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第一次见到杨军，是在2005年的一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他站起来发言时，听众席中响起了窃窃私语，似乎不少人认识他，同时也在议论他。我不知这个名叫“杨军”的人有何特别，为何能引起如此骚动。向旁边的人打听一下，得到的回答是：“他就是六四时的学生领袖杨军啊！悉尼华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已经好多年不出来了！”
哦，原来是个“曾经的”风云人物。那以后，时常会在公众集会或研讨会上看见西装革履的杨军。他经常发言，凡讲话必冲动或激动得落泪；他还称自己为艺术家。
我很难在心中将“学运领袖”和“艺术家”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于是有意无意地开始留意他。后来终于有机会与他长谈一次。他的“精彩人生”让我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将他的故事写出来。
然而我立刻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劝告：杨军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还是慎重为好。
有争议？什么争议？我继续默默地观察他。几个月后，我“力排众议”，完成了对他的采访。还未有时间动笔时，杨军突然又在澳洲全国性大电视台，于中共建政五十七周年那天，“隆重”推出的一部关于中共欲出资一亿美金，获取澳洲“金属风暴”武器的报导中，再次成为“风云人物”，而受到“世界”的注目：他不但拒绝了中共两百万美金的开价，拒绝替中共做这笔“生意”，还将这笔交易的内幕捅给了主流媒体。第二天，关于他的报导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 就“金属风暴”接受澳洲九号台采访 |
对此，我毫不奇怪。他的至情至性，注定了他的一生一定会如火如荼的燃烧，让他在大起大落中经历人生中最好的和最糟的；至于他最终到底是会被自己“燃烧”殆尽，还是在“绚烂”之后走向永恒的宁静，或升华为另一种辉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军，你记住了，你要永远帮那些你要去帮的人。”
杨军1956年出生时，是个仅七个月的早产儿。父母当时都在部队，他出生后八个月，就被送到河北安国县的姥姥家。
童年的记忆，除了穷，还是穷。那时正是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时期，平日里吃的东西，大多是“苦类”，比如榆树叶加棒子面什么的，吃完后肚子胀得特别难受。堂屋的梁上虽然挂着白面馍馍，但那是应急的，平时根本不能吃。
| 杨军2000年回到老家安国县张乡村时，家乡贫穷依旧。 |
杨军记得，那时村里经常有要饭的光临。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老人，背着破麻袋，牵着个孩子，要饭要到他们家来。姥姥二话没说，搬个凳子就将挂在梁上的应急馍馍拿下来，几乎全部倒在了要饭老人的麻袋里。要饭的带着孩子跪在地上，连连对杨军的姥姥说：“活菩萨啊！”
但是，杨军的舅妈不高兴了。面对儿媳的不满，杨军的姥姥没说什么，只把他揽在怀里说：“小军，你记住了，你要永远帮那些你要去帮的人。”
杨军说，不知为何，虽然他那时只有四、五岁，但这句话就这么永远留在了他心里，并促成了他一生的人格。
走进音乐
八岁的时候，父母复员了，将他接到北京上学。九岁那年，姥姥去世了。杨军很想回河北奔丧。姥姥是心中最亲的人。但父母怕影响他学习，不让他去。他想念姥姥，每天对着北方流泪。
在感情上最痛苦的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在吹黑管。若干年后，他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这首曲子是德沃夏克客居美国时，因怀念自己的祖国而做。九岁的杨军虽然从没学过音乐，甚至不知发出这种声音的乐器叫什么名字，却因为“思念”的契合，而感到一种灵魂深处最深刻的悸动。
于是他发了疯似地要学黑管。他觉得只有吹奏黑管，吹奏那首《自新大陆》，才能表达和寄托他对姥姥、对河北老家的思念。
父母是当兵的，虽然住在文化部大院，但家里没人搞音乐；同院的名演员说：“杨树勋的儿子想搞音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少年时期的杨军（左） |
也许杨军天生便是一个特别倔的人。刚从农村回北京时，因一口河北话被同学耻笑，杨军便学美国总统林肯的样，跑到陶然亭公园，嘴里含着石子，学着北京人的样子，弯着舌头讲话。
学黑管也一样。当别的孩子都在玩儿的时候，他骑着车来到前门附近的小树林里，忍着那里因修建地铁而堆积的大堆脏东西发出的臭气，“五冬立夏”地吹，经常吹得嘴都破了。为了偷艺，他还经常在严寒中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陶然亭到和平里，只为能在窗外偷听别人的演奏。穿着棉大衣在外面趴得时间长了，差点被当作小偷抓起来。
多年的功夫没有白费。1977年初，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几百人报考只录取两人的情况下，杨军考取了当时被称作“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艺术学校，师从著名单簧管教授陶纯孝。
| 杨军在独奏 |
毕业后，杨军在舞蹈学院芭蕾舞团做首席单簧管及木管声部长，后来做到管弦乐队副队长。1983年，他到了当时在中国很有名气的李谷一的中国轻音乐团，担任独奏演员，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再后来出任文化部演出团负责人，也就是所谓“穴头”，到全国各地走穴，捧红过不少歌星，比如崔健1983年5月第一次在河南郑纺机俱乐部走穴独唱，就是这个演出团推出的。
| 杨军夫妇与韦唯夫妇（现已离婚）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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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时刻
然而，艺术的殿堂，并非想像中的一尘不染，也充满着纷争甚至权斗。不喜欢“拍马屁”的杨军，与李谷一之间渐渐出现裂痕，终至心生离意。刚好堪培拉音乐学院副院长到中国访问，经陶纯孝教授引见，愿担保杨军到澳洲读音乐硕士。
1989年3月，杨军来到澳洲。很快，89民运爆发了。虽然身在澳洲，杨军心系中国，一直关心着那场运动的进展，还与来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台湾演员一起组织演出，为天安门学生募捐。
1989年6月4日，是个星期天，悉尼下着大雨。穿着黑礼服、带着贵重的乐器准备义演的杨军刚走到唐人街就看到号外：北京开始大屠杀了，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辗碎了市民和学生……
热血一下子冲上杨军的大脑——他的人生轨迹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变。他随手将手中的黑管递给身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找了根木棍拿在手里，又不知谁在木棍上绑了块红绸布。杨军举着木棍，流着泪，声嘶力竭地喊：“是中国人、有良心的，跟我走！”
杨军举着木棍朝中领馆方向进发，身后聚集起几千名中国人。几千名愤怒的民众将中领馆外的墙柱子挤断了，一名留学生的腿被压断，被直升飞机拉走了。还有人拿鸡蛋、墨水瓶砸领事馆。
| 杨军（左）等学运领袖在悉尼中领馆前悲愤地宣读抗议六四屠杀声明。 |
在几千人的集会上，杨军说：“本来，音乐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门的炮声、坦克和履带，压碎了我音乐的梦。无辜的学生为了中国的民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今以后，音乐已不属于我了，将来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是我的生命！”
落魄
从那后，杨军真的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学生领袖。论当时海外华人声援六四的规模，除了香港外，大约就数澳洲了，搞活动时，最多有好几万人参加。当时澳洲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有一万多会员，也是全球最大的。
| 悉尼市中心贝尔莫公园纪念六四活动 |
然而，没过多久，杨军就发现，“政治这么脏肮”。他性情外向，从不会掩饰自己，原来在单位就一直是“刺头”，朋友虽多，领导却总不喜欢。
过了不长时间，杨军带着满身的“伤痕”退出了民运。
这时，他发现，他不但已“挥霍”掉他从中国带来的积蓄，也已“挥霍”掉他在澳洲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的可能性。他挥霍钱财，是因为作为一名“领袖”，他总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留学生需要接济，甚至中国华东发生水灾，他也捐出不少钱。
说他“挥霍”掉作为一名音乐家的前程，是因为澳洲有规定，音乐演奏的硕士课程，必须在35岁之前完成，过了35岁就不能读了。那时他已34岁，只剩下一年时间了，但一万四千元的学费，却还没有着落。他来的第一年，本来是有全额奖学金的，但90年中国留学生来得太多，他又“不务正业”，奖学金被取消了。
| 与王若望、羊子夫妇（左二、左一）合影 |
为维持生计，更为赚够学费，他到一个俱乐部当doorman，也就是给到俱乐部玩、赌博的进进出出的人开门、关门。老板明确告诉他：用他，就因为他曾是学生领袖，知名度高，让他穿着燕尾服站在门口，能招来更多顾客。
杨军说，在赌场，他见过一名上海人赢过十万、五万，但更多的人是输得精光。他总劝那些中国留学生别来了，老板气得骂他吃里扒外；而他干脆炒了老板的鱿鱼——虽然这份工在许多人眼里，是不费力却能讨好的。
辞掉这份工后，杨军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刷盘子，几千个、上万个盘子摆成一行，个个都得刷干净。每天，他都干到深夜两三点，虽然累死累活，学费能否攒够却渺茫得很。苦闷和焦虑让杨军心生“歪想”：为何不到赌场碰碰运气？
他说，他是属猴的，也多少有些信命，于是在就一个有猴子图案的老虎机上下了两毛钱赌注，居然真的赢了七千！一半的学费出来了！
但好运不是时时都有，甚至，有过一次之后再也不来。他还是只有拚命刷盘子。
有一次，不知谁把一个破盘子放在水池里，杨军正快速刷着的时候，突然感到小指手头一痛，抽出一看，小指头划破了，骨头都露出来了，血“呼呼”地往外涌。杨军脑子“嗡”地一声：“完了，我的手完了，我的音乐完了，我的事业完了……”
他觉得大脑一片空白，疯了似地将手里盘子全扔出去，蹲在地上就哭起来。闻声而来的老板将他送去治疗，他回来后却要让他赔盘子。他摔坏的盘子都很名贵，全是从英国运来的，值好几千块。
杨军当然赔不起。老板问：“手坏了，为什么要摔盘子？”杨军说，我是个音乐家，音乐就是我的生命，音乐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当我看到手坏了时，我不想活了。
老板不信，问，你是演奏什么乐器的？如果你真是音乐家，我就不让你赔盘子。
第二天，杨军带着黑管到了酒店，为老板吹奏了一首乐曲。吹完后，他对老板说：“您是德国人，应该知道，这是舒伯特的曲子。当年舒伯特穷愁潦倒，将这首曲子写在一张菜单上，只为换一碗粥喝。他死后这张菜单卖了14万英磅。”
然后杨军又吹了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杨军说，莫扎特生前也很穷困，36岁就死了，但你从他的音乐中听不到痛苦。这就是音乐家，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把欢乐留给人间。
老板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立刻在员工餐厅给杨军安排了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收钱、发盘子，使得他在工作之余，还有时间看许多书。也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同在这家酒店打工的、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吴洁。
| 杨军与吴洁 |
再出山
那时，全澳一共有好几万中国留学生，都面临着居留权，也就所谓“身份”问题。因为六四大屠杀，澳洲政府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决定给予当时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居留权，但却只“优待”六四前到的，对六四后到的难民居留申请，只能“个案处理”。申请批不下来的，就得遣返。当时有个上海学生就被强行送走了，还有好多人被抓到拘留中心关起来。
一时间，恐慌的情绪在中国留学生中蔓延，以至1992年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最黑暗的一年”。
这时，有人找到杨军说：“杨军，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一定得再次出山，带领大家走出这个困境。”
杨军说：“我这人就这样，经不住别人说好话。两句好话一说，我脑子一热，就辞了工出来了。我们组织了‘中国留学生人权会’，有3000多人参加，一人交300多元，一星期就凑到100万，我们就用这钱跟移民部打集体官司、争居留权。”
| 与来访的郝柏村（左二）等人合影 |
在女朋友的支持下，杨军在堪培拉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游说各路官员，同时花钱请顶级大律师，状告澳洲移民部。“大胆”的想法和行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华文媒体上几乎天天有这方面的消息。
|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在位时与杨军的合影 |
还有一些留学生，组织起来奔赴堪培拉，到国会大厦外绝食。结果去的路上出车祸，几名学生当场被撞死，为这场争居留的运动蒙上一层悲壮的色彩。
1993年11月1日，对几万中国留澳学生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那天，澳洲政府终于颁布了所谓“11‧1”方案，分两次解决了当时在澳的几乎全部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
据说，因“六四”鲜血得以留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有四万左右，这些人后来又陆续申请家属来澳团聚，所以当初的四万已发展为今天的二、三十万，占了现在澳洲华人的一半左右。
满身伤痕
对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值得通宵狂欢的日子。然而，“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杨军，却无心举杯痛饮。
也许，他的性格注定了他这样的“命运”：他不但被卷入一起“贿赂丑闻”，还有人到处传言，曾经看到杨军去打老虎机……媒体报导说，杨军承认，他曾用两万块钱贿赂工党国会议员安德鲁（Andrew Theophanous）。西方人为国会议员的“丑闻”哗然；而中国留学生当然关心：我们捐的钱，有无被杨军挪用？
若干年后，说起这段旧事，杨军仍很激动：“不管别人怎么说Dr. Andrew，咱们中国人得感谢他！没有他就没有今天几十万的中国人居留！中国人真是喝狼奶长大的，就像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一样，反咬恩人！政治就是这么肮脏！西方政治也一样。Andrew的政敌为打倒他，串通一个名叫阿忠的记者假意采访我；报导周五才见报，却在头一天就被翻成英文，放在了所有议员的办公桌上！这不是阴谋是什么？所谓杨军承认贿赂，根本就是编造的。1996年，澳洲法庭已经宣判了，所谓贿赂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杨军有些疲惫地说，实话告诉你，我曾发誓再也不接受采访了。我不信任这些记者。诬告你的时候，满天炒作，还你清白的时候，却只字不提。当时只有一份中文报纸报了法庭宣判贿赂不成立的消息。
带着满身的“伤痕”，杨军自己花钱在报上发了声明：永远退出政治，退出民运，退出“泥潭”……
当然，此时的杨军早已过了35岁，永远错失成为职业演奏家的机会了。
不后悔
“你后悔吗？”
他毫不犹豫就说：“不后悔。我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在那种情况下（六四屠杀），如果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良知都没有，还只顾自己的话，那还叫人吗？我不是什么圣人，但既然来到世界上，总要带给别人点什么，而不是只是索取。”
杨军还说，他虽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但知道有人还记着他时，还是非常感动。有一次，他正开着车，一名年轻人也开着车将他挤到路边停下来，问明他是杨军后，年轻人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了三个躬，说：我大学快毕业了，我代表父母和自己谢谢你。没有你们当年的努力，我们不可能留在澳洲。
杨军说：“当时我也挺感动的。我说，你不该谢我，应该谢北京那些死难的市民和学生们。没有他们的鲜血，我们不可能留下来。”
一提到“鲜血”，杨军又激动起来：“我真希望那些吃过六四这口人血馒头的华人有点儿良心！不要那么健忘，不要在六四纪念日的时候还帮中共去搞什么粉饰太平的‘文化交流’演出！”
短暂的“辉煌”
1996年起，杨军开始在美国友邦保险澳洲公司任职。他做得非常拚命，一周干七天，一天干十七、八个小时，似乎要把失去的为自己奋斗的时间夺回来。由于认识他的人多，再加上拚命干，他连续三年取得全澳“双项”冠军的好业绩，即投保人数和投保额在全澳均为第一。后来友邦在北京设分部，杨军有意去争“首代（首席代表）”的位置。如果能获得这个职位，他在友邦内的级别，就将比他在澳洲的老板高。也许老板为此便容不得他，让他五分钟之内走人。时至今日，他仍在以“非法解雇”的名义跟友邦打官司。
统战
1999年镇压法轮功后，中共开始“统战”杨军了。当时的驻澳大使周文重亲自找到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去“看一看”。
杨军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那之前他们不让我回国，护照到期也不给换，没办法，我1996年底才入了澳洲籍。拿到别人觉得得之不易的澳洲护照，我并不高兴，眼睛都哭红了。有家不能回，比苏武还不如，这种痛苦是刻骨铭心的。
1999年11月2日，杨军拿着只有七天时效的特别签证回到中国，从此后进进出出好几年。
中国似乎有许多商机，杨军尝试过多种生意，但折腾来折腾去，什么也没做成；不但没做成，他慢慢还发现，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受监控的。中共故意让他做不成生意，好在最后拉他下水，让他替中共购买“金属风暴”武器、做军火生意。国安人员甚至要求他当特务，收集海外法轮功和民运的情报。
他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几年来的一事无成，更让他非常苦闷。多年的“奋斗”透支了他的体力，而在中国，为了谈生意，又必须“花天酒地”。他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大陆的现状和他的理想差得太远，官场的腐败太可怕。
| 回国“发展”几年后，杨军体态臃肿，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
痛苦中，杨军尝试过到庙里寻求精神家园。但他很快发现，庙里的法师盯着的，只是他这个“海外华侨”的腰包；国内无钱的信众受到的，完全只是粗暴的待遇。
姥姥生前是信佛的，可佛教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让杨军感到走投无路。这么多年，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找什么？人来到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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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
在这样的时候，杨军接触到了法轮功。事实上早在2001年，就有人给他介绍过，但他当时忙于挣钱，没往心里去。
采访中，杨军几乎不能谈法轮功，一提就流泪。“我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感激。这不是用生与死能说清楚的。为了这个‘返本归真’，我找了这么多年。我的亲人朋友都说我，你这人怎么像个孩子似的，总也长不大。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有这个‘真’吧，我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炼功没多久，我恢复了健康，体重减少了十几公斤，又恢复到‘标准身材’。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静过。除了提到大法时我会激动外，我真的很静。我觉得突然开智开悟了，看透了很多。我感激当年伤害过我的人、给我磨难的人，我要谢谢他们给了我返本归真的机会，要不我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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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法轮功，对于杨军来说，是生命和内心世界中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外人看不见。人们能看到的是，已经从社区中“消失”了多年的他，又开始出来活动了：参加《九评》研讨会、声援退党集会、参与组建法轮功“天国乐团”、筹办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等等，甚至还每周一天，到中领馆前去发《九评》。 至于放弃替中共购买“金属风暴”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两百万乃至更多的美金收入，对这时的杨军来说，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了。
“我真的是一个音乐家了”
修炼法轮功，还给杨军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六四以后，他本已放弃了艺术，黑管已扔了十几年没吹了，现在重拾音乐，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杨军等在澳音乐家组建的澳洲最大的华人交响乐团澳亚乐团94年在悉尼演出 |
杨军说：“艺术讲真善美，我们讲真善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内心应该非常纯净，才能流淌出最好的音乐、最好的艺术，才能去感染别人。如果你自己都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里被污染的话，你的艺术怎么能好？现在充斥舞台的所谓艺术都是金钱、鬼怪、妖魔，特别像音乐，都是无调性，邪恶的东西，你很难听到一个很纯的东西。大法弟子创造出的东西就很不一样，非常纯净、美好、安详。
“今年五月，我们刚刚组建了三个月的天国乐团在城里演出，向世人展现我们修炼人对音乐的理解。我走在游行队伍里，看着两边的观众眼睛睁得大大的，非常吃惊地看着我们突然之间冒出的那么大的一个军乐团。华人社团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军乐队。我觉得非常神圣。我又回到音乐中来了。我一直流着泪吹奏。”
杨军透露说，现在他正在积极地练习，希望能再次上台独奏。“我认为我能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出来独奏，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音乐家了，因为我的灵魂已经解放了。”
2006-11-8
| 杨军与天国乐团的小成员们合奏法轮功乐曲《普度》（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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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标明来源外，均为杨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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