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5日讯】藏人说：“天山有太阳月亮，人间有达赖班禅。”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些曾经受到传统文化教育或濡染的藏人被“洗脑”了，那些本来就是一张白纸的“空脑壳”被不断灌输了“革命思想”，加上相当一部分农奴“翻身”了，因此，中共自延安唱起《东方红》以来的造神运动在西藏同样赢得了一大片“新神”的地盘。毛崇拜的革命歌曲取代了藏人的达赖和班禅的颂歌。

无可置疑，许多藏人，像许多汉人一样，曾经真诚地热爱、拥戴过共产党和毛主席。出生西藏普通农民家庭的才丹卓玛，六十年代在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中高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鸣惊人，代表了一部分“翻身农奴”的祝愿。这类“翻身农奴 ”参加了革命，或当兵打仗之后，成了既得利益者甚至权势者，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始终摆不脱“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样的思维定势。有些“翻身农奴 ”虽然没有平步青云，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上比“旧西藏” 的日子好多了，在文革中由于“逍遥”于两派之外，既没有受到迫害也没有参与迫害，他们对党和毛主席可能仍然是感激的。但是，也有不少 “翻身农奴 ”及其子弟与共产党短暂的蜜月过后就理想幻灭了，甚至参加了“叛乱”，涌入流亡大潮，或者，虽留守雪域，经历文革杀劫法难之后，终于大梦初醒，痛悔不已，回归他们的藏族认同。例如，流亡藏人中的著名学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红星照耀西藏》的作者 ）就是贫农民出身。一度歌颂过社会主义祖国的诗人端智嘉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为共产党写过不少赞歌的诗人伊丹才让同样出身贫苦，最后诗风大变，对权势者提出质疑。

在西藏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 ”和文革的历史风暴中，西藏上流社会同样在大分化，大改组。达赖喇嘛青年时代也真诚地歌颂过毛泽东。但是，达赖喇嘛很快就识破了毛泽东的狡黠。

应当看到的是，“翻身”和“解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比喻的是那些曾经被压在下面的人“翻”到上面来了，甚至可以“压”那些曾经在上面“压”他们的人了。这就是文革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并没有因此赢得被“解放”的真正自由，他们仍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或农奴。在作为一场保皇运动的文革中，头上顶着一个帝皇的人，怎么可以获得自由呢？文革杀劫法难，终于使得藏人像汉人一样，发现他们崇拜的 “新神”，实际上是一个假神，是一个比秦始皇还残暴的暴君。那种被蒙蔽被欺骗被愚弄的伤痛、反思和觉醒，使得许多藏人像汉人一样把毛泽东赶下了神坛。

五十年代以来的西藏，反毛和崇毛的歌声，实际上是交织着进行的。据藏族历史学家次仁夏加 （Tsering Shakya）在《雪域龙 —1947年以来的西藏史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一书中的记述， 六十年代初期，拉萨街头一首流行着一首西藏民谣，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藏人对汉族政权的强烈不满：

我们宁要达赖喇嘛不要毛泽东，

宁要噶夏不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宁要佛教不要共产主义，

宁要藏军不要解放军，

宁肯用自家的木碗不用中国杯子。

尽管这样的民谣只是标语口号而已，缺乏艺术价值，却反应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藏人的心态。民谣中藏人讨厌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1956年4月21日正式成立的。1959年汉藏武装冲突过后，国务院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达赖喇嘛的筹委会主任的职务由副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代理。无可否认，怀念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的，有不少是西藏贵族或上层社会，但也有许多普通的僧俗民众。尽管那时的班禅喇嘛，拥护平息“叛乱”，但在许多藏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佛教信徒的心目中，“ 藏军”，如藏文的字面意义所表现的那样，是“信仰的捍卫者”。

紧接着1959年的西藏事变而来的，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大饥荒。三面红旗掩盖不了“饿鬼”的累累白骨。约翰•F•艾夫唐在《雪域境外流亡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饥荒中的一首民歌，那是修建水利磨房的西藏民工编写的，对权势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告诉我是为什么，

短短时间建磨房，

糌粑麦袋总要掸;

告诉我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得解放，

勒紧裤带度饥荒。

小磨房，我们的血和汗，

达赖来了是宝座，

毛泽东到此作坟场。

这里的毛泽东，是藏人的大灾星。由此可见，深入藏人心灵的达赖喇嘛，不是那么容易被外来的假神取代的。

在十年文革中，反毛的歌声理所当然被扼杀了。西藏的毛崇拜，在形式上与中国内地如出一辙，诸如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成为了一种强迫性的行为。而毛崇拜究竟能否深入藏人心灵，却是另一回事了。

根据唯色在《杀劫》中的引证，“民主改革”时期改编的著名民歌《在那太阳的东方》，原本是歌颂四方诸佛的，却被改变成为歌颂党和毛主席。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是借歌颂达赖喇嘛的民歌改过来的。唯色父亲的摄影镜头捕捉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名叫常留柱的汉人装扮成藏人，在拉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代表藏族人民引亢高歌。他唱的是：“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啦彩云把路开。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带了幸福来……”。唯色这样写道：“这里的我和歌中的我们当然指的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许多人也都以为这首歌是藏人自己创作的，实际上作词和作曲者并不是藏人，而是汉人常留柱和庄涛。但他们却以如此方式，理所当然地宣布他们就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代言人，可以完全地、彻底地表达西藏百万农奴无比感激的心情，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杀劫》中另一张照片，唯色的说明文字是这样的：“这些正是被形容为‘翻身农奴’的藏人们，也摇动着花朵庆祝自治区的成立。他们的姿势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纵的木偶，十分机械。” 这段说明文字所蕴涵的诗意，可以用诗人黄翔的 《倒下的偶像》中的几行诗来互相诠释：

他愚弄千万人民

像愚弄千万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后面

牵引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中国的造神运动，可以使许多人一时受蒙蔽，但不会使得所有的人永远受蒙蔽。倒下的偶像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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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0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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