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缺乏反省无视规律,何以“和谐”?

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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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0日讯】【新世纪特稿2006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开过了,陈良宇案尚在审查之中,会议的焦点看来是在“和谐社会”上面。中共要社会“和谐”,这就比“稳定”要求更高了许多,那麽,中共自己的作为,是否有所进步了呢?

陶醉于长征的胜利而缺乏反省

中共避开了文革发动的40周年,避开了逮捕“四人帮”及文革结束30周年,对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很小心,它能够纪念的,是中共自己建党85周年,以及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纪念建党,中共突出自己的“先进性”,对长达十年的“文革”及其“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还是回避深入的分析,这与它回避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分析,一脉相承。

纪念长征胜利,中共突出它领导红军的艰苦奋斗历程,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西路军”悲剧的责任也已经比较实事求是,长征的“红色记忆”成为中共自我表扬的资本。但是,对于中共遵义会议所显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当时中共与中央红军那种面对现实而毅然转变路线的勇气,联系今天的现实,中共本来可以有所借鉴,而对于长征中所谓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中共也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长征之初受压制的地位,到遵义会议中取得军事决策权力,后来一步步地发展到取得对中共的领导权,其间,他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清除自己的对手,特别是清洗“国际派”,迫使党的资深领导人臣服于己,形成“唯我独尊”的格局──长征中开始出现的如此演变,从党内民主排除了少数人专制开始,竟然逐渐发展到以一人专制取而代之,延续至今,毛泽东身后数十年仍维持不变,其间深刻的教训,今天的中共在纪念长征胜利之际,还是本能地视而不见。

在中共的历史中,因为缺乏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有过少数几次闪现民主光彩的反对专断或专制的行动。“富田事变”超出了中共的范围而不计,较早的一次是罗章龙等人挺身而出,再一次就是遵义会议。此后,中共“八大”试图以“集体领导”制约毛泽东独裁,毛泽东以发动“文革”反击,中共元气大伤,即使出现“四五运动”外援,它也无力振作,只能在毛泽东身后以政变方式清除其激进追随者,然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出现了一次“越出常轨”的“会议民主”,但其“解放思想”的能量终究有限,主要的还是作为邓小平独裁的铺垫,“四项基本原则”随即就对“解放思想”划定了范围。

遵义会议的民主有局限性,须依靠党的总书记的支援,和党的军事领导人的反省,才有毛泽东和其他人发表意见的空间。中共的这种传统方式,使它很容易被具有强烈个人意志的人所控制。毛泽东受到过压制,他知道应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也就是他,对不同意见最不能容忍,人们批评他的爪牙,他也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其矛头所向是他本人。这样,毛泽东从长征开始逐渐地把持中共,将中共的专断及专制发展到极致,今日之中共不能对毛泽东做深入具体的分析,不能走出毛泽东的巨大阴影,就难以真正构建出中共自身的“和谐”。

在现实矛盾中高唱“和谐”

半个世纪前,中共挟内战胜利之威,依靠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实施社会改造,迫使农民放弃刚刚到手的土地,迫使民族资本将企业交给工农干部,构建起一个缺乏社会经济依据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多少自身发展的动力,只好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提供刺激,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运动”到70年代末,终于不得不改革开放,犹犹豫豫地重新走向市场经济。

当年,经过短暂的赫鲁雪夫改革时期,苏联重新陷入保守派的控制之中,利润原则下的企业改革还在艰难地蹒跚着,支撑着这个老大帝国,而勃列日涅夫却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来包装这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一旦戈巴契夫的“新思维”改革撕裂了保守的束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露出其本来面目,导致苏联共产党败落,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似乎不知道殷鉴不远

经历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以胡赵两位元总书记先后下台为标志,中共也陷入它自己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上更趋向保守,在市场化浪潮中竭力维护国有体制,在市场变化中想方设法重新恢复中央集权。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中央计划控制水平本来就低得多,市场化改革很快地唤起了企业家的创业冲动,而城乡差别很大、公民权利残缺不全、权力漠视并打压人权的社会环境中,廉价劳动力不仅供给充足,而且薪酬提高及生产条件改善极其缓慢,于是,政治上保守专制的中国,却出现了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当然,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消耗居高不下。中国没有停滞不前,只是,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和局限性逐渐暴露,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增长的极限”,同时,它的种种社会矛盾也逐渐表面化,显示出对抗性正在积聚之中。

这时,中共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然而,它的“以党为本”根深蒂固,以党权压抑人权的本质不变。胡锦涛上台以来,人们看到,中共所谓“科学发展观”,实际是以恢复中央集权为操作工具,对地方区域发展和企业运营,仍然维持行政控制的传统方式,而中共所谓“和谐社会”,尽管提出的是所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但它同时更为简洁地强调的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在一党专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际,中囯共产党如此描述“和谐社会”,实乃缘木求鱼,与苏联共产党将停滞的苏联社会包装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堪称绝配。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为到那“天堂”而上那“桥梁”,农民们放弃了刚刚通过土地改革而得到的土地,结果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如今,中共又把它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描绘为人间天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粉饰共产党难以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现实,回避背离宪政而假冒“民主法治”的现实,也就难怪社会对它缺乏真正的兴趣了。

中共似乎以为,它当年可以用政权的力量,依靠政治动员,无视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不顾社会主义缺乏经济必然性的现实,在“一张白纸”上,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今天仍然可以故伎重施,无视客观规律,不顾矛盾的现实,就可以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共还在傲慢而又天真地以为,它的中央委员们开开会,通过它的秀才们撰写的决议,就能“率领人民”造出一个什么“社会”来。

崇拜权力之手,无视市场那“看不见的手”,是中共的顽症。中共无法克服这一顽症,它也就走不出与社会尖锐对立的“不和谐”困境。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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