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4日讯】中国的文化虽不讲精确，但于数位却有多钟情，如《梅花易数》搞得不少落魄文人发高烧似地胡说八道，当然易学的二进位元原理对电脑的产生亦有贡献。大牌历史学家黄宇称中国历来缺乏数目化管理，几成历史定论，但每每新王朝建立与大危机到来前，讲究数目管理的经济普查如量土地、统计人口，亦是“常规”之举。

到了毛时代的大跃进，数位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为达到年产若干万吨纲铁，连百姓的饭锅都当了炼铁原料。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有了另外版本。所谓“官出数位，数位出官”，表现在统计工作方便也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我刚就业于银行时，就听“老银行”们说：“铁会计，烂统计”到了后来，这会计也不“铁”了，以致于前朱总理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曰：“不做假账。”

比之于世界的高科技所云“数位化生存”，中国现代化追求以来，“数位化生存”也算颇有新意，亦中国特色之一。

但是，更有趣的是另一种数位化生存，那就是把国家政治生活多用不大于十的数位予以形象化，个别情况下，也有所突破而用大数目。其始作俑者虽有数人，但毛泽东当为其首，一曰“三要三不要”，二曰“七、八年乱上一次”。祸国殃民之深，于今不绝。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亦有重大创新，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是也；毛夫人江青也类于此，创了八出样板戏，而后又被指为“四人帮”。

邓小平时代，算是比较理性，仍然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口号，相应的机构就叫“五四三办公室”。邓小平虽为改革之设计师，也不乏用数位之兴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0年不动摇“，以及“香港50年不变”，也为这另类的历史补充了不少内容。

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次品级政客，数位观似不太清晰，只留了一个三，即所谓“三个代表”。这个短命的三，很快被“两个八”即八荣八耻取代。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两个务必”产生，以及有如昙花一现的另外的“两个八”。

在2005年的“保先”运动中，有一个不太为人注重的说法，就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最后一条，称为“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似乎提前预测了江泽民在陈良宇问题上的责任。

此者，也算是一“数”吧！又给遍及闹市一隅的阴阳先生们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

（2006年11月9日写于小城泊头运河边）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