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31日讯】章诒和：我是被“骗”来的，我从来不参加有关我这本书的会议，网上的评论我也不看，因为我想好坏就是这么着了，我觉得我没什么优点，缺点呢，我都这么大了，改也改不了，我一般都不看。我唯一参加就是私人聚会，把单位的讲课也辞了。余杰特聪明，就说是“文学与记忆”的讨论。我必须要支持这些朋友的工作，我今天是来旁听的。结果到了这儿以后，赵先生说讨论你和另外一本书，我大呼上当。但是，我能和各位朋友见面，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楼下有好多特殊牌照的车，所以我觉得到这儿来颇具勇气，大家都比我棒，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
第二个就是关于书，关于记忆。其实我觉得只谈几点，我不说也不合适。我觉得所有没有丧失记忆的人，其实他的眼睛都盯着现实，他的脑子向往着未来。实际上是这样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记忆就纯粹的是怀旧，可能某些人是怀旧，还是觉得从前的日子有多么好，其实我觉得脑子里只要不曾忘记记忆的人，眼睛看着现实，心里向往的东西是现实，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
有人说我记性好，和那一代人有关的事情我记忆都特别好，如果和那一代人，和我父辈这一代人无关的我记忆都特别差。这是与现实相关、与未来相关，所以我都要记住它，相反你昨天吃什么，我可能就忘记了。
任何一个专制的政体，古今中外，我不是单指中国，都是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皇上和一面旗帜、捍卫一个主义、捍卫一个政党，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是牺牲无数人，所以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和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都是相同相连的。其实，你对你的个人记忆越深，你对现实的介入也就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个人记忆如果说我们的环境不是能够做到毫无顾及的话，常常就有一些不便说和说不出来或者是不太好说的内容，这种不便说、不好说和说着不太好的内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就想，记忆就是把你的回忆写下来，其实就是说出来，当下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不是人人都可以到人民大会堂去讲演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搞派别，拉出一面旗帜。像父辈那一代人从欧美留学回来以后，那时候的政府提供了一个特别广阔环境，用时髦词叫“平台”。就提供了那么一个环境，你要想搞宣传你自己可以搞变一个刊物，或者办一个报纸，只要你搞到钱；你要想从政，你去搞一个党；你学军事的，特别喜欢军队，弄一点枪可以当成草头王；致力于科学可以到大学搞一个实验室。所以，常常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就特别感叹，那一代留学回来学有所成，那一代非常漂亮，人人有样子，就是环境给提供的，他们想干什么都能成。
他们回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无衣食之忧。我们现在大学毕业要有工资，要有职业，这个职业可以讨一个老婆，可以买房、可以买车，你奔这几大目标没有十年时间根本很难想像。那一代人就没有。那一代人没有说到了时候该写回忆录了，没有。那一批人真是很难有。我记得当时周恩来57年以后跟我的父亲章伯钧说过，你现在可以搞一搞翻译，知道他一生酷爱黑格尔，另外你可以写一些回忆录。他后来想一想，两样东西都不合适，他曾经给我讲过不合适的原因，我将来写出来。
像梁漱溟他们到晚年就进入和张、罗走的路子不太一样，所以开始就觉得有必要把过去做一个梳理，梁先生留下对过去的回忆很多。但是你要问罗隆基、章伯钧有什么大本的回忆，他们是没有的。这批人确实是不一样的。现在尤为必要，因为这种回忆既是个人个性的，是人性的、是道德的，同时也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这是必须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没有一部很真实的历史的话，文学就必须有所担待，就是用文学的方法给历史留下一些真实，不是名人写，也不是章诒和，普通民众最应该写，这个民族最受害是民众。我坐牢十年，前后有很不自由、被管制的时候大概有十余年。我很感谢这样一段生活，感谢这段生活认识中国的底层和中国的百姓，和他们一比我这个家舒服多了。我觉得，普通百姓的回忆真是代表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人，上层还有很多假的东西，这个社会是由最普通人支撑的，每个人要写，文笔如何，是否要出版，那是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抓紧时间留下来。
刚才余杰特别强调，在当下舆论环境和背景下，这种非虚构文学非常必要。我很认同，我们的愚民政策非常成功，你们现在什么都别想，我们就奔小康，都富裕起来，电视里都是化妆品、减肥、壮阳、车、房，不是说不好，这个东西除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你看一看，别的就没有了。有一些都是被歪曲，起码是不完整的，刚才余杰先生说得我很认同。
非虚构文学也好，虚构文学也好，文学创作哪个不是从记忆中选择日常生活材料，然后深入发掘其中的意义，然后把这些有意义的材料加以文学上技巧的处理，或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学创作本身和记忆相关，我觉得没有记忆的人怎么搞创作，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好，什么词什么细节忘了，房子里面放了很多的纸片和本子，想起来赶紧写，我觉得记忆对文学是第一位，就跟绘画和色彩与线条的关系，和音乐、音符、音节的关系是一样的。谁和谁都不可分。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而不是一两个人肩负特别重大的责任，我们的记忆比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是比较长久的保存，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注意，文字的东西是能够长久和保存的，尤为珍贵，所以只要你和你的家庭和朋友都有经历和曲折，我们大家都应该来写，这样我们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一点希望和前景。
我这个人是很悲观的，我对政治上很悲观，我没看到哪儿有什么光明，今天说这个有希望，哪儿又不错了，告诉你这么一个好消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虚幻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一点事，这样大家一点点做，这个民族还有救。我特别不爱听，快开多少多少大，谁得上，谁得下来，上下都一样，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怕谁去汇报，这些跟我们百姓有什么关系？五十年来我们不就是这样吗，台上换人无数，本质变了吗？一点都没有变。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努力地做，可能还会好一点，这是自我启蒙吧，我们已经受蒙害得很深很深了。
通过写作、交友，读别人的书，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理，至少我们不会那么傻，如果我们每个人不会那么傻，再教育子女，让他们再比我们聪明一点，可能这个民族还有一点望。
我暂时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徐友渔：今天开这个会，我对这个主题非常赞成，今天可能会引起争论的问题，跟大家讨论。
一般谈到记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好像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健忘。我自己想起来也有同样的感受，最近若干年来，中国人使用最多一个词就是不堪回首，比方一讲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蒙受的灾害，一般都是不堪回首。我个人做采访，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碰钉子。你知道一个人有很宝贵的历史资料或者很重要的经历，你去做，都是说“不堪回首”，就封住了。中国人进行比较深刻自我反省的时候很少，中国是一个很健忘的民族。
但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可能这个论点不一定能够成立。尽管我们谈到在反省和批判中国健忘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首先你说“不堪回首”表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话，从最基本的事实来说，中国人更多的是“过目不忘”。中国古时候也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国家的人去见曹操，曹操夸耀说我有一本书多么多么重要，那个人拿过来看了一下，看了几分钟马上就说，这本书我们国家三岁小孩都知道，实际上是看了之后就背出来给曹操听，曹操大吃一惊。什么过目不忘、三国演义里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在生理上应该是博闻强记的民族，而不是害健忘症的民族。我自己后来发现中国有一种体制和机制，是系统有计划在扼杀记忆，而不是中国这个民族心理文化结构是健忘症或者不愿意回忆痛苦的问题。
我自己这方面体会最多的是，在整整十年前，那时候是1996年，刚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周年、发动三十周年。那时候我跟一家报刊做了一个项目，报纸名字叫做《青年报刊世界》，它是面对大学生的。这个项目跟今天的名字基本上一样，就是叫做拯救记忆。而且总编写了一段话说，趁我们这代人还在的时候，趁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把记忆拯救出来，这种记忆是叫抢救的，不光要保持和抚养我们的记忆，是需要抢救的。我当初做的事情是，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纪念日，我采访很多人，采访过程中间就碰到这样的问题，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愿意讲，都是用不堪回首，觉得那段记忆讲起来自己承受不了。
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两点，一个月一期，发表一二十个人的故事，我把非常有意思的采访的经历都写出来，包括他们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和苦难。结果，做到1996年5月份就做不下去了，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有部门打了招呼。过了几个期，这个杂志干脆就封刊了，这是一件事情。后来我又跟深圳有一个杂志叫做《焦点》，也是做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周年、发动三十周年的专题，做了以后也受到批评和追究，这个杂志也进行不下去了，最后这个杂志也是停办了。
但是，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办得最好的杂志《东方》，当时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各个阶层引起非常大的影响，他们也是在1996年5月份做了一期文革的专号，大概出了八九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包括我其中有一篇，结果杂志都印出来了，最后接到通知说，这期不行，临时把所有的将近十篇稿子全部抽掉了，非常匆忙，从最优秀的杂志，变成很糟糕的杂志，一次换来不及，封面打的标题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期特别有意思，扉页写的主编的话写的是文革，但是内容是另外一个东西。后来这个杂志也办不下去了，这个杂志办不下去不一定完全是纯粹因为想完全的保留记忆，也许还有其他别的原因，但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个人从这三本杂志的遭遇，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健忘症是其次的原因，甚至是非常不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记忆很好，中国创造力反而不好，中国崇拜记忆力非常好的人，前几个月我在国外讲这个题目，从生理上我们的记忆力最好，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实际上是记忆崇拜，但是表现在我们当下现实中间，表示出来极大的健忘症，不负责任的健忘症，说得最多的借口是不堪回首。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国家系统有预谋、计划性、全面扼杀记忆的机制，如果这个机制不破除的话，我们也会把世界上记忆优秀著称的民族变成最健忘的民族，我认为扼杀记忆的机制可能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犯罪。(待续)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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