项目在汉源县大量征地，征地的款项又没有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去扶持当地的贫困事业，而是层层被官僚和开发商侵吞了。所以汉源县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正好是贫富严重不均、官商勾结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典型事例。”

方觉说，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文章中有关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群体事件的话，沿袭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

方觉：“我读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这个评论是12月8号发表在新华社的网站上的。其中提到所谓的‘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插手维权活动’这一说法是一种传统的、阶级斗争式的说法。把一个本来是民众反对腐败、反对贫富差距、反对政府漠视底层民间疾苦的底层民众的抗议，提升为所谓‘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插手维权活动’。

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的维权活动没有任何境外势力插手，也不存在境内的敌对分子去利用维权活动。绝大部分维权活动还是底层群众出于保护自已的权益；出于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的愤恨自发组织起来的。

所以中共政权不应该过分强调所谓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插手维权活动，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去面对底层群众抗争的根本原因，从解决贫富差距、从反腐败、从加强政府同民众正常社会沟通的角度去解决群体事件。”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现在虽然不讲阶级斗争了，但是阶级斗争的思路仍有所表现—-

刘念春：“以前不是有5％ 的阶级敌人吗？它的思路实际上一直没变。虽然不强调阶级斗争了，可是共产党对不同意见、不同群体的抗争，一直采取镇压的措施：从‘民主墙’到八九‘六四’、到维权事件，它一直是采取这种措施。实际上越镇压，越是没有宣泄的地方，就和高压锅一样没有任何宣泄的渠道，到最后自然就会爆炸。”

刘念春说，只有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民众与政府之间才能沟通协商，进而化解矛盾与纠纷、导致和谐社会的诞生。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