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耿松 : 横刀立马，笑傲专制——记朱虞夫先生二三事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日讯】朱虞夫先生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999年6月 19日，朱虞夫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11月2日被杭州市中级法院判刑七年，在浙江省第六监狱过了七年囚徒生活，并受尽了酷刑折磨。在朱虞夫出狱前，我们曾听说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为此很担心。朱先生出狱后的第二天，我到他家去看他，见他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正如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描绘的周瑜一样：“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七年前的第一次见面。
1999年新年过后，北京江棋生先生从江苏常熟老家南下到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看望朋友。正月初十傍晚，我还在浙江临安乡下父母家中，江棋生打传呼给我，说他已到了杭州。第二天一早，我立即从乡下赶回。当时正值中国民主党组党期间，当局先后抓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各地民运人士也受严厉监控，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江棋生在上海遇到特务跟踪，后来他巧妙甩掉特务，抽身直接南下。我和江棋生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中午两人喝了点小酒，边吃边谈，谈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吃过午饭后，我们准备去看王东海，但王东海是浙江知名民运人士，当局对他家的监视十分严密。于是我们先和王东海的妹妹王忆素联系，叫王东海到她家见面。王忆素住在杭州市上城区灰团巷，那个地方正在拆迁，四周都拆完了，唯有王忆素住的那幢房子没有拆，这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我们打的到姚园寺巷下车，然后七拐八弯地走到王忆素家。王忆素打电话给王东海，说家里有事，请他来帮忙。半小时后王东海来了。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聊到晚上8点多，主要是谈民运和组党的事。江棋生提出想见见浙江民运界的朋友，王东海表示可以，明天介绍几个人一起聚聚。因为当时杭州控制很严，一时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我提出去我的老家临安。在临安县城我有个朋友在办厂，房子很大，那里是城郊结合部，相对较偏，杭州到临安54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可到。江棋生和王东海都很赞成，于是就定下来，第二天我先把江棋生送到我的朋友家，王东海和他叫来的朋友直接坐公共汽车到小山弄临安看守所旁边等我。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二，按照预定计划，我和江棋生从杭州西站出发，坐车到临安县城。为了防止被跟踪，我们在离车站不到的地方下车，然后打的到几个生活小区转了几圈，下车后迅速从一条小弄拐出，再打的直奔我朋友家。按排好江棋生后，我到小山弄去接王东海。王东海他们已到，大概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不认识王东海带来的两个人，经王东海介绍，我才知道一个叫朱虞夫，一个叫祝正明，都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我也介绍了自已，然后带他们去我的朋友家。
我的朋友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于是我们五人开始了一次难得的聚会。朱虞夫和江棋生都是非常健谈的人，他们不但口才好，讲话条理清楚，逻辑性极强，而且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也很深刻。祝正明带来一封魏京生先生给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信。由于时间隔得太远，这封信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浙江民运有魏京生这样的和重量级人物关心，我感到很兴奋。当时好像魏京生访问台湾不久，我把从美国之音听到魏京生访问台湾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次聚会是沙龙式的，大家随便谈，想到什么谈什么。江棋生主要是想了解浙江组党的情况，朱虞夫和祝正明为此作了很多介绍。1998年秋，林牧、丁子霖、江棋生、蒋培坤、魏小涛起草了《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宣言》，在社会上征集签名，当时我们把这个运动称为“公民运动”，相当于今天的公民维权运动。江棋生也向朱虞夫、祝正明介绍了公民运动的有关情况，祝正明还提出希望公民运动和中国民主党合作的问题。那天我们谈得很愉快，不知不觉谈了三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多后，我们离开我朋友家，去临安钱王陵游玩了一下，五人合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返回杭州。
今年9月15日我去看望朱虞夫时，把8年前在临安钱王陵拍的照片的底片找出来洗了几张，给朱虞夫和祝正明各带去一张。祝正明那天也在朱虞夫家，我们三人看了照片都感慨万分。朱和祝都说这是他们进监狱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看了又看，十分珍惜，这也许是我带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钱王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陵寝。钱镠是吴越国的开创者，定都杭州54年。在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钱镠却保住了吴越国的一方平安，他对杭州地区的老百姓是个有功之人，也奠定了杭州这座城市成为中华古都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钱镠是临安锦城镇人，他的故里在原公安局大门口。这个地方位于锦城镇太庙山脚下，是块风水宝地，县政府、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都在这块地方。后来临安搞旅游开发，修建钱王陵，除县政府外，其他几家单位都迁走了。钱王陵落成时，钱王第3 3代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牌坊惠赠墨宝”钱武肃王陵”。钱王是临安人的骄傲，钱王陵是临安的象征。所以那天带着贵客重游故地，我自然没有忘掉钱王陵。
我们在钱王陵拍照后，当时摄影室答应一个星期后把照片寄给我，按照惯例也是一个星期能收到照片的。但是我回到杭州后，半个月后仍没有收到照片，我便写信到钱王陵摄影室，但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收到。于是我就写信给临安县委办公室主任许立新，叫他去帮我催一催。许立新和我是同一个乡的老乡，他立即给我回信说已经去催过了，几天后就可收到。但仍是半个月还没有收到，我又写信给许立新，并要他转给县委书记。我在信中说，一个半月前我陪广州、香港的四个朋友来临安玩，他们对临安的山水赞不绝口，表示今后要带人来临安旅游，但想不到钱王陵的服务这么差，给人家留下了“山美、水美、人不美”的印象。临安要想成为一个旅游大县，这样差的服务怎么行？这封信寄出后，过了三天我就收到了照片。以往我旅游的时候，一般一个星期就能收到照片，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问过其他人，他们在钱王陵拍照后，一个星期都能收到照片。因此，我分析，我们到临安聚会，很可能被当局派人跟踪，因为当时朱虞夫、祝正明、王东海都是很注目的人。我们拍的照片，极有可能被跟踪者拿走了，后来由于临安县委办公室出面，才拿了回来（许立新是我的朋友，他不得不对我有所交待）。取回照片后，我分别寄给江棋生和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但不久江棋生、朱虞夫和祝正明先后被抓，照片也被搜去或丢失。我自己藏着的一张，也在搬家的时丢失。幸好，底片还在。因此这张照片弥足珍贵。
朱虞夫是个乐天派。他跟人家谈话，总是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即使是在监狱里饱受了七年的煎熬，出来后的第二天，跟我们谈话仍是谈笑风生。在当今这个比秦始皇还要专制的时代，他是一个敢于横刀立马、笑傲专制的勇士和智士。他和魏京生、胡平、徐文立、任畹町等民运先驱一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投入反专制的民主运动。朱虞夫有句名言，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坐牢。他把自己曾经服过刑的浙江省第六监狱称为”小监狱”，而把中国大陆这个专制政权称为”大监狱”，现在只不过是从”小监狱 “转移到了”大监狱”。只要专制制度不结束，那么，他就一辈子在坐牢。这不只是他一个人坐牢，而是一家人都在坐牢，整个大陆的人民都在坐牢。让大家都不坐牢，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朱虞夫被抓后，当局曾对他说，只要他退出中国民主党，就可以不判他刑。共产党一个党员可以换五年刑，民主党一个党员则可以换七年刑，但朱虞夫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表示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会退出中国民主党。
祝正明和朱虞夫都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虐待。祝正明身体瘦弱，但监狱却要他进行超强度的劳动，一个人要干别人两个人的活。朱虞夫身材高大，患有高血压，但狱吏们却强迫他坐在高25公分，宽两块小瓷砖大小的小凳子上，不许站起来，而且一坐就是三个月！即便是一个一米左右的小孩子，在这样的小凳子坐上一小时也会站不起来，何况是一个一米八十几的大块头。因此朱虞夫经常晕厥，这时被狱吏收买的狱头（一般都是暴力犯）就上来或拳打脚踢，或用牙签戳他。更为残忍的是一种叫”静站”的体罚。犯人要鼻子贴着墙壁立正站三小时，一动也不能动。大小便憋急了不准你解，虫子咬人也不许你碰。如果动一下，暴力犯们的拳头就会像雨点般地打过来。在酷刑的虐待下，经常有人被虐待致死。
朱虞夫所在的浙江省第六监狱被评为”全国现代化文明监狱”，但这是一个最不文明的角落。除了酷刑外，这所监狱还极其贪婪。冬天，狱吏把朱虞夫关在寒冷的囚室里，朱虞夫有关节炎，提出要晒晒太阳，狱吏说：”你没给我好处，我为什么要给你晒太阳！”也就是说，只有给了狱吏好处，才能享受大自然给予的阳光。犯人进监狱时，监狱强行把又粗又黑的陈茶叶交给犯人，然后以每斤180元的价格从犯人账上扣除（这种茶叶在农村5元一斤也买得到）。犯人不能在监狱外面买东西，而监狱内超市的东西起码比外面贵一倍以上。犯人在监狱里用的被褥都是要自己花钱向监狱买的，一条被絮，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更为恶劣的是，老犯人出狱后，他们用过的旧被絮又被狱方以同样的价格买给新的犯人，如此循环使用，一条被絮弹上几次，可买到几百元，监狱里的犯人都把这称为”黑心棉”。朱虞夫出狱后，他把用过的被褥送给了同监的难友，他说：”我不能让这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再拿旧被褥去赚黑心钱。”但是，在监狱里像朱虞夫这样敢把自己的东西送人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他们虽然获得了自由，但还是不敢得罪监狱。
在监狱里，有一种叫”改造副”的狱吏，是典型的吸血鬼。”改造副”一般是负责”改造 “犯人的副监狱长或副教导员，他掌握着犯人生杀大权。你送钱给他，他就可以给你多加几分；如果你不送钱或礼物给他，即使活干得再多，也不会给你加分；如果你冒犯了他，他就会扣你几分。在监狱里，刑事犯最害怕扣分，最盼望加分。因加分可以少坐几年牢，扣分意味着要把刑期坐满。由于”改造副”掌握着考核大权，所以人人都想巴结，于是他的手里就等于握着一棵摇钱树，财源滚滚。这使我想起我老家的一个亲戚的故事。此人是个村会计，因贪污被判刑五年，在萧山红山劳改农场服刑。他除了会当会计，还会做木工，心灵手巧。为了能减刑，他每年要给”改造副”送去一千多元东西，此外还到”改造副”家里帮其做家俱。因他的手艺不错，所以很多狱吏都叫他做家俱。他白天在劳改队干，晚上在狱吏家中干，有时干脆白天也在狱吏家中干，像奴隶一样被驱使。最后，他坐了四年牢，提前一年出狱了。
管朱虞夫的”改造副”叫蔡文光，是浙江诸暨人。最初，他把朱虞夫当作一般的犯人，认为朱也会奴颜卑膝地巴结他，给他送东西。但在朱虞夫眼里，他只不过是一条共产党豢养的狗，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于是他羞恼成怒，把朱交给那些罪大恶极的暴力犯来监管。这些狱霸为了争取加分，极力讨好蔡文光，限制朱虞夫的一切行动。他们在整朱虞夫的时候，对他说：”你反正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你如果跟我们作对的话，我们一人一只手一条腿，把你颠三倒四地弄一下你就脑中风了。到时候，你死了也是白死。”他们还不许朱虞夫”擅自”大小便，上厕所要经他们批准，并规定时间，一次只有两分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书读，没有报看，比死还难受。但蔡文光就是不许朱虞夫读书看报，连朱自己花钱订的共产党报纸（《钱江晚报》）也不许看。他每天强迫朱虞夫抄司法部的罪犯行为规范，该规范共54条，共2722字。朱被强迫抄了近250遍，64万多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天天抄字，手腕都抄伤筋，肿起来，脖子也累得又酸又痛，视力急剧下降。这种”文明的折磨”，也许是浙江省第六监狱这所”文明监狱”的新发明。
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有一处特殊的监所，犯人们称其为”公仆楼”，里面住得全是贪官污吏。中国的官员，即使到了监狱里，待遇也不一样。”公仆楼”的设施要比一般犯人住得的地方要好得多，床位要宽敞一些，照明也要亮一些，夏天还有电风扇（普通犯人没有）。吃的更不作说了，因为贪官们有钱。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吃得很好。朱虞夫说，贪官们基本上都是服完一半刑后就放出去了，如判10年的最多只坐5年牢，无期徒刑的最多只坐12年，死缓的最多只坐14年。中国贪官犯罪不仅在量刑上越来越轻，而且在监狱里的待遇也越来越好，这也就是中国的反腐败越反越腐的原因所在。
和朱虞夫在同一监狱里的有浙江省的很多大贪官，其中有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xx、原浙江省副省长王仲麓、原台州市市长孙炎彪、原杭州市副市长叶德范等。有一次，朱虞夫在医院里碰到许xx，许问他是什么原因进来的。朱说是因为搞中国民主党，被抓了进来。许听后吓了一跳，说我们不能在一起。但过了一会，他又转到了朱身边。他对朱虞夫说：”你们搞民主自由，是西方的东西，在中国行不通。 “朱反诘说：”德国是西方国家，俄国从传统上属于欧洲国家，所以马列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共产党不是把它搬到中国来了吗？”一句话，许xx就被驳得说不出话来。后来许xx喜欢跟朱虞夫在一起，他开始骂共产党了，而且越骂凶，简直是不共戴天。许 xx被判10年刑，但没有坐到5年就走了。临走前他对朱虞夫说：”你们进来坐牢，出去后是一种资本；我们进来坐牢，出去后什么都没了。”朱虞夫风趣地说：”你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所以物质丢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民主党人是唯心主义者，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和心灵升华，心丢不了什么也丢不了。”许xx虽然一手遮天，权倾一时，但在朱虞夫面前，他自惭形秽。
这些贪官到了监狱里，也爱摆臭架子，特别是在昔日的同侪面前，更要显示出自己以前的官比对方大。对比自己级别低的贪官，甚至理也懒得理。他们宁愿跟普通犯人说话，也不愿意跟比自己级别低的贪官说话。朱虞夫说，有一件事，使他惊叹不已。有一次，叶德范在擦房间的门，背朝着走廊。许xx从外面进来，看见叶德范在擦门，就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等，但等了半天也不见叶德范让路，于是他就从叶德范身边跨过去，踩到了叶德范身上。叶德范站起来瞪了许一眼，但没发作。许径直往里走，也不道歉。几年来同住一室，让个路，道个歉，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任何人会做。但这两个曾经在共产党里当过省级高官和厅级高官的人，居然连这点起码的事都不会做，这也说明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缺乏人性。
许xx的”我们进来坐牢，出去后什么都没了”这句话堪称经典。共产党的官员，除了满嘴巴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满脑子的金钱、美女、权力外，他们还有什么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