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

民众掘松了极权主义的土壤

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七年后，所谓“新中国”的真实面貌如何？

今天的中国，在官方粉饰太平、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深层矛盾堆积如山。处在矛盾漩涡中的工人、农民、小业主和独立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常有水深火热之痛。富于正义感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志士仁人，为中国社会进步之缓慢而痛心疾首，于是悲观情绪和急躁情绪同时弥漫。一些激进的热血分子，经历几次躁动和失望后，常极易为悲观情绪所笼罩。

向前看，中国物质层面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在缩小，但宪政、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差距，似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拉大。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恶劣表现，日益流氓化和黑社会化，让许多人宁肯在悲惨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

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极权主义板结的土地，已经被注定要在这块土地上播种庄稼和建设家园的普通民众掘松了。这些普通民众充当了使板结的土地变得松软的“老田鼠”的角色。

令人鼓舞的启示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回头看，颇为发人深思，蕴涵着令人鼓舞的启示。

拿学生和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来说，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共产党只需要发动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间派，就轻易地把“右派”打了下去。一九六六年夏季的学生运动，已经不能依靠学生中的一部分来压制打击另一部分，出现了两派长期相持的局面，导致毛泽东像一个计穷力屈的魔术师，对他从地下呼唤出来的“魔鬼”再也不能支配了，亲自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延续十年之久，终使毛泽东“全面专政”的极权主义元气大伤。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稳占上风。形不成像样的反对力量，只好依靠工人纠察队手持棍棒，驱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不但工人中的反对力量已经组织不起来，而且一些警察也站在人民一边，可怜的当权者只能调动军队镇压。

再拿工人阶级说事。一九五七年鸣放高潮中，“工人说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中工人分为两派，激烈武斗，最后借助军队“支左”，才使局势稳定下来。为了安抚工人阶级，恩准工人中的左派“占领上层建筑”而蹂躏知识分子。一九七六年镇压“四五运动”的“工人纠察队”，只是工人中的很少数。而对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工人则选择了同情的中立态度。现在工人的利益被出卖了，他们认识到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他们的饭碗却轻易被人夺走，于是巴望学生再度起来，自己转而充当学生的后盾。

农民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占农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五十年代初积极斗争地主，分得少量土地。五十年代中期，又热衷“农业合作化”，把自己原有和分得的土地，与富农、上中农的土地、农具绑在一起，拱手交给自己并非其真正主人的“集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一些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突然获得“教育者”的地位，萌生出可怜而又可悲的自豪。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民才日渐为自己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而难堪羞耻。等到政府强征他们的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他们才感到几十年来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祖辈立足于其上的土地所有权，才痛心地感到上当受骗了。

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六四”镇压后，“共和国卫士”的头衔一时何等响亮，而今早已众口羞言，竟没有一个人好意思并敢于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成为“共和国卫士”的。政府和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否定“六四”罪行，公然撒谎“没有死一个人！”对这种“背着牛头不认赃”的恶劣行径不必评说，但从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昔日的作案人完全失去了自信，默认“六四”镇压是一桩见不得人的罪行。犯罪者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公开清算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又据网络消息，七月三日，二十七军的秦副军长在石家庄市的超级豪华洗浴中心“金伯帆”，因无意摔碎了一只杯子，被罚款五百元。军方认为“金伯帆”系“涉黑团伙”，出动五辆军车，将“金伯帆”砸了个稀巴烂。谁又能料到军人会在这件小事上出手？

极权统治者的大部分罪行，都不是凭自己“老子独打天下”的无二勇气和能力，而是在“捆绑群众”即拖全民下水的策略下实施的。这一套伎俩现在已经破产。遥想“文革”当年，举凡“依法”杀人，必交“群众讨论”，结果一定是“国人皆曰可杀！”其中固不乏接受愚民教育而“义愤填膺”的分子，多数则甘受政府淫威挟持，不敢稍有异议。今则不然。几乎所有的政治案件和一些有猫腻的刑事案件，政府动辄采取秘密审问，惟恐媒体和群众知道真相，触怒舆情而引发抗议。没有群众的默认和支持，政府违宪作恶的路走不长远。从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不但不能只着眼于精英而忽视群众，而且始终要把群众的意向、情绪、要求、变化放在第一位。轻视“沉默的大多数”，最后必葬身于“沉默中的爆发”；统治者正在犯此错误，进步的力量岂可趋其后尘！

前极权主义变成后极权主义

列宁说过许多话，人们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不应忘记：革命的必要条件是：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思昔抚今，统治者也已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九七○年“一打三反”，统治者公然扬言要“杀一小批，抓一批，管一批”。而在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我的学生李智英，突然被几个警察“劝说”，携妻“旅游”，地点陕北、陕南，由李智英挑选，车辆、旅游费用全部由安全部门承担。乘专车，住宾馆，食甘啖肥，“逍遥”了五天后，安全送回。李智英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五天，“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怕他“干扰”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赵紫阳逝世后，曾担任过胡耀邦办公室主任的林牧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儿，被强行拉到临潼宾馆，公费食宿十三天，直到赵遗体焚化后才送他们回家。

“文化大革命”中，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批斗就批斗，说关押就关押，说虐待死就虐待死。事隔数十年，软禁厅局级的林牧先生，软禁“弼马温”的李智英先生，何以竟如此温良恭俭让？是统治者变得仁慈或者理智了？非也。力量的对比在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试问林牧先生和李智英先生手无寸铁，更无一兵一卒，力量对比何从谈起？除了群众的觉醒和国际的压力，悄悄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则是前极权主义已经鬼使神差地转变成了后极权主义。斯大林、毛泽东们犯下许多罪行时，始终自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事实日益证明：打着“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干出来的，都不过是谋取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的丑事时，后来的“接班人”就再也理直气壮不起来，反而心虚理亏，预感到最终失败的结局。官员们纷纷送子女出国并为自己留后路，就是明证。

要看到光明，提高勇气

斗争双方，除了正义与否这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胜败定于士气而得失系乎人心。所谓力量对比的变化，就是由正义非正义、士气和人心这些因素的长期变化促成的。回顾半个世纪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千百万群众的细小努力和坚持抗争，已经掘松了极权主义的土壤。

向前看，中国思想自由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路正长。往回看，变化和进步都是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方向取决于各种势力形成的合力。就统治者而言，他们的开明固然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他们的反动，安知不正促使事情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历史上许多变化都是这样发生的。明明中起作用的是人心，冥冥中起作用的是天意。不论回顾还是前瞻，都没有理由悲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泽东的话，只要说得对，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呢？

写于二○○六年十‧一国庆前夕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