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出院了

就这样坚持吃中药4个月。到89年一月，在临终关怀院住了4个月时，我向医生提出再给他做一次CT。这件事也经过了一番波折。因为CT算检查治疗，与当初医生的结论（不治）矛盾。而且，做了CT一旦账单到了保险公司，势必会让保险公司感到病人的情况与医生所言不符，因为吃中药这件事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当时并不懂这些，也对美国的观念做法不甚了解，所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医生同意给他做一次CT。CT的结果当然与88年9月医生的结论相驳。与9月初的CT比较，瘤子不但没有增大，反而有所减小，而且本来由于瘤子增大被挤压得偏离的脑骨中缝又往回移动了些。这些结果给我很大的鼓舞，进一步相信中药是有疗效的。我开始想是否可以再做一次开颅手术，加上中药，说不定可以根治。我找了医生，联系了外科手术医生，但手术医生的意见手术不会有什么帮助，且先生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不宜手术。由于外科医生的意见，手术的事只好搁置。这时先生已经清醒，除了双目失明无改善，行动方面已开始有所改善。这时，医院提出给他进行物理治疗，以便帮助他出院后可以部分自理。我也觉得可以试试准备出院了。物理治疗就是教他走路，教他如何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如何安全的坐入床边上的轮椅里，或床旁边的马桶上。这样练了一个月，二月中旬，我记得是情人节前后他出院了。

出院前的准备很周详。社会工作者帮我，护士们也帮我。社会工作者与保险公司联系，确定了保险公司都有那些专案是付的。于是，向医疗器械家庭病房设备的租赁公司租了很多东西。比如，可以摇上下的带护栏的病床，可以放在床边的带盖子带有扶手座椅的马桶，轮椅，病房用的可升降带轮子的小桌……。此外，对于保险公司支付物品单中没有的东西，他们联系了美国癌症协会（民间组织），为他借了可以坐在上面放在澡盆里的椅子等等。

由于考虑到我白天要上学，他会一个人在家，社会工作者还为他搞到了一个叫life line的设施。它是一个手表面大小的小方盒子，用链子穿起来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如果病人一人在家时不小心摔倒或有什么事发生需要帮助，他可以按一下这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直通医院的急诊室。那里有24小时值班的护士。马上护士会问出了什么事，是否需要帮助。护士的声音是从安放在桌上的喇叭里传出。如果病人需要帮助，根据情况或者派救护车或者与病人家属联络。说“搞到”是因为这种服务是收月费的，但社会工作者告诉我，我可以免费使用是因为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捐给医院的，也就是说月费由捐助者支付。出院的前几天，护士包了一大包东西给我。里面是病人穿的睡袍，有长袖和短袖的，有毯子，和一些床垫，反正都是些寻常家庭不具备，而对病人又很有用的东西。

经过一番准备后，终于出院了。从9月中旬到转年的2月中旬，在临终关怀院住了五个月，这在医院也是史无前例的了。出院后的头两个月，每天保险公司派一个护理士来给他擦洗，活动肢体。每周有个注册护士来给他检查身体，量体重等等。第一次护士来时，告诉我可以为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借一些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录音带。我一开始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经她解释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值得记下来，因为它从很小的事情上反映出美国对残疾人的照顾。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护士开具了证明，证明先生是盲人，然后寄给地处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几天后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样子很特殊的答录机。所有的键都很大，上有盲文。还有一本目录。上面有分类的书目，包括杂志。盲人可以选择喜欢的书，然后把号码填入表格寄回。几天后就收到一大堆绿色的塑胶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是一盘磁带。这种塑胶盒子也是特制的。录音带听完后，只要把插在盒子外面的那张有盲人地址的纸片翻个面插进去（背面已经印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位址），然后把这个塑胶盒子丢进邮筒就行了，也不用贴邮票。我们把录音带放进答录机，发现读书的速度是可以调的。调到很慢也不会有语调的畸变，我想这些录音带也是为盲人特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要钱的。在这种时候，特别能感到作为美国报税人能够享受的待遇，因为这些都是由税收支持的。

系里有位教授的太太是个热心人。她介绍我认识了教堂里的人。他们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带来了教友们捐的到附近超市买食品的食品券；还花每小时7美金让我找个中国人每天在我去上学的时候来我家陪伴先生2个小时（捐款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时间雇人来陪伴）。这一切一切在当时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的帮助。

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到了四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住的公寓只有3层楼，没电梯。先生很想下楼晒太阳，可是由于他吃的一种降颅压的药物是属于激素类，长期服用人变得很胖，足有200磅，我根本弄不动他。我在学校提起此事，没想到，立即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说我们3个人可以把他背下楼。结果，男生背着先生，我和另一名女生在两边扶着，一步三摇的下了三层楼。最后的几级台阶我看那个男生的腿都打晃了。先生坐在轮椅里，阳光照着他，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种幸福满足的表情。我真的由衷的感谢这些好朋友。因为我知道，先生的病情随时可能复发，恶化，他还能晒多少人间的阳光呢？只有天知道。

为了他能多晒太阳，我们搬到了一个有电梯的公寓。每天坐轮椅下楼，我推他去商店，去参加同学们在公园里，湖边上的野餐，参加各种 Party。因为，先生生性是个爱交际的人，他喜欢这些活动。大家也很照顾他，有时为了他能参加活动，大家都会将就他的方便。我感到，在国外的中国人，大多会体谅到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的痛苦，愿意为其减少痛苦贡献一份力量。这些朋友的关心与帮助，对我们两人来说，真正是冬天里温暖的阳光，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日子。这些细节我将另文记述。

最后的日子

89年11月1日是我的36岁生日。本来计划要在同学家开Party。可是，先生感觉不大舒服。所以，同学们就到我家来开Party。他们带来很多吃的东西。还有个大生日蛋糕。Party进行当中，先生说头疼，就进去休息了。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情况开始逐渐变坏。到了11月26日开始发烧。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让我叫救护车送他住院。医生说发烧往往是癌症复发后，全身性反映的表现。

89年11月27日住进医院，到12月17日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那年他才38岁。

拉掉了什么了吗？

写到这里，似乎这段经历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回过头去看看，好像还拉了点什么。这可能是出于我这个人的本性，总喜欢记录下来一些正面的光明的东西，而对那些引起不愉快回忆的事和人，下意识的采取回避态度。

但这回我要把事情的全部记录下来。

在以上这段经历当中，我感到大部分的痛苦都不是人为的，相反的我周围的人们都在尽力的帮助我们减轻痛苦。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不在我控制之内的因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个则是出乎我意料的—先生的亲大姐。

实际上以上两个因素是围绕着同一件事。先生出院后，我姨妈也回了纽约。白天他一个人在家。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很害怕，试想想：寂静无人的公寓里，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半身不遂，想起来又动弹不了。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想找个人来陪伴他。在美国的亲人都在上学，没有合适的人。最后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个表弟。问了他之后，他表示可以来。我就着手给他办。可是他的签证屡屡被拒，说是移民倾向严重。我找学校里的外国学生办公室的人帮忙。他们倒很同情我，建议可以找当地的国会议员帮忙。外办的人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恳切的信给国会议员。议员回信也很诚恳，表示尽力帮忙，但也说，议员一般只对国内事务有些影响力，这属于涉外事务，也许不大容易起作用。不过，议员还是帮了忙。他与国务院联系后，国务院为此事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李洁明发了cable（电报？）。我以为这回事情会有转机。但过了些日子，外办通知我去，给我看了李大使的回电。仍咬定我表弟有移民倾向，不能签证。我当时觉得很失望。同时，也是自先生生病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有“人”在和我过不去。所以，除了失望，心里更多的是愤怒。

狠心的姐姐

愤怒归愤怒，家里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想，根据拒签理由是我表弟年轻，没孩子，又有高学历（硕士）。这就使我想到先生的大姐。她学历低，年纪近50，又有孩子，签成的几率较高。我想她反正也要退休了，来帮我，我会付她钱。虽然我一个穷学生挣得不多，但我省着点，付她远超过她国内退休金的钱还是可以的。退一步想，哪怕她来帮我几个月，让我好歹喘口气也好。因为自先生生病将近一年，我精神体力都超支得厉害，快要支持不住了。先生也认为他大姐来是最合适，而且也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但当我写信告诉她后，她的回信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咬死了说不能来。理由一大堆，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这时我仍存一线希望，以为她对我这里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就打电话给她。谁知道她在电话里的态度更坚决，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好说歹说的哀求她也无济于事。我甚至保证她只来几个月，给我个喘息的时间。那也不行。我感到异常的失望与愤怒。不仅为我自己，更为她的弟弟。这就是他口口声声称赞的大姐。我想如果是我的亲人这样对待我，我会伤心死的。试想，一个人的亲弟弟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现在有人可以出机票，而且肯花钱雇你，让你去看看你的弟弟，我相信只要是还有一点人味的姐姐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的，哪怕去看一眼也是好的呀。她坚决的态度真让我怀疑这生病的是不是她的亲弟弟。

就这样我试图找人帮忙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

虽然绝望，但不能放弃

夏天过完了，病人的情况开始变坏。有时脑子还会糊涂。又因为失明，白天又一个人在家躺着，他可能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时，我好不容易忙完了，刚躺下要睡觉，他就开始用手敲床板，敲得我没法睡觉。可是他是个病人，我又能拿他怎样呢。有几次我架着他练走路，他又重，半边身子又动不了，一个不小心我们两人都摔到地板上。我根本就没法把他架回床上去。我试了又试，使尽了平生力气仍旧不行。当时的情况真是让我绝望难过。再加上想起他大姐的无情无义，于是我自己坐在地板上（他就躺在地板上）痛哭失声。我用尽最大的声音使劲哭！把一切伤心愤怒都通过哭声发泄出来。每次都要哭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停住。然后擦干眼泪，打电话叫同学来帮我把先生搬到床上去。有时找不到同学，我就打911把员警找来。膀大腰圆的员警（通常是两个人）就把他搬到床上。打911叫员警很方便，一般只要几分钟员警就敲门了。我开始挺奇怪，为什么这么快，好像他们就在门口似的。后来才发现，当我打911时，接电话的员警会通过位址的位置，马上找到离这里最近的正在巡逻的值班员警，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快的出现。这也是作为美国纳税人应享受的。因为，国家员警也是税收支持的。当他们帮助你了之后，你谢谢他们，他们会说不用谢，这是他们的工作。

有几次我从学校回家，他把屎弄得满头满脸满床都是。我一边哭一边给他换床单，换被子。再把他架到澡盆里把他洗干净。然后再把换下来的东西先在澡盆里冲干净，再拿到楼下的公共洗衣机上洗干净。等我全弄完，也夜里10点多了。我还要喂他吃饭。而等到我自己吃饭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这样数次下来，我感到要想个办法了。于是我想，既然没人能来美国帮我，那就只能送他回国。在中国我可以花钱雇个人伺候他。加上国内那边他的家人多，每个人搭把手应该比我一个人好些。加上我表弟一家都表示愿意帮我照顾他。况且，在美国也没有什么治疗了，回国更方便吃中药。

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提议又遭到了他大姐的强烈反对。在电话里她说，“他（指她的亲弟弟）没家没业的，回来谁管他呀。”甚至说“他这样拖个10年20年的可怎么办？”好像担心他拖太久不死似的。我心想：10年20年，他还有可能拖那么久吗？

这时，我想起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姐姐。于是和她联络。她倒是一下就答应了来接她弟弟回去。于是给她办好一切手续，她也很顺利的拿到了签证。而就在她二姐准备来的过程中，他大姐居然不断的给她打各种“预防针”。一是让她坚决不在美国多呆。最多只待15天。再就是病人接回去之后，坚决不能进她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家门。我知道这个时候在她们的眼力，生病的弟弟与其说是自家的亲人，不如说是一个背上就甩不掉的包袱。多么冷酷的姐姐们啊。

至此，我对他的亲人们是彻底的失望了。我真替他这个挣扎在死亡线的病人难过。

计划回国，却未能成行

就在他二姐到达纽约的当天，先生发烧住院了（11月27日）。以后的数日，他情况急转直下，回中国已成为不可能了。就在他生命垂危的那几天，医生护士都和我说他随时可能去，而他的二姐还在念念不忘地计算她回国的日子。我真不明白这一家人的亲情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实在忍不住告诉她，你如果不愿意出席你唯一一个弟弟的葬礼，你马上可以走。我的朋友和同学会帮我。况且，你又不懂英语，什么忙也帮不上。你走不走我无所谓。只要你觉得对得起你的弟弟就行。总算这个二姐比那个大姐还有点人味，留下来直到葬礼之后才走的。

12月16日，他已经昏迷。临终关怀院的护士对我说，根据他们的经验，“He is dying。”16日我晚上没睡，17日傍晚，同学夫妇来医院接我回家吃饭，让我稍事休息以后，17日夜里可能还要守夜。我回到家，勉强吃了一点东西，想躺下休息一会就去医院。我躺在床上虽然很累，却难以入睡。我想到护士的话，想到这个从74年就一直在我身边的人可能就要走了，想到他的亲人对他的无情无义。我哭了一阵子之后，想到他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不会放心不下我，因为他知道，在美国都是我主外，是我照顾他。但我想他会不放心他的母亲。我当时想，你放心走吧，你的老母亲我会一直给她寄钱的。如果说世界上有心灵感应的话我相信。我刚刚想到这里，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电话，是护士。她告诉我先生的情况很不好，让我快点去医院。几分钟后同学来接我，我们一路沉默。几分钟后到了医院。我一进临终关怀院，一位志愿者迎着我走过来，告诉我大约十几分钟以前他去世了。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令我惊讶的是，是不是我心里默默的告诉他我会在经济上替他照顾他妈妈后，他才放心的走了呢？

永远翻过去了的一页

之后的几年我每年给他的母亲寄钱。每次他大姐都来封信。信里总是老一套，除了感谢我就是让我“原谅”她。我整整十年没给她回一个字。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想得到我的原谅。难道她自己原谅她自己了吗？她这辈子又如何能得到她唯一的一个亲弟弟的原谅呢？我认为，这当中我的“原谅”是最无关紧要的了。说到感谢就更不沾边了。我替先生瞻养母亲与她们毫无关系。我是在履行先生临终时我对他的承诺。

今天，他们的妈妈也已作古，想他们母子也见面了。我完成了对他的承诺。而且我自认为在他生病的18个月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我无愧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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