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报导﹚国际知名的咨询企业波士顿咨询公司17号发表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透露，中国0.4%（大约150万）的家庭拥有全国70％的财富，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拥有50％－60％的财富。

另外，这份报告还发现，中国富有家庭的财富增长速度也是全球最高。而与此同时，国际上衡量贫富分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在中国也达到警戒线。财富如此分配不均，应该怎么办？

最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银行家的小额贷款做法能否被中国借鉴？记者申铧和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以及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一起对中国贫富不均的问题进行探讨。

记者：我首先请教夏业良教授，您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吗？

夏业良：我记得六、七年之前就有一个说法，说是中国一百万最富的人平均拥有的资产都在一百万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低估的。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数字虽然在我们预期之中，但的确还是有一些吃惊的。

因为这么集中，这么少的人群能够占有这么大数额的财富，这说明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至于怎么富起来的？富有的渠道、原因还是有待大家了解的。

记者：张晓波先生，在有这么多富人占据那么多财富的同时，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已经达到零点四七多，已经达到国际的警界水平。那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是一边富人特别富有，另一边穷人又特别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贫富分化呢？

张晓波：原因比较复杂啦，但是我现在先谈谈你那个数字，因为往往所有的统计数字会把两头漏掉，一个是最穷的人会漏掉，最富的人也会漏掉。

统计基尼系数都是家居调查，富人往往不让你调查，所以现在的基尼系数大概零点四七五，很高了，因为超过零点五就是世界最危险国家，比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南非等等，社会动荡就会出现。而这零点四七可能把最富的人统计不进去。

记者：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比您刚提到的零点四七五还要高吗？

张晓波：一般人都会这么认为，会略高一点。因为对最上面的人你要他每天记账的话，他绝不会给你记账，记的话也不会如实的记。

记者：夏业良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一个疑问，这些人是怎么致富的，您觉得现在在搞清楚或监督这些富人致富的途径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呢？

夏业良：我觉得政府的作用过大反而是一个危害，因为在这里面最有效的监督还是法律的监督，就说我们的立法机构通过法制手段来监控个人财富增值过程，他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还是非法的途径？包括财富的转移，包括在海外真的有洗黑钱的这些做法。

我们知道在美国加州以及美国纽约地区，都有很多中国官员把大量财富转移到海外。所以我想我们不是说中国人富人多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是非法财富获得多了才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我想这些公司在统计中国最富有人的财富时，肯定不会包括官员的财富。我们不要讲他有没有转移到海外，包括这些人的财富也许比中国最富有人家所拥有的财富还要更高，是不是？你觉得呢？

夏业良：我觉得是，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没有在统计范畴之内的。

记者：说到贫困，我们知道最近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孟加拉的银行家，他是通过小额贷款来帮助这些穷人致富，张晓波先生您觉得这个做法可不可以被中共政权拿来借鉴，帮助中国贫困人口来致富呢？

张晓波：这个要取决各国的制度，孟加拉的NGO非政府组织多的不得了，包括它的银行业等等，这大部分反映政府的失败。本来政府应该做的政府没做，你刚才说那个银行家为什么会在孟加拉出现，因为那里的银行完全是失败的。

中国的银行也存在一些问题，可以借鉴啦。中国几大银行最基本上还是服务于大中型企业，服务于城市。农村信贷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因为农户比较分散，而且贷款额比较小。

因为每一笔贷款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你的贷款小的话，银行成本就不合算，如果不给一个人贷款，给十个人、一个组贷款，他自己管理风险的话，这是一个创新，这是人家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所以现在农村的信用制度，某些方面可以借鉴这个做法，贷款给一个小组、一个协会等等，然后通过他们再进一步监督还款的质量，这样有信息的优势，也有监督的优势。

记者：我听说中国也有人曾试图这么做，比如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就试图用这个办法来扶贫。但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制不允许，很难做到这一点。夏业良教授，您觉得是不是中国金融体制有待改善呢？

夏业良：是的，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民间的金融活动一直有很多限制。刚才你提到茅于轼先生在山西红水头村做这样的扶贫试验，后来被认为是非法的。虽然并没有取消，但不容易提倡。

这其实是茅于轼先生发动一些朋友、学者捐款，我本人也捐了，在这边做一些工作，是很小的贷款，是采取滚动式贷款方式，做为种子基金来吸引更多人投资和帮助，这小额贷款其实在当地农村起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建立起了一种信用。

记者：但是政府为什么认为是非法呢？

夏业良：因为这基金被认为是私募基金，而私募基金在中国基金管理法中是不容许的。刚才讲到民间组织怎么来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中国现在其实富人很多，但是中国富人很少进行社会公益捐款，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富人一方面对他财产的来源还存在很大的疑问，另一方面他们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贡献远远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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