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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医学博士生控诉中共恐怖洗脑术

张宇伟在华府“天灭中共、诉苦讨共”集会上回忆出国前的痛苦经历
浙江大学医学博士生张宇伟10月15日在美国华府“天灭中共、诉苦讨共”的公共集会上控诉中共对她强制性洗脑。(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新闻图片)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7日讯】我叫张宇伟,中国浙江大学医学博士。现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此我也想谈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1999年的夏天是令我终生难忘。一夜之间,我从一个浙江大学的一等奖学金的候选人,一下子成了人人轻视,人人远离,人人批评的对象。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讲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我还要炼法轮功。”

当时数不清的会议,来自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级别都找一群人对我进行批评,我感觉就像回到文革的批斗对象,只不过不是五花大绑。原来我家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偶尔来的几个法轮功学员,也被蹲坑的人抓去盘问。更多的是在校园里碰到的那种歧视,有落井下石的,有趁机捞一把的,更多的是赶紧退避的,生怕与我们有什么牵连,影响他们什么。

这种人世间的冷暖还只是让我知道一些中共搞的政治迫害的残酷的皮毛。而一次次的关押,更让我知道所谓的专政。中共所谓的春风化雨的“帮教”,真正让我体悟到它的“好话说尽,坏事干绝。”

 

浙江大学医学博士生张宇伟10月15日在美国华府“天灭中共、诉苦讨共”的公共集会上控诉中共对她强制性洗脑。(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新闻图片)

原来我们浙大有几个曾身患重病的人,炼功以后好了。在720以后,他们都被一再地表态,要放弃炼功。长时间的压力下,一个原患乳腺癌炼功后康复的,出现了全身癌转移,身体极度虚弱,生命走到了尽头;一个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又重新进了危重病房。就是这样,党委书记见到我时,还说,“我们还要让她们最后表态”。再让她们在危重病房写保证放弃炼法轮功。这就是他们的仁义尽致。

对我,原来有非常严重的腰痛,炼功后身心舒畅,工作效率高的一个博士生,也成了他们立的典型,他们原想让我站出来说法轮功的不好。这是完全违背良心的说法,作为任何一个正义人士,作为一个受益者,是断断不愿说的。于是我便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关押。因为我被关在拘留所,有很多犯人感动于法轮功学员“真、善、忍”,在拘留所里学起了法轮功,以致我那时还关在拘留所,家里却接到了几个已释放的人的电话,要学法轮功。他们再把我关到监视居住所,那些经济犯们都说以后出去要学。

之后,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全是男犯人的楼房,把我一个女学生关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两道铁门锁住,要与男犯人共用厕所,每次还要批准。卫生条件差,我的额头上被虫子咬了3个包,终于在我最为自豪的额头上留下了三个深深的疤痕。他们看我还是没有放弃修炼,最后被十几个人连拖带扯塞进汽车,送到那个环境幽雅的东明山洗脑班。这个外表美丽的森林公园,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是人间地狱,而这个公园,就在良渚文化的遗址边上。而这个洗脑班,自2001年一直运行,不知迫害了多少人。

自那时起,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恐惧。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子里,由两个帮教24小时跟着。所谓根红苗正的帮教干部,他们在被选中参与这种洗脑班前先进行政审,然后他们先于法轮功学员进行一系列洗脑式的培训,之后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隔离式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帮教。还有各种来自不同编制的,大致抽调自各地监狱,劳教所的“帮教人员”不时轮番找我谈话,要求我做所谓的作业。而那个作业题目,就是攻击法轮功的话,还要求你必须抄写下去。首先的工作就是长时间地磨你要做这个作业。还要谈体会。我们被强迫看编织的谎言节目,那些节目充斥着杀人,自杀,发狂的血腥场面,让我一闭上眼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我连闭眼的自由也少得可怜。在强迫看录影,晚上没完没了的谈心,挨骂,我非常疲倦,在白天被迫看那些虚假的节目时想闭一会眼睛,被两边的帮教不断斥责。在让我看了“傅宜彬杀人案”以后,那晚上很迟了,洗脑班的头子来问我体会,我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跟法轮功无关。一个来自浙大的,一下子把我的被子掀开,“你脑子又有问题了。今天晚上你不好好认识,你不能睡觉。”

与之而来的是耻辱。晚上我起来炼功,一下子发现我脱在边上的外衣全锁起来了,我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都锁起来。帮教吼起来,“吵什么没用,没有任何人会听到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权最好时期,而外面是美丽的公园,花团锦簇,在这里,是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强行洗脑。再过几天,这种炼功也不允许了,我只要一开始炼功,帮教立即叫来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拉头的拉头,拉脚的拉脚,拉手的拉手,还有旁边的一个人对着我念诽谤法轮功的书。

我知道另一个炼法轮功的,洗脑班回来以后,对谁都没说什么,晚上彻夜不睡,只是哭。丈夫发现她的腿上伤痕累累,也明白了什么是“春风化雨的帮教”。

讲到这儿,我想到,经常有人说,“你别讲了,向前看,忘掉这些。”可是如果我们不将这个曝光,今天是我,明天是别人,今天是法轮功,明天是什么别的团体。我们不能只为个人的一点安逸苟且偷生啊,共同起来,制止行恶。

有一次接受这样的待遇后,我开始非常严重的胸痛,要求上医院检查。后来到一个小医院做了一下胸透,被告知没事就回来继续接受这种处理。(直到2004年我到了美国,做了体检,才发现胸部肋骨出现一个病灶。)而那时伴随着各种精神压力,我胸痛得都喘不过气来,经常是觉得心脏再也跳不下去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洗脑班回来很长时间,还是如此。只要人家一提到洗脑班,一提到洗脑班的某个“帮教”,或者在晚上重新从洗脑班的那种恶梦中醒来,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就出来,包括每次回忆,我都有胸痛﹑胸胀﹑心跳不下去的感觉。

我们经历这样的折磨,还要强迫唱赞歌。我们经常唱的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不愿意唱,被帮教骂。我无奈唱,一边流泪,我知道我的心在流血。但就是这样的事,他们也会无耻地拿去做文章。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说,在学习班,她都感动得流泪。”

在我精神几乎崩溃时,他们也终于拿到他们所要的三书,是一遍遍地根据他们的要求一遍遍地写出来的。之后,他们伪善地打电话问我的父母,“你们怎么这么不关心自己的子女。你们要来看她。”可怜的父母深怕自己的女儿受虐待,当即表态他们马上来,还要给他们送来锦旗,感谢他们对我的“帮教”。

在要接待我父母前,来自浙大的帮教人员非常关心地跟我私下里讲,“你别以为他们(指的另一些来自610及司法部门的帮教)不懂你们的家乡话。”也就是说,他们探望的时候,你真要讲什么话,普通话当然是不能讲,家乡话也是不能讲,你说亲人探望还能说什么呢。但我还是在我爸送锦旗之前的缝隙空间,趁人不注意 ,赶紧告诉他,“你不要再被他们利用,拿这种锦旗他们不知又要做什么文章。”父亲还好把这个锦旗藏起来。

在被迫写了他们的要求的三书后,我余下的一年多,每天都痛哭不已,身心俱损。洗脑班出来以后我出现了强迫症,大小便失禁。我曾经在上海时搭了半个小时的车,找了三趟厕所。讲到这儿,我说,当时真难想像我现在每天能一下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不知道黑暗什么时候是尽头。

跟劳教所出来的人接触,才知道他们经过的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浙江龙游十里坪劳教所,很长一段时间,刚进去的学员第一个刑罚就是吊起来,不放弃炼法轮功就一直吊着。不能上厕所几天,十几天,几十天,大家可想是什么样的一种耻辱?所以很多人出来,头发全白了,说话非常轻,轻得我们坐在隔壁凑近去才可听到。可以想像他们经受了什么样的折磨。

那时的我真想出国。但对一个法轮功学员,申请出国也要比别人艰难。许多教授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生怕有什么瓜葛,很少人愿意写推荐信。家里的电脑一上网就被袭击,总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最后很快崩溃。但尽管这样,我终于联系到了出国的机会。

在生下我女儿的一个月后,我去签证了。当我拿到签证的时候,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湿了衣襟,我的心中只有两个字“自由”。后边的人要问我什么,一看我脸上全是泪水,我都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她看到很惊讶。我不敢相信我真地拿到了签证,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是真的吗?”即使得到肯定地回答,我还不敢相信,第二天我走到中信实业银行,那个工作人员进一步证实了我真的拿到了签证。

久经黑暗的人还是不敢相信这个自由终于来了。出来时也不敢告诉朋友。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刚生了一个孩子,给我买来我爱吃的水果,却发现我背着两个大包,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去上海。”“去上海工作吗?”我想我再也不能瞒她了,“我要出国了。”

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我深爱的却饱受折磨的城市杭州,离开我刚生下来的女儿。临走前我看看熟睡的女儿,悄悄地抹去泪。

我的家人送我到机场,他们说,“我们一直担心警察会在机场拦着你。”我一直也不敢相信我终于盼来了光明,我不敢相信终于来到了这块自由的土地,直到办了入关手续,我才终于相信我苦尽甘来,离开了中共的魔掌。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还生活在中共的恐惧中,一思一念都不敢跳出中共立的框框,其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共搞的人斗人,小报告,背靠背汇报,涉及到每个角落。而告别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唾弃中共,告别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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