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权主义国家及极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
——为什么说中国仍然是极权主义国家
1．以往的共产党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已经是定论
2．至今为止的中国为极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
3．对用极权主义描述时下中国社会的几个辨析
4．极权主义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比以往更加严重
选择此种理论而不是彼种理论描述，本来是为了简单、方便，能够说明更多的问题，甚至能有所警觉、预见一些现象，但是由于使用者和社会对理论和术语有不同的喜好和价值判断，因此，理论的命运就常常被这一切所干扰。
极权主义一词，从一九二五年产生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命运就正是如此。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别记述的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对它的冷淡和排斥，是因为这一切几乎是完全相同地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中。
在回顾描述有关极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起伏以及历史对比时，我们看到，它和两方面密切相连，一方面是经验分析，例如二次大战、冷战、解冻等带来的历史经验事实及对它的分析，另外一方面则是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发展。最近二十年对于中国情况的研究和评价也反映了这两点的变化。从七六年以后，一方面极权主义为了巩固权力而做出了一些变通，另一方面历史使得一些知识精英也已经不能像传统的共产党人那样，以“专制”为荣，像六六年红卫兵造反精神作者宣扬的那样，以疯狂为“专制服务”为己任了。经验和价值判断的转换迫使知识精英们必须改变为极权主义涂脂抹粉的方法。
反思刚刚过去的三十年的历史，笔者以为，中国的现实为世界范围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提供了很多新的经验现实，为扩展极权主义理论的广袤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反思刚刚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笔者以为，造成知识界尤其是中国的所谓自称为“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不足，甚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除了认识能力和道德问题外，很多时候还因为他们自己就和这个体制、这个权力，由于自身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难以理清的关系。 这也再次说明理论虽然是中性的，但是由于人们的喜恶使得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带有了先天的无法消除的价值判断。
1．以往的共产党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已经是定论
为了寻求一个较为坚实的出发基础，笔者首先认为，尽管过去半个世纪很多人对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共产党社会反感，采取各种方法抵制否定它，但是，八九年民众对于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追求导致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从而使得共产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已经成为定论。当代西方学者认为，这可以以两个讲话作为历史的标记。其一是九一年底，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卸任总统的时候在讲话中说，“极权主义制度，长期剥夺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可能，它埋葬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注解31）同一天他的竞争对手，接任总统的叶利钦在对美国听众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国家清楚地高度评价你们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对我们为克服极权主义噩梦带给我们的遗产的努力的帮助和支持。”（注解32）
由于这两个讲话是世界上历史最长、权力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首脑所作的，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定论式的、里程碑式的讲话。尽管以前对是否能使用极权主义概括共产党国家争论激烈，但是，到九一年已经几乎无人反对，应该说有了一个定论。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学者无可奈何的描述上，澳洲的冯崇义先生从二零零三年开始逐渐使用极权主义概念，在二零零五年的文章中确认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应该说，冯崇义先生在中国学者中，是最近几年在极权主义问题上做出较多努力的学者之一，然而令笔者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冯崇义先生的这种承认完全重走了历史上不承认之路，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张名义地论断说：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大转型，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正在感受方生未死间的兴奋、期待、痛苦、困惑、无奈和迷惘。从经济角度说是从传统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说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对外关系角度说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注解33）
笔者认为这段论断中的几乎所有主要的概念和描述都非常值得讨论。
2．至今为止的中国为极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
既然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那么八十年代开始的变化是一个转型还是极权主义的演变发展？如果是转型，那意味着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无论价值还是社会结构都在朝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展。如果是演变发展，那么它的根本价值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的一些形式有所改变，但是最根本的基础，没有改变，而因此它仍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为了澄清这些问题，笔者不得不遗憾地重复十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的一些论述。（注解34）
最近一百年的历史使我们看到，近代西方产生的极权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变换自己以适应各种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极权主义的这种不得不作的变化和发展，其实很多学者早就有所论述，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人们注意，或者不愿意注意。
弗里德里希等很多政治学者在研究极权主义的时候总结、讨论了它的政治特点，笔者愿意在此根据一些思想和历史学者的研究扩展描述极权主义的思想和历史变化发展轨迹。这条轨迹向我们展示，当代极权主义的标准发展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教条的极权主义和充满机会主义的、无信仰的、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
（1）教条的极权主义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之一。他继承了启蒙传统、自由主义传统，成为极权主义的死敌。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描述分析极权主义社会的经典之作。
波普用封闭社会的理论具体描述了当代极权社会。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能够发现，他常常用以下术语形容封闭的极权社会和极权主义者的特点：教条的，反科学的，集体主义的，原始主义的，静止不变的，兽性野蛮的，魔术的，禁忌的，僵化的，神话式的、玄想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直接流血暴力等等。和这些相连还有缺乏生命力、甚至倒退的基本倾向，限制约束，封闭隔离，僵化反动等等。（注解35）
波普在这里描述的是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
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现一个意识形态固定的世界观。为了这一目的，怎么干都可以，但是唯独排除任何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偏离。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教条，并把它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唯一判据和出发原则。而政治目的一旦确定，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任意的，是否对目的有益是唯一存在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的任何变化的开端，政治上的所谓“理念”的确立是首要的。对这种理念来说，所有其它一切只能是手段。这也可以说，这种由国家来实现、并且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自身就是目的，其它都是这一目的的手段。对于教条的极权主义来说，“权力”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自身的目的，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要单独垄断权力。
教条的极权主义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目标极端至上的极端主义，和方法上有用就是真理的工具主义。对一切政治行为，极权主义的孪生公理被它们表述如下：
一．它的教条规定了它的目的是绝对的自身的目标，不允许任何对它的讨论。
二．目标使得它的手段神圣化。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内容的标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它的典范。教条的极权主义以意识形态作为它的认识的核心，并把它扩大成为和教条紧密相连的学说。
在它的乌托邦的规定中有道德的高要求和幸福观，它唤醒了天堂的幻想。极权主义要么力图掩埋残存的人性，要么把它们变成公开的生活谎言。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有两个标志，其一是为了保持正统的教条，不断的清洗，其二是为了拯救作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而偶然的产生的“造反” 行为。这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那里都是如此。
（2）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
然而，波普所说的教条的极权主义却不能完全描述一切极权主义。在阿伦特和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和上述不同的特征，如放纵，乃至挑动刺激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施宾讷（Helmut F． Spinner） 指出，极权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主动活跃的，不是僵化，而是运动变化的，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发展的，不是教条不变，而是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一切可能性来说它是“开放”的，在论证它的意识形态上而借用的技术和实践化的方法论上是“科学”的，在运用恐怖上是“理性”的。极权主义的特点不是建立新的限制约束，而是完全相反，他们不断地越过旧的限制，挣脱已有的束缚，扬弃传统的约束，乃至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使僵化运动起来，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极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和主要的现象形式：即教条的，无信仰教义的，乃至无信仰教义、无国家的极权主义。 （注解36）
对这种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在毁灭一切传统的目标、价值、规范、规则、形式、方法和正常的可能和非可能性上的原则意义上，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注解37）它以极端的一体化毁灭了社会。它无限地把社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在政治目标的设立上，方法手段上毁灭了政治。它肆无忌惮地处理和清肃个人而毁灭了自立的人格。它以把目标变成手段而毁灭了一切目的。它把它们变成了仅仅是权力政治的手段而毁灭了自己拿来作为学说的理论。最终，它甚至毁灭自己。因为，至少从长远、有时甚至短期来看，它过分极端的权力要求，在考虑它所遇到的抵抗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上，可能会由于自己的无能而失败。
施宾讷说，“极权的激进主义首先粉碎的是他自己的教义，他以没有教义信仰的机会主义原则牺牲了教义。本来纲领意味着不给机会主义对于事情和可能的适应以任何存在余地，但是，他却把没有信仰学说的机会主义原则变成‘纲领’而最终粉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希特勒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从头到尾，竭尽一切天才、荒谬并极富成效地在世界舞台上成熟地为我们上演了这幕教学剧。”（同36，第457页）
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对于极权主义运动和遵循它的政治来说意味着：
没有任何原则；与之而来的没有任何纲领；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不择手段。
希特勒所说，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允许；邓小平所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特征。
（3）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A．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极权主义的“机会主义革命”
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运动的必然发展结果。赫尔曼劳施宁（注解38）曾经描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革命，“无信仰学说的革命”。事实上，斯大林式的布尔甚维克主义，邓小平式的改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背谬，但是却肯定是专制的变形。
劳施宁在解释这种极端非常规的极权主义的意义的时候说，“这个标志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是由具有完全绝对约束力的世界观的严格性装备而来的。尽管如此，对事实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克服今天德国的状况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它是一场革命，虽然它的本质是以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熟悉的破坏狂和残暴为特征，并且完全没有任何信仰学说所标志的。这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具有特别的危险，它所表现的完全的虚无主义肯定会导致政治结果。在它的毫无任何前提假设中没有最终目的和与之相连的动机，它在时空上无限的本质涉及的是极权和永恒。没有任何方向和限制说明了这一运动的危险。它转而反对一切， 无处能找到满足。”这种没有信仰学说给予极权主义以一种“完全新的特点”，它揭示了“到今天为止一切范畴的欠缺”。（劳施宁，1938，第86─87页）
劳施宁认为，极权主义的运动在希特勒那里就是一场没有信仰学说的革命。作为最大和最持久地把握权力的政治思想，没有信仰学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
由于极权主义吸引了一批权力欲最强盛的动物，它实际上充满投机欲的活力，因此，即便它的起点是教条，最终为了权力也必然走向实用。
在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中，希特勒和邓小平的意义远远大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家。
B．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宽容”
对于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来说，由于他根本没有严格的教条和信仰，因此他没有前面所述的教条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他不需要为此不断地清洗，然而，奇怪的是这居然被人们看起来似乎有些“宽容”。同样，他也永远不需要以造反来反对那些对理想和教条的伪造、修正和背叛。例如在邓小平那里不需要反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事实上，在教条的极权主义那里，如阿伦特所说，自身的教条核心并不是只给予最邪恶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以存在的基础，它从根本上也给予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政治的工具主义以中心的位置。它的教条中就包括着手段上的无所不用其极。
在教条的极权主义那里，绝对束缚在一个统一的严格的教义上不只一次地使统治精英分成派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只要求无条件地忠实于具有高度投机性的极权的领袖。这样，它就使得内部的任何以学说为基础的反对派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它使得现实和教义之间不再存在冲突，反对者不可能再具有任何反对它的权力和辩解的理由，在忠诚与否的斗争中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如前所述，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一方面使得不断的清洗不再必要，它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内部的反对派，乃至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脚下失去了基础。第三帝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也不再作为再教育的集中营而必需。
C．机会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现象。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阿伦特说，“毫无疑问，极权主义政府及其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中文本，第36页）
她指出，在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那里，对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随意”，不仅是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的特权。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和教条的极权主义一样，在它所统治的社会中无处不在，它由最高层的统治精英通过基层领导、组织者、执行者的中间组织一直渗透到一般群众。
这种没有任何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玩世不恭、厚颜无耻。它不再是为了实现任何学说信仰，不再是为了追随一种意识形态，不再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在形式上我们看到的是深思熟虑地以手段代替目的，在内容上是以自己的意志紧握权力，“权力，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他来说是目标和目的。统治，不再是为了实现一个确定的想法，而就是为了统治。”（劳施宁，1947，第52页）阿伦特对此也说，“法西斯主义的目的确实除了把握权力外没有任何其它的东西。”(1962年，第488页）
这种玩世不恭、厚颜无耻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它不是极权社会解体的积极产物，而是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社会的一个根本的特征。教条的极权主义曾经以它的教条，意识形态粉碎了传统，而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再次从另一方面蹂躏了一切道德和文化传统。
对于在极权主义个人权力交替中的群众的反应，阿伦特说，“一般的极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领导者的名誉方面，其特点是令人吃惊地迅速地被遗忘，令人吃惊地轻易地被取代，这种特点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和它相比的。”“如果说有一种极权主义的个性或性格，那么，这种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可谓它的突出的个性性格。所以，如果群众的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意味着他们的极权主义心理妄想已被治愈，那将大错特错，这种心理妄想时常表现为对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崇拜；事实上，这种心理妄想是难以医治的。还有一种更严重的错误是，由于看到这种短命现象，而忘记了只要极权主义政权还在掌权，只要极权主义领袖们还活着，这种政权就会一直‘指挥一切，并且得到群众支持’。”（中文本，第441─442页）
3．对用极权主义描述时下中国社会的几个辨析：
使用极权主义描述时下的中国社会，笔者清楚地意识到，将会遇到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描述共产党国家时，几乎完全相同的抵抗和反驳。所以笔者在描述极权主义理论发展的时候，有目的地提到了一些被其后的历史发展所抛弃的看法。现在，笔者进一步具体就几个非常典型普遍的问题作一些辨析。
A．认为中国的共产党社会已经不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已经有了私有化，中国共产党不再能像八十年代以前那样铁桶般地控制中国的各个角落。
对于这种观点，有意思的是，如前所述，研究纳粹法西斯主义问题的专家在探讨极权主义概念的时候，曾经对弗里德里希提出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从纳粹国家没有这两个特点来辨析极权主义概念是否可以通用。人们在六十年代当然没有想到，时过二十年，会能以同样的问题，从左的方面，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发展变化来质疑极权主义理论今天在中国的适用性。
八十年代以后，从典型的传统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国家的教条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确实产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说放弃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中国已经不是经典、传统意义的共产党、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准确的。然而，它凸现的特征却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了。对此最简单的类比就是刚刚说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它不仅保存了私有制，而且国家的权力机构有着多重性，私人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无独有偶的是，它在三十年代的德国也创造了经济的繁荣，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否认希特勒纳粹是典型极权主义国家。
这个简单的对比，我以为还可以让人们惊奇地发现，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国家情况，越来越类似于希特勒德国。它使人们看到，极权主义的发展会使它的各自的特殊性逐渐消失或者减弱，一般性越来突出。过去各种不同的极权主义国家施行的统治有各自特殊的特点，例如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希特勒以种族问题为武器，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国家主义为武器。但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要求，经济、社会，乃至世界形势的演变将会迫使它们走向更为一般化的特点。极权主义特征压倒其它的特殊性和现实性。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越来越多相似性，这就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贡献。他因为一个小集团的权力，使得极权主义的发展越来越纯粹。对此，或许人们能够做一个反向推测，希特勒如果在战争失利到某一阶段时能够及时刹住，来一个改革，暂时去掉种族主义和无限制的战争，而重造德国本土。大约那就更会和邓小平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去了。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私有经济的再生、社会空间的变化，非但不是否认八十年代后的中国不是极权主义的论据，而且恰恰证明了极权主义理论的通用性是存在的。极权主义的发展使得两个看来目的、学说截然不同的“极权主义”最终却走向了一致。这也证明了作者所说的极权主义的两阶段的发展的可能性。
B．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描述某些知识精英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是“威权”制度。然而，这却是一个最经不住检验的描述。某些人在使用它的时候似乎也没有进行过进一步的思索。
这个词对应的是西文，Authoritarism。过去，大约应该是同一批知识精英在描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描述第三世界的一些政府的时候把这个词翻译为独裁政府，笔者认为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书的题目，以此也是应该翻译为《极权主义专制和独裁》更为妥贴，因为作者要强调的是和传统独裁比较，当代极权主义专制的特点。
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使用传统的这些描述独裁专制的概念都无法表达出现代共产党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的特点。但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一些人却开始使用Authoritarism这个词来描述共产党的专制，并且突然把它改译为“威权”主义，或者“权威”主义。这个对比变化的确令人思索，笔者以为说他们为共产党涂脂抹粉应该不为过，因为这个中文翻译的确很巧妙，对中国民众来说，一下子它的独裁专制都掩盖，甚至消失在后边，对西方人来说，因为描述的仍然是一种专制，因此这个变化也不会认为过于离谱。在这个滑梯上，最近几年由于中国表面经济的发展，一些人甚至更大胆、进一步声称中国已经是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主义国家。
作这种论断的人无法解释，可能也根本不想解释现存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和新加坡，以及传统独裁政府的区别。不说别的，但只说弗里德里希和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继续坚持，如一党专制，对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垄断控制，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控制，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党控制的军队。而对内，复活的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国家可以随时没收、剥夺民众的财产。对外，国际社会也仍然没有相应制约、约束中共政府的措施。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加坡政府尽管独裁，但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仍然有所忌惮，而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仍然和传统的共产党一样，除了担心丢失权力，其它是无所忌惮的，所以才有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才有不过十年，在上述知识精英权威主义的颂歌中，又居然对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残酷，无人性的大迫害。
Totalitarism这个概念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使用传统的Authoritarism描述共产党需要太多的附加说明，而无法显示出这个专制的现代特性，现在试图返回，用传统概念描述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结果仍然是过于牵强，和需要太多的附加说明。
C．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见注解33） 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
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但是如笔者前面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随历史和环境的变化 而产生了一些“政策性”的变化，但是最根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后”字，那么不是Post，而是latter；不是后极权主义、 后共产党社会，而是近期极权主义、近期共产党社会，或更准确些说，极权主义的“最近表现”。或者退一步，翻译成中文也可以为“晚期极权主义”。然而，在使用这个“晚期”一词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它带有一种判断，也就是共产党社会不再走上坡路，而是在下坡，在走向灭亡。然而这个判断似乎也并非过于武断和一厢情愿，因为就是现今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也感到了他们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此外，对于冯崇义先生所说的“极权主义的反题（Antithesis）是多元主义”。笔者认为也是不妥当的。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作为二十年代后产生的，现在已经被人广泛使用的极权主义的反题，正如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书名《民主制与极权主义》、《论自由》所显示的，它的反题是“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制度，它的对立概念是“自由民主制”，作为整体主义思想，它的反题是分析和经验思想。这在西方有关极权主义的文献中，有案可查，几乎都是如此。混淆了这个问题，当然就会产生前文所说的，有某种多元倾向的希特勒纳粹德国，现在讨论的时下中国是否是极权主义国家的疑问。
D．在结束这节定义性的讨论的时候，笔者愿意在此再次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的演变为研究极权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研究的经验事实。与此同时，它要求过去一个世纪经典性的对于极权社会的研究的很多概念和内容或者要重新诠释，或者需要进一步扩展其内涵的要求。例如极权主义和私有经济的关系，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松动空间问题，极权主义社会的开放性与封闭性问题（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知识界的封闭性，笔者将在下文中论述）。由此，笔者认为，在分析研究极权主义社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社会的模式应该已经取代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成为更为典型的、更有代表性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
过去我们研究共产党社会总有一个苏联的模式，列宁和斯大林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是赫鲁晓夫，与之相连的是解冻， 杜布切克等也属于这一代；第三代是戈尔巴乔夫，最终导致共产党的解体崩溃。然而现代中国的模式应该是更为标准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它向人们展示，第一代教条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在中国知识精英们的配合下，建成了一个可谓比苏联更为彻底封闭教条的社会，然后接任的邓小平、江泽民，及至胡锦涛一代，不仅没有解冻，反而由于汲取了苏联的教训，塑造了一个实用的、没有任何人类道德限制的、彻底极权化的社会。在代代相传问题上，它成功地利用、继承了专制和封闭的特点，这个社会不仅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接班人是一群庸碌的权力动物，而且知识界也完全丧失了任何正常的训练和想像力。
4．极权主义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比以往更加严重
二次大战、冷战时期，世界曾经亲身经历体会过教条的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和危害。现在这个实用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表面上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像过去那样蛮横强硬，然而由于它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限制，不接受任何社会和世界的约束，因此它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极权主义在残暴以外对人类和世界的破坏性。
教条的极权主义把自己从形式上封闭在一个有限的地域中，实用的机会主义由于利用了全球化，而不接受全球化的任何其它必须的规范，把以往极权主义对世界的危害与威胁由棍棒扩展成各种领域的“瘟疫”。
当然极权主义的棍棒他们也从来没有放下过，“九一一”事件，今天的北韩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做法和态度，使得世界再次看到了恐怖份子在世界舞台上的疯狂。而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更可能随时使世界再次回到冷战时期。同时，这种恐怖在极权主义国家内部更是从来没有消失、甚至减弱过。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近来对于所有异议人士的镇压都让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极权主义国家无法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社会规范来发展经济，因为这势必使得民众深刻地体会到极权主义统治的束缚、禁锢，而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要求政府更多地放弃权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极权主义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做出的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发展，必然充满了病态和畸形。
最近二十年，极权主义的中国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对环境和人的道德的摧毁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世界的面前。进入二十一世纪，多个案例使得人们看到，极权主义对世界带来的新型威胁。
首先，这种对环境的破坏，今天影响的绝对不是一个国家。已经发生中国的化工厂的污染影响到俄国一个城市的居民的生活的事件，中国的“萨斯”、禽流感也曾经使得整个世界恐慌。试想，如果中国的核电站出现问题，那受影响的将是全世界。其实就是今天中国内地产生的污染，污染的也是地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要或多或少地体会到这个实用的极权主义带来的问题。
其次，对于民众的道德的扭曲腐化。世界必须看到，道德失序影响的也绝不只是中国的局部。这将不仅影响到到中国做生意、投资的人，而且由于今天从中国出来走到世界各处的中国人都带有那个社会的道德和教育痕迹，人们已经能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体会到最近五十年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衰败的道德和传统。如果在共产党政府更为衰弱的时候爆发中国难民潮，那么，今日中国内地的道德将会像“瘟疫”一样向世界各处蔓延。
所以，今天极权主义中国，以及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恐怖问题，使得八九年十七年后，人们再次深切感到极权主义对世界和人类的威胁，近代西方产生的极权主义问题，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一切问题，没有消失和过去，而相反可能还要伴随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必须深化研究极权主义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精神来对抗、消解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未完待续）
注解：
31．M． Gorbatschow， Aufruf an die Sowjetbuerger， Fernsehansprache des Praesidenten der UdSSR am 25 Dezember 1991，．in： Ders．， Erinnerungen， Berlin 1995， S．14
32．B． Jelzin， Totalitaeren Alptraum ueberwind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7 Dezember 1991．
33．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4
34．仲维光，极权主义和知识份子， 1997年7月，德国波恩，邓小平之后中国问题研讨会报告，发表于《北京之春》，纽约，1998年一月号
35．卡尔‧波普，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62，中文本（只有第一卷），《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山西出版社，1992年
36．Helmut F． Spinner，Popper und Politik，Bonn，1978
37．H． Arent，El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Frankfurt，1962，第698页，中文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社，1995年
38．Hermann Rauschning， 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Zuerich und New York，1938． Die Zeit des Deliriums， Zuerich， 1947． Gespraeche mit Hitler， Wien， 1973．
转自自由圣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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