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文化和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
1．极权主义文化和知识份子
2．极权主义文化的特点
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走向
4．当代自由文化之路和中国知识份子的重建
确立了对于极权主义变化发展的认识，确立时下中国仍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也就确立了如何来描述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文化思想现象、知识传统及知识精英，如何评价思索他们的工作，从而也就能够清楚我们追求的方向。
如前所述，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是百年来诞生于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倾向，因此不仅极权主义不会很快从当代历史中退去，而且伴随它的文化现象也不会因为极权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很快退去。当代极权主义典型地是某种倾向的知识份子的产物，作为这种思想和精神倾向，它的某些方面在当代社会中也会始终威胁着民众的一般生活。为此，近代自启蒙以来的启蒙文化、自由文化不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精神和追求，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在大众文化中抵抗各种威胁倾向的运动，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乃至迫切性。
1．极权主义文化和知识份子
二零零三年，一批波兰学者、知识份子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六百页的《反对极权主义》的文集。在文集中从各个方面总结、回顾了波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克拉斯诺德博斯基（Zdzislaw Krasnodebski）在这个文集的最后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说，自从八九年以后，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描述分析极权主义的需要越来越突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绝对不只是一种非理性力量的爆发。它和共产主义一样，是由欧洲近代文化发展出来的，并且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因素。有一批卓越的知识份子支持它。”对于这两种极权主义的文化，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例如对于“和纳粹紧密相连的知识份子马丁‧海德格、卡尔‧施密特等人，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举出可以与之相应的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
对于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十年后的情况，克拉斯诺德博斯基忧心忡忡地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文化潮流并没有消失。现在不断出现的问题，涉及的仍然不仅是种族主义和种族仇恨问题。”（注解39），
波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历史上，它连续经历了两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的蹂躏，赶走了希特勒纳粹，紧接着迎来了共产党极权。为此，他们对极权主义有着切身的深刻体会，在这本书中，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共产党极权要比纳粹极权更为可怕，因为它控制了一切。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痛感：
第一，即便是进入了新的世纪，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潮流也没有消失，赖以产生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思想并没有退去。
第二，极权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和知识份子密切相连。（同上，565-566页）
克拉斯诺德博斯基的总结，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人们注意到。如果人们沿着这一线索进一步具体研究，就会发现，如笔者在本文开始时所说，两相比较，在纳粹主义运动中，只有非常少数的知识精英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类活动，各种社会文化工程，而共产党专制运动中却吸引了大量知识份子参与，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主动”与“积极”地参与的。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历史上没有一个专制如同共产党专制那样，它是由一些知识份子构想、理论化，又由如此众多的知识份子参与缔造，并且维护的。没有一个专制制度如此紧密地和知识份子联系在一起。因此，说共产党极权主义是知识份子、知识精英所生育的孩子，毫不为过。
为此，对于自由文化和中国知识份子问题的反省思索的第一点就是，对于中国现今的情况，当然包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索，绝对不是如李慎之说的那样，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相反恰恰是李慎之先生等这些左派知识份子过去，乃至其后半生努力的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如何片面向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西化是二十年代以来的一些知识精英设计的；其后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更是知识精英们建立推广的。五十年来，知识精英更是积极参与、承担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干部、经理、骨干。正是这些知识精英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专制实际中国形式的内容。这当然包括例如曾经负责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李慎之等人，甚至包括一直在共产党阶梯上的李泽厚等人。可以说，所有的共产党的文化工程事业，所有的运动都是由这些知识精英积极参与构成的。而由这个文化工程生产出来的其后两三代知识精英，由于是如此一个极权主义机器的产品，因此除了适应极权主义制度和其相应的文化知识机构外，几乎无法适应世界上其它的社会和文化。
知识精英和极权主义制度的这种新的关系，反映在中国最近两三代知识份子身上，比过去东欧国家更为强烈、明显和纯粹。
所以，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四九年前，从外部产生的知识精英，如李慎之等人，还是从内部制造出来的知识精英，如金观涛、陈子明等人，这个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融入共产党专制机器的倾向仍然严重地存在于中国知识份子的群体中。异于这个体制及其思想文化，反叛这个体制和精神的知识份子仍然还是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作为干部子弟的魏京生能够以身试法，走出体制；以及现在发生的、法轮功运动导引民众反叛出共产党文化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情。
2．极权主义文化的特点
既然极权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变异，西方文化中产生的毒瘤，那么极权主义文化究竟有哪些特点呢？笔者愿意在此粗疏地描述讨论几个对于我们来说最直接、最值得注意的特点。
A．共产党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相比，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拥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因此对于研究极权主义问题来说，共产党社会更有代表性的意义。
宗教来源于人们对人以外无法感知了解世界的好奇、疑惑、敬畏和恐惧。各个民族的智者对于这个未知世界，以及人和这个未知世界的关系的探索有着不同的气质，不同的答案，从而导致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选择，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它约束、规范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生活。孔子等智者为我们中国人探索奠基的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宗教，但是同样充满好奇、敬畏和恐惧，同样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努力进行探索和调整。同样，西方也是如此，自从中世纪以后，经过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调解宗教、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过程。近代自由主义文化潮流中，政教分离—教会和民主制度的关系，思想启蒙—信仰和科学的相容，都是它的产物。
然而，在启蒙运动后，一方面宗教从政治领域中退出，而另外一方面，知识精英们却又从后门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引入了宗教的教条性、专断性。
失去了敬畏和恐惧，失去了好奇和疑惑的尘世思想与政治，尤其突出表现在唯物主义者，或者说物质主义者们身上，（因为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个中文词在西文本来就是一个）却再次把基督教中世纪所显现的一切宗教中所存在的罪恶肆无忌惮地呼唤到世界上来。共产党的思想模式、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典型的基督教尘世化、世俗化，或者说物质化、政治化的结果。例如在对不同思想的迫害，对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征伐上，极权主义把所有中世纪基督教曾有过的罪恶都加倍地表现出来。
近代极权主义的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就被学者注意到。例如弗格林（Eric Voegelin）（见注解11），他认为希特勒和共产党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并且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沿着这一方向探索当代极权主义各种特点。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纳粹极权主义比任何宗教都走得更远，这种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学说、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它是 一种政治化的宗教。它用阶级、乌托邦、政党、领袖来代替上帝和神。
非常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对于思想的禁锢和专制，对于异议人士的迫害不仅思想起源于基督教，而且连它的术语都继承下来。例如异议份子、持不同政见者、异教徒、叛离分子。（Ketzer、Dissidenten、Apostaten、Renegaten），大清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乃至肃反、反右派，文化革命都不是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这一问题的德国学者罗尔瓦瑟尔（Michael Rohrwasser），曾经在他的书中第二十六页到五十七页，列举了三十一页共产党沿用的基督教的用语和概念（注解40）
当代极权主义的这一特点，在“九一一”后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伊斯兰恐怖份子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北韩的共产党一样，仍然使用的是把宗教和人们的宗教心理工具化、政治化、尘世化。
B．极权主义文化的封闭排他性特点：反传统，反近代人权自由原则
由于极权主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它自命为占有真理，专断教条，由于极权主义的权力欲和意识形态化，因此正如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自由主义思想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所说，在文化思想上，它的两个重要特点是，反对一切其它文化传统，反对近代人权自由原则。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极权主义反对一切文化传统是必然的。因为它的整体论和一元化思想肯定如波普所说，导致一种历史决定论。历史具有铁的规律，因此当然其它一切文化传统在它看来都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而正是这种一元论同时造成它的封闭性、排他性。基于这一点，波普所着当代最著名的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的书名就是以这两个特点为题，《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这种封闭性、排他性所造成的反传统，在教条的中国第一代极权主义领导人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他们的登峰造极之作，那么在极权主义进入第二阶段，在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那里是否有了改变了呢？
事实上八十年代以后，对于传统的反对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如果没有法轮功问题，我们要说明这一点还真要费一点唇舌。因为，那些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精英会说，共产党不是已经在修复他们拆除了的寺庙了吗，一些传统图书不也重新印刷出版了吗？然而法轮功的出现使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政府没有任何改变，它牢牢地坚持了传统共产党的原则，一切顺应共产党统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 一切超出这个一元论的封闭世界的东西，都一定要铲除。至于何时铲除，他们会选择在最有利于他们政权的时机。
法轮功不过是力图重新恢复传统中国人对于“真善忍”做人原则的信仰，对于人生的非物质主义（唯物主义）观。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之所以比法轮功敏感，在法轮功还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大规模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本质所致。
最近二十年中国的现实，对此前半个世纪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很多学者提出的论点也提出了挑战，促使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深化。例如，在电子化的世界，当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是否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在自由贸易时代，当代中国是否还如以往那样反传统、反自由人权？
对笔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除去那些电子网路警察不说，即令媒体，也仍然是在国家的控制垄断之下。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仅没有有目的地去突破国家的垄断，而且这第二代、第三代知识精英自己的思想就是封闭的，共产党给他们的眼镜使得他们很多时候根本看不到外面，或者说看到的总是一个自己眼中的而非真实的西方，甚至中国自己以往的传统。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最“自由化”的知识精英李慎之及其追随者们，他们不仅仍然在反传统，而且他们的知识框架，眼中的西方也仍然是变形的！为此，更不要说那些保守的共产党知识精英了！
至于现今中国社会，任何人都能看到，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变化的连续性、一致性。
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伦理规范，没有正常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神圣和束缚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权力来控制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它今天的腐化堕落，今天对环境的破坏，对社会文化伦理的毁灭都是共产党政治上需要的结果。教条的共产党政权打碎传统、伦理规范，但是还没有感到需要堕落和不顾环境的毁灭，最近二十多年，它则是感到权力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把各种猫都呼唤出来，甚至包括那些长了梅毒、爱滋的猫，只要它能捉住老鼠。共产党对于传统和自然的态度，其实任何人在此前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刻都能够看到，不过今天它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或者更加突出而已。（例如五十年代末期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
所以，对于反传统性、反自由人权的封闭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确实代表了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
在这一点上，它使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已经不仅有形地封闭并且反传统、反西方，而且由于几十年的教育和文化工程，一道无形的、自觉的封闭的精神和思想，知识和文化之墙已经牢牢地存在于中国和世界、现实和传统之间。波普所用的封闭概念仍然适用。
在这一点上自由文化运动就是要重新回到传统，重新和世界交融。
C．极权主义文化中知识份子的鸦片：全盘西化、教条化的政治启蒙和极端的人道主义
著名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分析批判西方倾向共产党的左派时，曾经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是知识份子臆造的三个欺骗自己的神话概念。这使得很多知识份子不顾事实地陷入左派和共产党的沼泽，也使得一些人得以浑水摸鱼。
在考察极权主义社会及伴随它的知识份子时，笔者发现，与此平行的是，在极权主义社会体系内的知识精英也有三个鸦片，不仅自欺欺人，麻痹了很多人，使他们不能很快认识到极权主义共产党文化的本质，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试图改进极权主义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寿命，助纣为虐。这三个鸦片就是，全盘西化、教条化的政治启蒙和极端的人道主义。
对于全盘西化的荒谬性和片面性，笔者本文前面所述几乎都是在辨析这一问题。因为，当代中国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已经是全盘进入现代社会了，当代中国的全盘极权主义化就是全盘西化，片面基督教化的结果。为此，笔者在此节约笔墨，着重描述分析教条化的政治启蒙和极端的人道主义在共产党极权主义文化中的作用。
西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者，尤其是前东欧的异议知识份子在研究极权主义的时候，都发现，共产党极权主义之所以比希特勒极权主义还要严重在于它的一般性（普遍性）和现代性的特点。这一点典型地反映在它的人道主义和所谓启蒙传统的诉求上。（同注解40，548—557页）
它的人道主义诉求是从产生于十四世纪欧洲的人本主义发展而来。人道主义到了无论西方左派还是共产党社会内的知识精英那里，都成了一种重要的共产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它伴有共产党社会的一切所谓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由于它的讨论继承的是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思辨的方法，因此至多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在这个文字游戏中，法国的加洛蒂、梅洛-庞蒂等玩得专业化一点，中国的王若水、刘再复等人则由于政治性目的更强，知识训练和学养不足，所以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与宣传性更强。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有关人道问题的讨论，丝毫没有超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范围。
人道主义问题，从内容上说，应该是重点分析具体罪恶产生的原因、消除罪恶，而不是一种对抽像的善的思辨理解问题。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抽像的善，作为一种我们的理想和对理想的感觉，我们能够从诗人和理想家的梦中得知，但是我们无法讨论他们。
但是，在精神物质对立的二元论思想基础上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如果发展到极端肯定会弊端丛生。对于人本主义，当代出现的很多问题使得今天的人们已经感到，对它应该重新思索。人是一切的中心吗？人应该改天换地吗？人能够改天换地吗？人定胜天吗？世界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涉及的就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问题。中国的大跃进，以及一系列对自然环境的无视，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所谓对人的理想，也不是如很多西方研究者那样认为的，是毛泽东违背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从中国式的思想中导出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而是这种源于西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扩张。
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只是一种类似乌托邦式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根本上就是一种乌托邦问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鸦片。而加上阶级性、阶级斗争的人道主义则更是共产党国家一切罪恶的根源之一。
至于说到教条化的政治启蒙，从两个具体现象就足以说明这种启蒙是非常有问题的。其一是八十年代初期，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领域中如鱼得水的李泽厚先生，在没有反叛、批判极权主义，并检讨自己以往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中国的问题是启蒙问题；其二是另外一部分所谓自由主义色彩的精英要给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启蒙。
这两个启蒙提法都是沿用了把十八世纪以来的认识论启蒙、知识启蒙，教条化为自以为代表真理，用自己思想对别人进行的政治启蒙。这些知识精英或许在极权主义社会由于意见不同受到过打击迫害，但是，他们从没有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过怀疑——不仅专断教条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就连教师爷的特点也没有任何改变。作为知识份子，他们不去从自己的知识框架，文化精神倾向中去反省寻找过去自己协助建立了极权主义社会的原因，解剖现行的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而是仍然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用自己脑子中的政治理论去给别人启蒙。
这一倾向持续至今，如李慎之先生到死都认为要给民众启蒙，要否定中国传统，而拒绝直接面对极权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当代自由主义文化的代表人波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明确地说，他认为，罗素把科学、伦理学甚至政治都归之于认识论，是正确的。（注解41）由于李泽厚也罢，李慎之也罢，其一生的思想方法都是同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观念息息相关，如果不对自己的思想方法进行彻底地反省，那么，他们所宣称的、所做的任何政治启蒙，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饮鸩止渴。否则如何解释他们曾经跟随共产党几十年所犯下的错误。
对于极端的人道主义导致野蛮，教条化的政治启蒙，极端化的启蒙导致狂热、朦昧和落后，在波兰知识份子在清算极权主义的研究文集中，克拉斯诺德布斯基作了明确的论述：
“如果越过没落、朦昧、野蛮、混乱等现象，人们就会容易地确信，真实地替代共产党制度的可能是一个没有规范、社会失去控制、没有公正理念等等的社会。这个结论，在波兰八九年后人们常常会得到。由此最终发展出来的是一个特殊的带有缺陷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的思想。然而，如果人们还是没有注意到共产党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可能是：低估了它的启蒙的来源；没有充分评价它的现代性根源；忽略了这个潮流中，导致并且推动它在欧洲知识份子中发生和流传那些新形式。
但是还不仅如此，首先这些共产党的观点不只是一种面具和假象，其次它也不只是掩饰野蛮现实的一种表面美好的意识形态，或者反之。它的这两方面紧密相连，人们必须研究思考这种关系。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共产主义的经验能使我们得到非常明确的结论：激进的人道主义导致野蛮，极端的启蒙导致抱残守缺。可惜在波兰，人们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乃至其后都没有看到这个结论。”（同注解39，557页）
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走向
A．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影响：极权主义文化的标准模式
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偶然出现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知识群体可能决定性地影响社会，甚至一个时代。这方面最典型的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以及我们今天极为负面评价的黑格尔、马克思。然而反过来，很多时候，黑暗或者光明时期的政治和社会也会造就出一批低劣的、或者卓越的知识份子，他们反过来又对社会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面既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也有充满变数的偶然性。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逻辑和因果关系，但是却有明确的经验事实。
中国最近五十年的经验事实，不仅在笔者前述的政治方面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标准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模式，而且这个标准的极权主义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充满创造性”的封闭、愚昧、教条与洗脑工作，又创造出了一个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存在的、所有极权主义国家中最为典型成功的模式。而其经验事实又表明正是这个文化模式的结果，造成了今天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延续存在，成功地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手中。
在我们过去研究共产党社会的时候，总是拿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为模式，而研究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分离运动的发展的时候，也是参照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这个模式一般来说是，第一代教条的领导人死后，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不得不稍微放松，而带来一个解冻，如赫鲁晓夫、杜布切克等。在解冻中逐渐发展出持不同政见运动，而后会逐渐带来具有戈尔巴乔夫色彩的第三代领导人。按照这个模式共产党最终灭亡。然而中国却并非如此，他的第二代领导人无论邓小平，还是胡耀邦都死死地抱住共产党，并且为此转向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改革。它的第三代领导人，更是由于完全生于、豢养于这个封闭社会的文化中，根本就丧失了思维能力和想像力。
胡锦涛多次说要学习北朝鲜的经验，其实是发自内心的。胡温等共产党社会的知识精英是一批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这些人生长在一个完全封闭，知识和文化知识片面，训练不足的社会，因此除了权力的直觉，在精神、思想和知识方面都可以说是病残者。这种情况当然不只是存在于第二代、第三代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身上，而且严重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一切知识精英身上，当然包括我们这些人。
由于异议人士更充满活力，所以从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在异议人士身上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缺陷表现的更为突出明显。
就这方面来说，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几乎完全是另外一种动物，和苏联等东欧社会的情况无法相比。因为即便是在共产党历史最长的苏联，他们仍然有肖斯塔柯维奇、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始终能够和世界接轨知识精英。但是在中国，尽管陈寅恪、梁宗岱乃至洪谦、黄万里等人活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到来，但是残酷的封闭，以及共产党文化，及其主动或被动依附于他们的知识精英们成功地阻隔，使我们从出生就失去嗅觉能力的几代人根本就无法找到飘在空气中的传统的纽带，西方自由主义的纽带。
所以，成功地把中国塑造成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模式的，造成两代人萎缩退化的，或者说今天中国知识堕落的，不仅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有关，而且和直接参与的蒋南翔、于光远、李慎之，乃至笔者的导师们等一大批紧跟共产党，并且非常有“能力”的知识精英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文化”延续政治存在寿命的典型案例。第一代极权主义领导人成功地改变了社会文化，锻造出一个“极权主义文化”——党文化，而这个改变又成功地延续了极权主义的政治寿命。
（未完待续）
注解：
39．《Anti-Totalitarismus． Eine Polnische Debatte》Hrsg． Pawel Spiewak， Frankfurt/a．m， 2003， S．565．
40．Michael Rohrwasser，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Die Literatur der Exkommunisten，Stuttgart 1991
41．卡尔‧波普，《推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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