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名医陈道隆（1903-1973年）经常仗义疏财，慷慨济困。他的案几上放着一块醒目的标牌“贫病不计”。每天留出30个名额，专门免费接待付不起诊费的穷困病人。有一次出诊到一个穷人家里，开方后方知这家根本无钱买药。陈在自己衣袋里摸了半天，发现分文未带，情急中他摸出怀里的金表，嘱咐病人快到当铺换钱买药，以免贻误病情。病家手捧金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陈才叫司机去当铺赎回金表。

　　另有一次，一老太因思念儿子外出挣钱久无音讯而抑郁成病。儿媳延请陈到家看病，陈环顾四周，知是贫寒人家。在为病人切诊时，忽听楼下敲门高喊领取汇款之声。老太一听儿子有钱寄来，顿有喜色。细心的陈道隆却从儿媳强作笑容的脸上看出疑窦。开方之后，他暗问那儿媳是否真的有钱寄来，女子不禁悲从中来，哭泣着告诉他，刚才敲门喊取款之事，全是做给老太看的，以图安慰之。陈道隆听了十分动情，不仅不收病家分文，反而解囊相助20块银洋，配合儿媳“假戏真做”。不久，老太病愈，儿子亦归，全家三口一起到陈家下跪，感谢他赠款救命之恩。

　　医乃仁术，当以仁爱之心治病，华佗庙有联云：“岐黄之外无仁术”，对“医乃仁术”可谓褒扬有加。凡为医者当以博施济众为己任，对贫困者尤应寄予同情，尽力给予关照，像陈道隆那样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尽显仁者之德。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提出了大医治病的先决条件。明陈实功则提出：“贫穷之家，……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大凡名医，都能像孙思邈、陈实功所言，对贫困者予以救济；像陈道隆那样演绎出许多博施济困的义举……

　　济困扶危救病人

　　钱同文，明代海盐县名医。贫病者常赠以药。有挑担贩盐者，家无隔夜之粮，盐又为巡捕所夺。情急所迫，呕血数升，匍匐至钱宅求治。同文将白银半锭悄然夹于药中。其人至家启药得银，以为误也。同文告曰：“我安得有银？既或送你，也必明告矣”。其人得银大喜，饮药立愈。

　　唐介庵，清代乾嘉年间浙江名医，治病善用大黄，人称“大黄先生”。其医德堪称师表，遇贫困人家有病请诊，第二次就自己前去，不劳病家再请。有一邻居以卖手艺为生，积攒了十两白银，常常放在褥下。有一天白银忽然不见，从此卧病在床，迭治无效。唐介庵闻知内情，就在衣袖里藏了十两白银，借诊脉之机放于病人枕下。病人发现了白银，喜出望外，病亦随之痊愈。

　　王广运，清时河南商水县名医。有楚人李某，携资金贸易于中州，失其资本，落魄不能归。抑郁愤懑，遂成瘫症。伏地匍匐而行，不能起立。乞食至公门，询其所以，怜之，因诊其脉曰：此症尚可医，何得遂成废疾？遂留至其家，与之衣食，投之以药，辄效。未几能稍稍自立，又月余行步健履，如无病时。其人大感，跪叩不已，公因劝之归，赠盘费而去。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范文甫（1870～1936年），近代浙江名医，治病胆大心细，名噪一时。自奉甚俭，为人则慷慨仗义，不吝钱财。对贫者常施诊赠药（凭其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中秋、岁末之际，范则向药铺结算贫病家赊欠之药资，有时竟倾其所有亦不为意，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行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杨中和，清代顺德县儿科名医，自家开药店于城北，每日早晨，恒有百十婴儿求治。中午饭后到病人家出诊。遇有贫者，家中没有几案，就以膝代桌，书写药帖，盖上印章，令往自家药店取药，不收费，不索谢，常年如此。有人赠匾曰：“道行三万六千日，活尽东西南北人”。寿至99岁。

　　王旭高（1798～1862年），清时无锡名医。其治病有来请者，必先至贫家，而后到富家，人不解其意，先生曰：“贫者藜藿之体，类多实病与重病，急而相求，宜早为治，否则贻误病机。富者养尊处优，类属轻症与虚症，调理者居多，略迟无妨，故不得不有缓急先后也”。平时对贫者来诊，不计诊金，或璧还之，甚至无力售药者，于药方上角书“记账月结”四字，加盖私章，病者持方至本城药店取药，可不付药资，由王旭高月底与药房结账。若远道病者，察其病之浅深，预为之计，自初病至病愈，改方不收分文，以此人咸感其德。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