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3日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大字报《院党委抛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是东北工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所以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当年想把书读好也不容易，因为有“只专不红”的危险。我虽然是共青团员、系学生会的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加上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便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席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模拟反派的发言；例如《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学校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比例百分之五至十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往往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线上纲，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X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X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共产党员们那么残忍、那么泠血、那么伪善，而又那么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心安理得地为别人制造悲惨的灾难。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像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共产党是迫害狂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六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二十六号，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抛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不许他申辩，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淹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四十年后的二OO六年，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教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是全院批判的重点。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九。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冲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就走上了社会。接着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就写了一张“兹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X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之后和低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要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报。在西安碰上的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便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但大部分只分析上层的权力斗争、毛泽东的阴谋和威望；近年刘国凯等人的“人民文革”说，却从广大人民群众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引起热烈争论，深得我心。

比如，上海市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百多万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十七年里，中共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暴力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饿死四千万人，仅四川一省当时就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省委内部文件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二零零六年第一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具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就是中共腐败的典型代表。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就这样的十七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有权好办事，狗仗人势，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国营资产、人民血汗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年，到如今也没过到河。他们自己倒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征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老百姓摸进更加一穷二白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我一家的苦难

我祖父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只读过一年私塾，廾五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犁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腊；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证》。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己值一千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一九五七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饥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米(十六两为一市斤)，他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年仅四十一岁。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他因顶撞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一九七四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一九二三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垫教师，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一九四九年四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秘书、县总工会秘书等。一九五七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一千六百二十天(次)。一九七七年遭公社武装部扣押十八天。我弟弟的缝衣机、义弟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十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一百五十元。受冤遭罪二十多年后，父亲于一九八O年获“平反改正”，恢复党籍、工资待遇，办理离休。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无法弥补的。他二十多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我母亲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饿死。因为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岐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我的遭遇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钖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如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沈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招牌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出动十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从此由陈李凌挑起的武斗在辽沈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沈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沈形势答〈辽沈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沈阳市大街小巷。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共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所谓“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偓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沈、在东北、在中国就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沈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发配西南三线基建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的，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岐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一九七九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罪名。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四川，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一九八七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

毛泽东和他的党徒，以前有高岗、陈再道，如今有陈希同、陈良宇、李二江之流，自己过着骄奢淫逸、糜烂透顶的生活，却残忍地剥夺老百姓的基本生物性需求。以至于强奸、通奸、乱伦、同性恋、动物恋等有关性犯罪、性变态的故事竟成当年的热门话题。毛共政权完全是洪秀全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政权。

庆父不死，鲁难不止

让我最后看穿中共本质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枪声。刽子手用带血的手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那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当他的坦克把成千成百的中国人碾成肉饼的时候，他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显得那么虚伪、那么奸诈、那么无耻！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不把毛泽东共产党滔天罪恶彻底揭露，不把共产党反动派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就永远没有民主宪政，永远享受不到“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就永远无法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现代化。我愿意和一切有志于此的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

31AUG2006定稿于流浮山庄
《自由写作》14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