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2月18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份子；自1935年1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凖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4月13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1941-1942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们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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