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甲(二):父亲被整疯 苦难中挣扎

我已很满足 在港可向全球讲述我的意愿 不怕回国 不给中共逞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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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5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李真香港报道)在本集专访出来的时候,贾甲已经在7天香港签证到期后,安全抵达泰国,目前等待联合国难民署的协助,申请其他国家的政治庇护。

虽然贾甲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共的魔掌﹐由于当地通讯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得知贾甲更多的消息﹐但在11月1日,贾甲离开香港前一天晚上﹐接受本报专访时﹐被问到风险未卜的前程,他这样说,“我现在己经很美很美己经很知足了,因为在香港我己经有个平台,可以向全世界讲述我的意愿﹐如果按照台湾政府那种做法,不给我讲话的机会,我就太遗憾了---现在即使回去,我也不怕,只是我回去后,对中国人是一个打击,他们将再次陷入无法脱离中共暴政的绝望中。”

贾甲感谢各界对他的帮助,包括法轮功学员给他的帮助。他说:我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出来之后,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作义工协助大陆人士退党,我很感动。

在上一集贾甲专访中,我们讲述了贾甲悲惨的童年故事,包括送父亲上刑场,下面根据录音整理﹐我们将继续陈述贾甲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为何选择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

父亲被整疯

贾甲的父亲被送上刑场后虽然检回一条命,但在文革开始前,就被整得失去理智。

贾甲说, 66、67年,我15﹑16岁时﹐文革开始了。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的人,都被整完了,当然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把这些人的子女都杀光,但有很多爹妈是这种成分的,都被整死了。

我父亲后来被整的失去理智。当时很多没有死的资本家﹑国民党人都装疯装傻,傻子、疯子特别多,遍地都是。为什么?共产党一看这﹐审不出来了。你不胡说,不装疯、装傻,就躲不过去。你还神智清楚﹐就会问你1949年前做了什么事情﹐杀了多少共产党﹐每一天都要交代﹐每一时刻你干什么事情都要交代。所以这些人都是以傻才存活下来﹐也不认自己的儿女﹐儿女也不认自己的父母。

共产党清理掉这批所谓的阶级敌人后,从文革开始,共产党就开始内斗﹐如毛泽东和刘少奇斗等等。

主动争取插队农村

在那个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在当年贾甲的心目中,毛却是恐惧的象征,他回忆道,“当时我记得我哥哥和我在炕上,我哥哥和我说了一句,老毛,什么时候死了?我赶紧捂住他的嘴,这话要被人听到了,全家就没有了。—我们从小一听共产党来了,都感到恐惧。在无数的运动中,我就这样勉强活了下来。”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这个带给无数家庭痛苦的指示,却给予贾甲一线生机。

贾甲说,“当时毛做了一个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一听,就想是否能批准我,争取进入农村改造的机会?当时我试探一下,去街道办事处问了一下,他们就说,赶紧走,就这样,1969年,我就被发配到山西芮城的深山里。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八点我坐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父母、一大堆亲戚送孩子,谁敢不去?毛发出的指示,谁敢不去?

我是哥哥和同学送我的,当时火车要走了,一鸣笛,火车站一片哭声,自己的孩子要走了,去到遥远的农村,不知道命运会如何?一个孩子很多都有十几个人送,大家哭作一团。我记得最清楚,大场合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哭。

(为什么?)因为我总算离开了这个苦难的家庭。我感到何等的轻松、好美,我们天天没有粮食吃,到哪里都擡不起头来,天天挨整,我总算逃出去了。像鸟一样飞出来。”

黄土高坡艰难度日

然而插队的日子也苦不堪言,贾甲在黄土高坡上度过缺水饥饿的青年时期。

贾甲说,“我当时被发配到山西省挨着陕西省的一个极度贫困的山村--芮城县,这个县整个都是黄土高坡,我所居住的村庄就位于黄土高原往下走十几里路的大蔓坡上,大队没有水,很苦,井深36丈,要打20分钟才打得起一桶水,学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也呆了好长时间,后来就到了山西长治(音)。

学生就和农民一起干活,当时大队干活算工分,我算幸运的,分到比较好的队,干满一天有十工分,挣八分钱,当时大队最好的能挣到12分钱。很多同学的队还要差,挣钱更少或者没钱,就这样,干了一年,还要天津的家里寄钱来,买口粮。我们这些在农村插队的就是这样生活的。

后来家里有办法的,就开始贿赂,想办法回城。”

歌舞团成名再挨整

在同学的帮助下,贾甲较早地离开农村回城,进入一家歌舞团学乐器。

贾甲说,“我出来算比较早的。70年代初,后来他们开始选调一些人回城,我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帮忙,我被选中,就在山西省长治市晋东南地区歌舞团二剧组找了一个工作,也在那时候认识关贵敏。印象中,他唱歌唱的非常的好。

我不会唱歌,勉强留在歌舞团搞乐器,我从父亲那里遗传喜欢音乐。但我在那里工作几年后,实践证明我也不是搞艺术的料。我们歌舞团比较靠近晋东南地委,参加歌舞团都是共产党里面比较有办法的,高干子弟才留在那里工作。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属于国家干部,没有特殊的关系很难进去。

我在那里认识很多高官。当时我就萌生一个想法:要给人民做事,你必须进入管理阶层,当高官,才能给人民做事。所以我决定学管理。当干部,搞管理,就是我那时候的目标。想当政治家,才能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但好景不长,贾甲的出身再一次让他成为中共整肃的对象,他被关进了监牢。

贾甲说,“那时共产党之间搞运动,当时我就想借助他们这种环境,提高我自己,提高我自己的政治素质。有时候,他们的活动我也参加,当时我就想,‘借助共产党的环境,反对共产党。’

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我写了万言书,对文艺团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慢慢中共高官就知道了我。当时我就想借助写东西来提高我的声望,我就和他们接触。

后来他们共产党之间也有矛盾,有一派抓住我不放,揭发我出身,说我是反革命子弟,是混进共产党党内的‘篡党夺权人士’,我即刻什么都没有,到处都是批我的大字报,我一夜之间就一无所有。其实我当时在长治市,因为写这么多东西,已经成名。

就这样,我在75、76年又被整,在牢里又呆了1、2年,直到文革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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