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杀劫》和《西藏记忆》的作者唯色说，‘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而“文化”藏语的发音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选择‘杀劫’两字表明廿世纪50 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四十年前，又一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词，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人类杀劫’”。

天生的，我就喜欢修炼和宗教的事物。或许正是因此，一直对西藏神往。然而，真正的了解西藏，还是从唯色的《西藏笔记》开始的，从此西藏不再只是一张地图。然而，从《西藏笔记》得到的最震撼的故事却是唯色父亲的奇遇：“有谁会想到他此生除不尽的是这样一个秘密呢？那还是多年以前，在西藏的边境上巡逻的时候，他看到，像是悬在半空中的山洞里，一个衣不遮体的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正在盘腿修行；一些异常珍稀、仅在壁画和唐卡里见过的动物围绕四周，或卧或立，却不喧哗。一切显得如此地宁静、祥和，他也轻轻地打马离开。从此，做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成了他毕生的愿望，这愿望如此隐蔽而又美妙，说给谁听谁都会以为是场梦。这样的愿望，现世根本实现不了，惟有来世，来世他才能自由自在，圆圆满满。”（《西藏笔记》－我的德格老家）

这种神话般的场景一般人会相信吗？我是相信的，我想见过这种景象的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信仰可能从此变得不再虚无。

说到信仰，如果不是看了《西藏记忆》和《杀劫》，我绝对不会想到，西藏－－这个佛教信仰如此深厚的地域，竟然也会发生那么疯狂的事情。唯色说： “在采访中，很多人一回忆起那时候，常用这样一个词来概括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他们会说，那时候，人都跟疯了一样。或者干脆就说：“人都疯了。”” 是啊！“人都疯了。”，是什么力量能够让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们也如此疯狂呢！？

然而，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缅怀当时的故事或者人物。作为后来者，我更加期望知道那些曾经“疯狂过的人”后来又如何了！？唯色在《杀劫》的前言中写到，“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倾听他们的惊栗、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讲“朝闻道夕可死”。可见，圣者并不在意人过去的事情，他们只是看人类最终是不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人都会犯错的，但是贵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些经历过杀劫的人们以及正在经历新的“杀劫”的人们认识到了吗？

从《西藏记忆》中我们可以知道：疯狂的十年“杀劫”中，藏人赖以信仰的佛神雕像、佛具、经文书册，在当地红卫兵的一声令下，偷、抢、毁，面目全非，然而当唯色女士采访当时的执事者时，莫不以民族、文化、宗教的罪人自诲。强巴仁青，藏人，从小出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位经师的侍者，他说：我砸过塔，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从我的经历来看，是很革命的，内心深处感到造了很多的孽；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当年的积极分子又变得很信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吧。到底害怕什么呢？

然而，上苍毕竟还是厚待藏人的（看看汉人现在如何！）。西藏人一旦可以选择，他们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宗教，——表面上的服从实际掩护了他们内心的坚定信仰和真正重要的选择。疯狂是一时的，强制也无法改变人的信仰。其实，有什么能真正的改变人的信仰呢？

我至今也无法相像那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都经历过的“杀劫”是人本身的行为，我想那背后肯定有邪恶的幽灵在控制。屠戮人的信仰，对神佛，对传统，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更别说是对象是几亿人了。然而，这场“杀劫”并没有结束，它只是在阴暗处换了外衣，然后持续不断的上演着，更加隐秘，更加邪恶。

追寻历史的足迹，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再重蹈覆辙。中国人在历史上最“富有”，却也是最健忘的民族，“文革”砸毁寺庙的场景还在记忆之中，现在迫害法轮大法却又在上演着。。。。。。，是什么让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着类似的错误呢！？是什么让那些当年的红卫兵，现在的国安、警察们相信暴力、强制、洗脑可以改变人的信仰呢！？“杀劫”之后还需要什么？我掩上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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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正是被形容为“翻身农奴”的藏人们，也摇动着花朵庆祝自治区的成立。他们的姿势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纵的木偶，十分机械。”（双引号内是唯色的原文，下同）

“穿军便服在当时是全中国红卫兵的时尚，西藏红卫兵也不例外。而且，西藏女孩子习惯保留的长辫子已剪成了齐耳的短发，这也是“革命化”的象征。”

“这些戴着红领巾、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孩子们，看上去都是小学生，却佩有红卫兵袖章，这表明红卫兵的成分已经扩大化了。当同学们都在高呼口号时，右边那个小男孩在埋头玩什么呢？”

“这个头戴圆帽、身裹僧衣、手捧宝瓶的年轻女子就是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年仅二十六岁，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才一个多月。就在不久前，鉴于一九五九年原本追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的她很快又返回西藏，她被视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成为党的座上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资待遇。多吉帕姆是河坝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批斗她的“革命群众”都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批斗现场在多吉帕姆的府邸，位于帕廓东街的清真大寺一带。站在女活佛多吉帕姆身边的两个满面愁云、战战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为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分不清楚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比较中国内地的同一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饶瓦”。”

“这是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坛城之意），在拉萨红卫兵“破四旧”这一天，遍地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它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来再扔下去的。二楼露台上的十几个人都是红卫兵，其中还有几个扎辫子的女红卫兵，还有两人似是蹲伏着又似是个头儿矮小的小孩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似乎正欲往下扔。楼下很明显的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深处还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背影。”

“我父亲在装有这幅照片和底片的信封上写过这几个字：祖国的花朵。这是当时的流行语言，还有一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从小也耳熟能详。 算起来，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了。”

“看见这幅照片，一位藏人说：“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时候，我也常常坐在这中间。”另一位藏人则感慨道：“你看，这些窗户是破破烂烂的，这孩子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还拿着别人给他的发言稿，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周围的人恍恍惚惚的，任人摆布似的，这整个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正在激动地呼喊口号以至额头上青筋毕现的红小兵，有人说他的名字叫阿旺格列，长大后当了民兵队长，现在快五十了，天天转经朝佛。旁边那个穿着背上打补丁的衣服、正扭头看着男孩的男人，被认出是河坝林的一个修自行车的老汉。男孩身后的那个头上包着头巾的女人是个回族，如今常在帕廓街上摆摊买饼子。”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唯色的blo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