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日讯】（一）承认社会矛盾重重是一种进步
和谐社会是个大口号。中共中央提这种大口号有两种情况：有时出于形势的需要，有时出于主要领导人的好恶。前者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把“工农武装割据”和“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抗日”，适应了形势，赢得了人心，也挽救了共产党。后者如五十年代，把共同纲领修改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无此需要，但党的主席有此志趣，结果祸国殃民。可见中共中央提出新口号，不一定都值得敲锣打鼓：有的也许值得，有的非但不值得，而且应该群起而抵制之。六十年代，中国人民没有力量把 “文化大革命”抵制掉，结果全国打内战，省省打内战，乡乡打内战，这是不应该忘掉的教训。
这次“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我看应该如实肯定，它是出于应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
中国现在是头号腐败大国，官场腐败，市场腐败，文化腐败，舆论因腐败而无声，环境因腐败而不治，道德因腐败而沦丧。中国过去实行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全民赤贫。曾几何时，尽管无权无势者依旧民不聊生，有权有势者却与时俱富，鸡犬升天。好比盘古开天地，弹指一挥间，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劈开了世界之最的贫富鸿沟，培养了一批大富豪。据美国美林投资银行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出了三十万名美元百万元级的富翁，投资额53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42000亿元，平均每人拥资一千四百万元。若把房地产计算在内，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估算，这样的富翁就不是三十万名了，而是五百多万名，也就是说，本来普遍贫困的中国人，现在每三百人中已经出了一位人民币一千万元级的暴发户。
明确的所有权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中国的所有权，很好听，但又很模糊，谁也弄不清楚它的秘密。它以“国有”或“公有”之名，或者，以“私有”或“民有”之名，行“党有”或“官有”之实。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如此热衷于“批租”和“拆迁”，正好证明了土地是我国官府的摇钱树，贪官的聚宝盆。然而，一切“国有”资源都一样，何止土地一项！全国都一样，何止上海一地！
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社会生活必然矛盾重重，这是爆发问题的临界点。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不止0.4；可能已经超过了0.45。中国官方承认，群体性请愿事件十多年来年年直线上升；去年一年发生了八万七千多起，每天二三百起，平均五分钟爆发一起。有消息说，今年又比去年上升了6%。请注意，这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下节节上升的记录。
这就是中共中央提出“和谐”的现实背景。六中全会公报说：“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那是官话。“总体上”如何如何，无法掩盖有的放矢的苦心。有勇气承认社会矛盾重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个不和谐社会，而不是甜甜蜜蜜太太平平的“超康乾盛世”，比天天喊“形势大好”高明，应该是进步，用不着遮遮掩掩。
（二）考察和谐社会真谛和诚意的试金石
跟市场一样，政治舞台上也有假货。“大跃进”曾经被用来欺世盗名，“和谐社会”也难免有假冒伪劣。弄得不好，镇压公民，打击律师，拦截记者，都有可能变成“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压二打三封杀，能算 “和谐社会”吗？
鉴别真假的试金石，不是文件，是实绩。当务之急，必须用看得见的事实，来证明中共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真谛和诚意。
幸好中共中央业已庄严声明，和谐社会的第一个总要求是“民主法治”，第二个总要求是“公平正义”。好极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大字，在文件上断然堵死了走向邪路的可能性。
“ 和谐社会”是两年前提出来的。两年来的实绩很不和谐。广东省去年连续发生番禺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村事件。那里的村民、律师和记者，合法地和平地履行上诉权、监督权、辩护权和选举权，被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用暴力压制，殴打，拘留，逮捕，甚至有人被枪杀。一方面是维护宪法、维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村民、律师和记者，另一方面是悍然践踏宪法、践踏公民权、破坏和谐社会的当地党政警军领导机关。哀莫大于心死。八个大字，民主安在？！法治安在？！公平安在？！正义安在？！莫非这就是中共中央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吗？中共中央至今没有开口。
新的纲领，新的指导思想，理应导致新的结论。且不说上世纪的事情。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本届中央、本届政府统辖以来，在此期间发生的有争议案件，包括最近发生的傅先财案、陈光诚案、郭飞熊案、高智晟案、郭起真案等等，都应该从构建和谐的总要求出发，作出新的结论。六中全会已经结束，现在到了非开口不可的关头。杀的杀，打的打，抓的抓，如果不开口，就是默认和纵容，教唆和指使。这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当今的信誉、形象和命运的大事。大家正在拭目以待，观察中共中央正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人人将确定无疑地指着这些实绩，说：“原来如此！看，这就是和谐社会！”
老总书记胡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时政客们忧心忡忡，怕天下大乱，怕影响生产，怕丢面子，用无穷的忧虑掩盖怯懦和伪善。耀邦不愧是政治家，大刀阔斧，把七十年代的许多现行反革命、六十年代的许多走资派、五十年代的许多右派，连带三十年代初被毛泽东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处死的许多 “AB团”，昭雪了，推翻了，人心为之大振。中国没有乱，反而推动了改革和社会的发展。这是真正的经验，真正的和谐。取法乎上，必有大效。
（三）查处陈良宇能不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
六中全会开会前，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决定对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这不是小新闻。许多人希望它是一个新起点，同时又担心未必如愿。这也难怪，十年以前，前总书记江泽民也抓过一个大案，对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问题立案检查。从那个时候以来，中国的腐败有增无已，变本加厉，使老百姓失去了对反腐的信心，失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失去信心，责任不在老百姓，责任在江泽民。他不懂法律，身为国家主席，看来没有读过宪法第二条，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他把反贪的权力视为共产党的专利。他不承认人民有权反贪。在他主政期间，把高级干部的腐败锁定为国家机密，严严实实捂起来，禁止老百姓揭发，禁止记者采访，禁止律师依法搜集证据替受害者控告。上海的周正毅和市委书记陈良宇勾结起来发腐败财，但代表原告提出控诉的律师郑恩宠却被法院倒打一耙，判为“泄露国家机密”，成了“罪犯”。无怪乎老百姓虽然明知陈希同不是好东西，但普遍怀疑江泽民整陈希同只是出于个人利害，是派系冲突，是“党内权力斗争 ”，是“牺牲一个陈希同、保护十个陈希同”。
国家权力的归属是宪法的根本问题。反腐败的权力怎么可以由共产党垄断包办？难道共产党愿意反谁就可以反谁，不愿意（或不敢）反谁就禁止反谁？虽然陈良宇官儿不大，只当了个政治局委员；但是由上海市委书记晋升为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江泽民就是例子。如果机缘凑合，如果陈良宇也受到最高领导人宠信，也当上常委，当上总书记，中纪委还管得了他吗，中央还管得了他吗？我这样说，不是小看中共中央。我知道中纪委的处境，又忙又累，苦得很，事情难办。但事关国家体制，不应该由一个党包办。1979年，文革前主管党的建设的一位老布尔甚维克从流放地回到北京，见了我，劈头就是一个问题： “谁来监督（中共中央）主席？”我想了十年，得到一个答案：“只有人民。”这个道理，其实毛主席自己很懂。四十年代黄炎培老先生问毛：历史上各种政治力量，一掌权就拆烂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能！我们靠民主！—他绝对没有说“我们靠党中央！我们靠中纪委！”
如果通过查处陈良宇，把反腐的权力还给人民，“人民依法反腐”，“人民依法治国”，那么我相信，查处陈良宇应该能够成为“人民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现在并不需要广大群众人人出来摇旗呐喊，但是，每一个公民应该有权知道：一党专制下党管市场经济的真相，党管土地批租的真相，党管银行贷款的真相，党管企业改制的真相，党管舆论的幕后，党管法院判案的幕后，党管选举以及干部任免的幕后；每一个公民应该有权知道：一党专制下的各级党委书记必然具有什么样的“职务上的便利”，所有这些“职务上的便利”组成了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这才是切切实实的中国特色。了解了这些中国特色，大家才能够离开空中楼阁，得出脚踏实地的结论。否则的话，查处陈良宇的作用，大概跟十年前查处陈希同一个样，好不到哪里去。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出路在毛邓之外
前面三篇评论是谈六中全会，现在谈谈我自己对“和谐社会”的看法。我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结束。
和谐是个好东西，但社会各阶层未必能想到一起。以水浒为例：老百姓苦于苛政猛于虎，不满意；高俅、童贯、蔡太师们则苦于老百姓不听话，闹别扭，也不满意。虽说举国上下都有构建和谐的共同愿望，但弱势群体认为，不和谐是统治者搞出来的，统治者则认为，不听话的人才是跟领导对着干的破坏者。倘若请教毛泽东，最高指示想必是：造反有理啊！打土豪分田地啊！倘若请教邓小平，他拍出来的板肯定是：稳定压倒一切！坚决镇压！
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主张造反，一个主张镇压。他们信奉的都是斗争哲学。夺取政权以前，他们处在被统治地位，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造反上，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政权到手后，当了统治者，怕坐不稳朝廷，把自己失掉统治地位等同于“亡党亡国”，所以公然主张镇压。 “造反有理”，说变就变，一变而为“镇压有理”。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即使搞镇压，他也要打出“群众造反”的旗号。从登上政治舞台那一刻起，他就戴上了“替天（替工农）行道”的脸谱。他在党内外的全部权力，统统来自一哄而起的群众。取得全国政权后，他继续驾轻就熟，策动和驱使农民去斗争地主，杀的杀，关的关，管制的管制。他懂得，跟着他“闹革命”的群众越多，革命的对象越难翻身，他的领袖地位越巩固。土改如此，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不是国家主席对红色恐怖有癖好，而是革命群众热爱恐怖，非造反不可；至于国家主席自己之所以无法无天，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已。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的那一套，邓都懂。邓掌管整风反右时，就是这样发动群众“造”右派的“反”的。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革命彻底搞臭了，把老本赌光了，没有人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失去老本之后，邓小平无法再打“群众”的旗号，于无奈中赤裸裸地亮出国家、军警、法庭、监狱、刑场这些“阶级压迫阶级的机器”。从“唯恐天下不乱”到“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
毛和邓，实质没有不同。毛的造反，邓的镇压，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总题目都是区分两种矛盾：顺“我”的，犯法也是人民内部，应该保护；逆“我”的，合法也是敌我矛盾，必须镇压；至于“我”，“我”就是核心，我就是国家，我的意志就是法律，文革和天安门镇压是我的两代丰碑。靠毛靠邓，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我反对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也不主张老百姓主动上梁山，不同意把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等同于宋王朝的大官小吏，更不同意把求生存求自由的公民视为异端。和谐社会在文件上的提出，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结束。真要构建和谐，出路不在毛，不在邓，而在毛邓之外。
（五）三个代表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造反有理和镇压有理都不能帮和谐社会的忙。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发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能。这位发明家说了许许多多话，但不肯明说，他那个“始终代表 ”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毛泽东的大跃进，还是李鹏的三峡工程？“最先进的文化”是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封锁消息的愚民政策？江泽民不肯说清楚。
江泽民宣布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一党代表十四亿，既代表穷，又代表富，既代表贵，又代表贱，既代表造反者，又代表统治者，既代表秦始皇，又代表陈胜吴广，还得分身去代表项羽和刘邦，统统代表，始终代表，除非精神分裂者，谁办得到？江泽民能吗？
江总书记的本意大概是想替本党的垄断地位找理由：我代表生产力，就有权支配资源，不容旁人染指；我代表文化，就有权垄断真理，不容旁人不同意；我代表最广大人民，就有权领导一切，不容别人不服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此。其所以必须快快载入党章和宪法，也在于此。靠这种思想去构建和谐，靠得住吗？
靠三个代表的党也构建不了和谐。共产党自己的历史，是一部在党中央领导下唯恐天下不乱的历史，跟“和谐”风马牛不相及。它自己从来没有和谐过。毛泽东自己承认有十次路线斗争，他亲自领导但不愿意张扬的反AB团还不在这十次之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所不用其极。对“同志”如此，“ 敌我矛盾”自不必说。邓小平不甘心落后，制造了天安门血案。江泽民也不甘心落后，制造了法轮功事件。这种争先恐后的记录，八十多年的血雨腥风，证明不了它有领导和谐社会的品格。
不仅如此，它在中国坚持实行一党专制，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当之无愧的不和谐因素。中国的腐败，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到处蔓延？因为一党专制从六-四以来，始终严厉镇压民主力量，把反腐败的权力绝对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中国的贫富矛盾为什么如此尖锐？因为一党专制异化了市场经济，垄断了全国一切大资源、大信息、大机会、大进大出、大吞大吐的分配。中国的选举为什么成了不准选择、不准竞争的“等额选举”？因为一党专制除一手操纵外，别无民望和自信。中国的公民为什么没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因为一党专制害怕自由，因为自由的力量比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更坚韧更强大。为什么中国的宪法只是一纸具文，因为一党专制早已无法无天惯了。在创造不和谐记录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足以和一党专制并驾齐驱。
我主张与人为善，迫使它弃旧图新，鼓励它改弦易辙；但是，不可以听任它冒充救世主。
（六）废除一党专制，中国总体上就和谐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不了和谐；三个代表的党，领导不了和谐。谁能把和谐社会领导或者设计出来？人类社会是多元的有机体，不是单元体。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迁，离不开全体成员的互动，离不开争执和妥协，制衡和合作。任何一个人、一个党、一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各有各的极限。领导木偶剧团是可能的，设计傀儡戏是办得到的；说到人类社会的“构建”，我看谁也没有这种能耐。如果有，请中央宣传部改写党歌，废除《国际歌》，改唱《从来就离不开救世主》。坚持专制独裁的力量，想领导和设计和谐社会，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否则的话，秦始皇，希特勒，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个个都是超级大国的第一流大政治家，早就把和谐社会构建出来了，哪用等到今天！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怎么办？这也是千锤百炼的一家之言，如能实现，岂不很好？大家都会乐见其成。回顾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作过不知道多少决策，大到构建人民公社，小到构建无麻雀无苍蝇社会，当时统统响彻云霄，后来一概销声匿迹。逝者如斯夫，不必太当真。
中共中央这个集体，它的委员起码是一省之长或一部之长，无疑有资格代表中国的极强势、最强势力量。要求极上层和最上层人士去“始终代表”最底层受歧视、受打压、受损害的平民，很难做到。从法理上说，作为政党，他们没有权力构建老百姓。作为公民，他们自己能做到遵守国法，少出些陈良宇，就很好了。作为本党最高领导机关，他们应该领导和设计出一个计划来，由一党专制向现代政党转型，与国际政治制度接轨。这是它份内的责任，也是它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我认为。
最近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新概念，叫做“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我赞成“各得其所”：三权分立，不受党权控制；市场依法自由竞争，不受党权控制；媒体独立行使舆论职权，不受党权控制；公民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党权控制。党要管党，不得干预政府，不得操纵市场，不得干涉非党媒体，不得搞马克思切齿痛恨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得限制本党以外的候选人的提名和参选，不得向专政机关发号施令抓谁放谁，不得给法官定调子，不得干涉律师依法行使业务，不得随心所欲拿“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钳制记者和吓唬老百姓，不得假借“颠覆”的罪名压制公民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不得以国防军充作党卫军用，不得把纳税人的贡献充当党的活动经费。总而言之，主权在民，党不治国，党国分开，党要管党。
以上所说，都不是新东西。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中共党章总纲中的一句话：“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言简意赅，重要之极，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中国各种大劫大难的全部教训。如果早在五十年前就这样做，中国早就和谐了。为今之计，仍然以早做为好，早做早和谐，不做不和谐。只要中共不再以毛泽东的无法无天为光荣，为榜样，从此弃旧图新，尊重自己的党章，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人民肯定能够得到新生，共产党自己也肯定能够得到新生。这是人民和党共同需要的“各得其所”，是双赢，和谐就有了，活力也就有了。舍此而想“构建和谐社会”，好比缘木求鱼，恐怕是实现不了的，你说呢？@
——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11月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