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9日讯】亡国奴和有国奴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权受到内敌或外敌侵略而面临危机时，他的人民愿意效死出力以捍卫它的安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异族或本族的狂妄分子夺走王位，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将随之不复存在。因此，这时他们保卫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没有实在价值的文化概念，而是具体的、实际的民权和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保卫，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有他们认为值得保卫的东西。

反之，一个独裁的专制的政府，当外敌或内敌侵犯，尽管它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许诺出最动听的华美预约，但人民为他去流血出汗是有条件的、被迫的。因为他们知道，法西斯不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都一样可怕。惨死在本族的君王剑下，并不比惨死在异族的侵略者剑下舒服。

“亡国奴”这个词给人造成的歧义在于，似乎只有亡了国才能为“奴”。但实际上“有国”同样可以为奴，而且“有国奴”比亡国奴更加可耻。

中国的百姓无论是汉族人统治还是异族人统治，区别无非只是“有国奴”和“亡国奴”而已。

还是……主义好

对于一个现代的法制社会来说，解救突发灾难，本来就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能。而在我们这里，做的正好相反。个体生命卑微、渺小，一切都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洪水泛滥时，解放军从水里捞出一两个小孩，家长必含着眼泪说：“还是社会主义好”──仿佛资本主义遇到这样的天灾人祸就坐视不管似的。

实际上，即使在封建社会，不仅每朝都设有赈灾机构，而且遇到紧急情况还开仓放粮，包公不就干过那样的好事吗？如果那时有报纸的话，端着稀粥的百姓，一定含着热泪说：“还是封建主义好”。

不仅封建社会，原始部落时期也莫不如此。大禹治水就是明显的例子。可惜甲骨文还没有记录得那样早，不然郭沫若之流一定会发现，那时黄河沿线的饥民，红着眼圈说：“还是原始社会好”。

农民与黑奴

当前中国农民的地位低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年代黑人的地位。因为上世纪五、六○年代以前的黑人虽然是被“隔离”的──类似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但至少和白人是有着表面上的平等的。因为种族隔离的依据是《独立宣言》中的“分离并且平等”。在这种规则的制约下，你可以说这是“事实上的不公”，但你无法否认一个契约社会给黑人提供的“机会平等”。不错，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公共车上，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白人也不能坐黑人的座位；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黑人孩子不能到白人的学校就读，可白人也不能到黑人的学校就读。可当代的中国农民在分房、养老、医疗、保险、就业等诸多方面连表面的“机会平等”都没有，难道“歧视”还有比这更明显、更赤裸裸的吗？

因而，中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者，拿出当年美国北方自由主义者解放黑奴的勇气来关注和解决农民问题，靠夸夸其谈或躲在书斋里挥拳揎袖肯定不够。

制度与腐败

对于权力可能造成的腐败，东西方的开国者们都意识到了，但对这种腐败的来源及解决方法，思路却完全不同。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考虑到权力会对人的品质构成腐蚀，因而必须设计一种互相制约的内部规则来防止和杜绝腐败。但东方的开国者们却并不担心来自自己制度本身的腐败，口口声声扬言要防止的是来自于权力外部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并声称只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作风，就会万世太平。这就使后来的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而且失去了自我修复、自我反思的可能。你说我腐败，是的，可这不是由我的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你们，“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带来的。我所要做的不是修复我的制度，而是给我们的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正好把你们作为反面教材──你看，“资产阶级”不仅坏而且狡诈，连“炮弹”也是拿“糖衣”裹着。

“性恶论”与民主

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上，而先秦法家的“性恶论”却没有推导出民主与法制，倒是加固与强化了一统专制。何也？立场使然也。荀子、韩非只知人民“性恶”而不知君王“性恶”也。他们只知道百姓趋利避害，逸好声色，故要严刑峻法来制驭，可君王“性恶”呢？他们没有说，也不愿说。

其实，人性即使是恶的，也只有借助权势才可以肆无忌惮，毁家危邦。比如，邻家张寡妇“性恶”，顶多偷两颗土豆，摸一点地瓜，养两个汉子，可君王要“性恶”，那祸害就远远不只如此。

神话与民主

从对神话人物的想象中，可以推测每一个民族现实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创立了自己的“城神”（城市的保护神）：民主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而中国不用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是现在也断然不会想象出这样两个维护个人尊严和权益的神。他们能想象出的，在天上是玉皇大帝，一个狭隘、自私、无能、颟顸的人间皇帝化身；在地下是阎王──更是一个粗暴、凶恶、反复无常、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家伙。现实只给他们提供了想象玉帝和阎王的材料。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