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8日讯】龙应台基金会在10月14日晚上6:30举办了《思沙龙系列》第四场活动：你所不知道的六四天安门。在这场有二、三百人参加的活动中，三个小时观看了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卡玛‧辛顿（Carma Hinton）所拍摄的纪录片─天安门，然后在10点开始与导演卡玛本人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已近深夜12点钟，所有与会人士都对六四天安门有更深入与不同角度的了解，对共产党的野蛮、残杀的暴行，无不感到唾弃与憎恶。
在1989年64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17年，又并非是在64纪念日的前后，仍然有数百名台湾民众，前来关心“六四天安门”这个主题，同时讨论到近深夜凌晨才散场，着实令人感到讶异与触动。这不仅是因六四为全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有龙应台个人特质与号召力的因素在里边。
传奇导演卡玛女士
这部龙应台形容为震惊全世界的影片，特别之处不仅是其独到的角度，更特别的是这名西方女性导演是1949年在北京出生，因为父亲韩丁(William Hinton)在1947年作为联合国救济署的官员被派驻中国的。卡玛甚至也经历了部分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她是一位高中生。1971年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1999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
卡玛与丈夫高富贵( Richard Gordon )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以及文化大革命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
就是因为成长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卡玛对于共产党的党文化是很有深刻认识的。她说共产党那一套政治文化是很厉害的，就是连反对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他们在反共中的表现，也很像共产党！即使是89年那些掀起民运的学生、知识份子们，也逃不脱这种党文化的模式。
| 龙应台在影片放映后、与卡玛对谈前，向数百位与会人士致词。“沙龙”在欧洲传统中，是“智慧的书房”，龙应台基金会企盼和大学生志工们一起打造“思沙龙”，创造台北自己的思想左岸。（李大卫摄） |
柴玲爆炸性的受访谈话
在这部纪录片中，用了一段广场总指挥、学生领袖柴玲，在5月28日主动要求金培力采访她的影带。在这段受访影带中，柴玲真实地表达她内心复杂的感受。虽然她是一呼万应的广场总指挥，但她也担心她已在“黑名单”上，中共可能会判她15年的牢狱，当她想到出狱时将已40岁时，内心有着千百个不愿意。特别是当看到广场上大批民众参差不齐的表现时，会怀疑为这些人付出牺牲是否值得？
受访中柴玲亲口讲出了她希望推翻中共政权的意图：“我一直认为在这个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是应该有一批人，去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这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的。”
后来金培力数度询问她是否要删掉，柴玲都坚定地回答：“不用”。她甚至想到采取更极端的方式─自焚：“如果政府看着同学一个个消耗生命的话，那麽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饿死的话，那麽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柴玲也讲述了她在广场上所面对的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许多学运领袖也同样觊觎“广场总指挥”的位置。甚至有学生领袖直接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的声援学生，直接纳入自己领导的团队，然后包围广播站。那时谁占有了广播站，谁就掌控了广场的主流声音。也因此，柴玲说当时广播站，甚至有在一日之间数次“改朝换代”的纪录，她自己与封从德也曾一度遭遇“绑架”！
军队开枪、血腥屠杀广场民众后，柴玲以录音带讲话的方式在香港电视台播出：“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自六月二号到六月四号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我们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对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把大家强行地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
那时柴玲的先生封从德则在片中说：“为什么很多同学想待在天安门？我们的目的是唤醒人民，因为天安门是整个共和国的象征。我们在这里行动，那麽多待一天，多待一个小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在全国各地都会知道——你看毕竟有很多人，还是敢于起来反抗。”
刘晓波的反思
影片中也采访了那时的北京师大教授刘晓波，4月15日他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教授，每天看电视镜头与纽约华人讨论，后来决定26日飞回北京加入广场群众，与著名歌手侯德健等人发起“四君子绝食行动”。镇压后被判劳教三年，现在是居住于北京的自由作家。
当时在广场上，刘晓波热血沸腾地发表“让全世界改变思路，今天是谁在主宰中国命运，是人民！”，然而后来他对自己的举动，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实我觉得我在运动中有特别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说我那《绝食宣言》，消灭仇恨意识等等。而我站在纪念碑上看到下面万众欢腾那种劲，觉得克服戒严有望的时候，声音中再也没有理性的声音。”
刘晓波反省后自承：“进入具体运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你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在万众欢腾情况下，知道自己究竟这半斤八两是什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东西太难了！人面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站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这时讲话就他妈一言兴邦！对吧？”
卡玛认为确实存在着这个问题，但能像刘晓波这样深刻反省自己、剖析自己的人，其实少的可怜！
| 晚上10:00过后，仍有数百位民众参与思沙龙的对话讨论。（李大卫摄） |
坚持理念的大学教师─梁晓燕
许多人对柴玲佩服崇拜的不得了，但卡玛心目的英雄，却是一位叫做梁晓燕的大学女教师。在运动中她保持着谨慎而不激进的态度，处处为学生的安全着想。但许多在运动中的胆大的激进份子，在镇压后马上转为噤若寒蝉，与政府一个鼻孔出气，而梁晓燕却秉持着良知，不畏压力与牺牲，完全不配合共产党事后的清查，并且直截了当地就宣布“退出共产党”！
她在回顾那场运动时说：“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一些非常纯洁的东西、有一种难以忘怀的东西，也有很让我不能接受，甚至让我恶心的东西，而它们都是交织在一块，这就是历史，是这么一个过程，它不可能被完整地抽象出来。” 这里所谓的恶心的东西，就包括了有些学生偷吃东西─向媒体作“假绝食”。
卡玛在专访梁晓燕后的一年里，每个月都打电话给她，询问她是否要抽出专访，卡玛对她说：“她的影片不重要，你的生命才重要”但是梁晓燕并没有改变把真话、事实真相说出来的初衷。后来梁晓燕虽然没有因为坚持理念而被共产党迫害致死，但她却沦落到一无所有！
梁晓燕与龙应台的一段插曲
这时龙应台跳出来向大家说了一段插曲，她说她在欧洲生活了13年，曾目睹了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帝国解体的过程，也因此写了一本20世纪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验灭亡的过程。那时只有台湾版，不可能会有大陆版。
然而梁晓燕却打电话给她：“应台，社会主义灭亡的过程，大陆同胞非知道不可。”龙应台回答：“这本书怎么可能在大陆出版”，但还是接受梁晓燕的建议作了些修改并同意在大陆出版，但所有的出版社都对梁晓燕说：“你疯了！”最后第11家是离北京最远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同意给梁晓燕一个书号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是《看这动乱的世界》。
龙应台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她完全不知道梁晓燕当时是这样的处境，直到今天听卡玛提到才晓得。
六四有外国势力介入吗？
有位男性听众询问卡玛，64天安门事件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是否中国被妖魔化？卡玛回答：“很难证明没有，但就算有的话，也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这场运动的情绪是积蓄很久一段时间的释放，不是任何外国势力所能挑起的。这其实是共产党一贯所使用的“辩护借口”，就说有“外国势力介入”，在照片上画个圈说这个人是“台湾特务”，就算是也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管有没有台湾特务还是外国特务介入六四民运，看到影片中台湾歌手侯德建带领着广场学生群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唱“龙的传人”，还是深深地触动着现场每一位朋友的心。没有人再去想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因为大家都是“龙的传人”！都是受着共产党打压蹂躏的“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 闻名全中国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在天安门片中接受卡玛的访谈。他与刘晓波当时发起了“四君子绝食”活动（李大卫摄自影片） |
镇压后被关押数年的王丹，在片中说：“反革命罪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种罪，就是这种罪，不能根据行为定，而是根据动机定。尽管我多次声明我做了这些行为的动机都是为了推动祖国民主化进程，但是他说你做这些，你就是颠覆政府，就是反革命，那于是我就是反革命了。”
赵紫阳主政时期政治改革智囊团成员之一吴国光，在接受卡玛专访时更明白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价值体系中，革命是最高的价值。只要说这东西是好的，它就是革命的。所以同志是革命的同志，夫妻是革命的夫妻，家庭是革命的家庭，everything都是革命的。从中国共产党的这套政治文化来说，改革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天安门的母亲 丁子霖
也有听众提问为何以一位母亲的话作为此片的结尾？卡玛回答说，因为她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后，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力，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
这位原来阻挡她中学生儿子去广场的母亲说：“什么‘祖国的花朵’呀，什么这些都是在需要的时候讲的那些话，你们是祖国的明天呀，祖国的花朵呀，当他们认为当党国需要的时候，屠刀，机枪，坦克都可以上来。所以我不愿意看这些电视镜头，我受不了。我想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我孩子就是为了找回这点平等，找回这点自由，把命都丢了。”
“在我们的孩子刚遇难的开始，我们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还有我的老同学，都曾经给我们一些安慰。都说不久就会翻过来的。可是没多久，随着清查的开始，来我家的人越来越少，见了面也不说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面对无情的现实，丁子霖只能无言的呐喊，然而不只是她，还有无数个在暗地里伤心流泪的天安门母亲。
结语
今天回过来看六四，不过是一群大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希望进行改革，最后却演变成中共政府在世界的注目下开枪屠杀人民的惨案。十七年来，六四一直是中共不让人民去碰的伤口与疮疤，甚至官方的“统一说法”连“形容词”也不能动一个。
但当愈来愈多的中国人透过各种管道，知道六四的真相后，无不唾弃共产党政权的愚昧、野蛮与残暴，也如同梁晓燕般─宣布退出共产党，迄今已有1454万的勇士宣布退出邪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四创伤的中国人民，展开了一场更加伟大的精神觉醒与良知回归运动！
| 一位中华民国退休大使也参与六四的对谈。时间已近深夜12:00，现场观众仍然兴致昂然。（李大卫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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