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早已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媒体的报导自然成了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人们借助媒体（现在得加上网路资讯）提供的各种资讯，构想他国景象。

每个国家都向世界展示着它们各自的魅力。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媒体有言论自由，资讯杂然纷陈，呈多元状态；而专制国家的媒体却受到严格控制，必须随着当局的指挥棒起舞，因此只有一种声音。而看似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却因其真实面目笼罩于神秘云雾之下，总是让世界感到困惑。

操控下 媒体如万花筒
这层神秘云雾，实际上是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而产生。中国一直以外松内紧的方式严格控制媒体，将中国与世界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异端”紧紧包裹在各种半真半假的资讯之中，使得中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世界的主流价值正在接近。

中国当局控制媒体的目的简单明了：对国际社会，永远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内则要让人民因资讯不畅而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丧失分辨事实与假象的能力，并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力量。可以说，中国的媒体是只被政府紧紧控制的“万花筒”，国际社会只能通过这只“万花筒”了解中国。由于资讯的“万花筒效应”，使得许多号称“中国通”的专家们都认为“了解中国是一场挑战”。

在世界眼光中，中国的13亿人口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了解中国成了开拓市场者们所必须。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却实在让国际社会莫衷一是。且不论中国为世界勾勒的“中国”是何种图景，仅仅是国际社会，就有“崩溃论”与“繁荣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持两种看法的论者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外国人了解中国为什么如此之难？为什么对同一个观察物件会得出如此水火不容的印象？这一问题恰好是笔者多年来就关心的。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将这一问题带入了英语世界的视野，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这位学者交谈时，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5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资讯与中国人私下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据旨意 媒体变幻处理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至少他们在自己行业内获得了如此评价）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美国外交官曾对我谈到：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资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导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资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导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五年的日本记者在采访中对我谈过：“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样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能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资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农村地区没有？”

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计程车看过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也没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资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

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主要也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遮罩了。

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省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拿上海与纽约及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的真正面貌。

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有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福冈等不少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绘出一个你们日本人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

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是全面。

了解深 热爱转向批评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人，越是知道应该怎样解读中国。曾从事对华工作50年，并于1989年开始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 ）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并举出一位到中国参加一个合作专案的美国人比尔（Bill）为例。这位比尔先生因为自己到过中国（其实就是作为旅游者走马看花），以为已经了解中国，而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坚持认为自己主观诠释的“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

李洁明先生谈到，有比尔特点的绝对不止比尔一人，还有美国一些四星上将及其他各种人物。因为这类凭自己一管之见观察中国的人太多，故此李洁明一再强调：“中国有许多令人费解、难测的地方。矛盾遍地都是，使得了解中国成为棘手的挑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erry Link教授的经历，正好是美国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的左派青年的典型经历。他年轻时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深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向往与热爱，最后却因对中国的深刻了解而破灭，最终他成为对中国政府持坚定批评态度的人士，因而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