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5日讯】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有两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并且一直是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低投入-产出。即以一个小农核心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农业工具进行农业的精耕细作;而随着农业单产的缓慢增长,小农的土地经营规模也相应缩小。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小农经济的低投入是由它的低产出决定的。但是,决定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低投入的主要因素,却在于国家(或地主)对小农的剥削过重。换言之,这所谓的低投入,主要是人为的。其如夏、商、和西周时期,统治者向农业征取的是十一税,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这个税率就被突破了,高的达百分之三十;战国时期,秦国的税收据董仲舒所言,是“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能有所夸张,但秦朝建立后“收泰半之赋”却是不争的事实;汉朝建立之后,说是轻徭薄赋,但据王莽所说,各种名目的税收加在一起,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两汉以后的情况,古今都有人总结,一般都是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至明清亦然。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农业的投入,主要就是劳动力的投入。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必须吃饱饭才有力气种地。农业税高达百分之五十,小农要想吃饱,就不得不寻求粮食替代品。据《管子•禁藏》估计,此类粮食替代品,约略相当于小农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此类粮食替代品的生产都很重视,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小农再生产的进行。此外,小农还要从事纺织原料和成品的生产。《管子•禁藏》上说,这是小农生活的“旁入奇利”。但是,除去小农自用和“布帛之征”,这个“旁入奇利”并没有多少剩余。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在国家(或地主)的高额剥削下,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工具而已。其结果,就是小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而大量的粮食替代品,实际上也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投入。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因这种低投入-产出模式而得到强化:一方面它有利于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中国之所以自古就形成为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从秦汉到明清,成百万,上千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近亿的小农户,由于高额的剥削,他们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几乎逼近于零。然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是商人“乘时射利”的受害者。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工商人口微乎其微,工商规模极为狭小。对于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镇人口,有学者估计为总人口的5~10%,取其中数则为7.5%。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人对农产品的消费,仍得自于国家财政。只有工商业者和一般城镇平民的农产品消费,才取自于市场。这就注定了农产品市场极其狭小。以粮食为例,一州、一府、一省,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小农户,遇到年景稍佳,略有丰收,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绝对量,挤在狭小的市场上会有什么出路呢?中国历来都讲“谷贱伤农”,原因就在这里。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以及这种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当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亦即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近代工商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同样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如果要说制约中国发展的历史传统,这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是最主要的传统。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之所以难以发展,就是因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农根本缺乏购买力。
然而,在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对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这种制约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种种原因而被忽略,反而使“耕者有其田”成为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中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革命以后,农业税的大大减轻,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的确是一种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也迅速发生变化,从1949年的8.4:1,缩小为1953年的6.5: 1,然后是1956年的5.9:1。然而,农村总人口却也在迅速上升。截至1953年6月,中国农村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3800万以上。尽管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一般不是由人地矛盾决定的。但是,当农村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人地矛盾势必要加剧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无论是消灭地租剥削,还是实行轻徭薄赋,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小农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惟其如此,当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改变城乡人口结构,就应该成为改变中国农业低投入-产出问题的关键。可惜的是,1956年以后,农业的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二十多年以后,当中国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时,据1981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村人口已增长到约80387万,较1953年增加了28000万以上,而当年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为3.8:1。
近代以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农村和城镇人口比例,总体上是缩小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市场化的程度,更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但是,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业已指出,传统时代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是在高额剥削之下,小农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而造成的。问题在于,这种低投入-产出一经形成,就十分有利于人口和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无论是轻徭薄赋,还是医疗条件的改善,都只能是强化这两种再生产,并最终导致因人多地少而形成的人地矛盾,从而使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更趋严重。且看,1949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48402万,但是到了1981年,中国农村人口已达80387万。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造成农民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按当时中国实际的耕地面积约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人约2.6亩。可以想见,对于当时已开始恢复的小农经济,即便国家不收一分一毫的税,也是绝对的低投入-产出。试想,21亿亩耕地,每亩增产10公斤,对任何一个小农户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市场上却可能因此而增加210亿公斤的粮食供应。而生产超出了实际的市场需求,势必造成粮价下跌;增产越多,价格就跌得越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般是不会通过投入来增加产出的.
或谓农民可以拿这些增产的粮去养鸡养猪。按2亿农户计,每个农户多养一只鸡,市场上就会多出2亿只鸡。如果是2亿只生蛋的母鸡,市场上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只鸡蛋。那麽,如果市场上鸡和鸡蛋的需求都已经饱和,这多养的鸡和多生的鸡蛋,都只会造成鸡和鸡蛋的市场价格下降。更何况食物消费有替代性,鸡和鸡蛋吃多了,粮食消费自然会减少。1984年,中国农业全面大丰收,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丰收,结果是农民卖什么都难,收入开始下降。从那时至今,有识之士都强调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加强农业补贴。诚然,农业补贴就缓解目前的困难而言,确乎不可或缺。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国家无论如何也补贴不起。即以2亿农户计,每户补贴10元,就是20亿元,补贴100元,就是200亿元。说得大胆些,每户补1000元,那就是2000亿元。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农业,是无法进行政府补贴的。多了补贴不起,少了毫无用处。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作为一种继续在发挥作用的历史传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例如,中国农民目前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化肥,实际上就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但却是以牺牲土地品质为代价的。两亿小农户,因为规模太小,数量太多,即便是在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供方的情况下,其可能增加的收入也微不足道,何况更多的情况是增产减收,所以减少投入反而成为一种“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技术难以采用,农民、农村、农业的基本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过去常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看成是人为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剪刀差的确有人为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农业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小农经济的传统如果得不到改变,不仅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就传统而言,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也有它积极的历史作用。秦汉以来,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总是能够产生出一种“大国效益”,造成中国历史的一次又一次辉煌;而每当中国历史陷入绝境,它的低投入—产出特性,又能保证自身的迅速恢复和再生,再一次推动历史。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限制性的生产结构,即(1)它仅仅有利于自身在数量上的扩展;而(2)这种数量上的扩展极不利于它自身的结构变迁;并且(3)极不利于农产品的市场化;一般而言(4)它在本质上也不追求产量的增加。
毫无疑问,中国的小农经济的传统,严重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我们怎么才能从制度上改变这样的传统,是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如土地产权、农业规模化经营、城市化及城市规模、节约型城市、城乡一体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居住制度,保障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总之,要研究小农经济的传统和如何改变这种传统,必须研究现实中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研究者尽绵薄而已。
──转自《世纪中国》(//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