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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二》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李唐：之前在《九评之二》的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我们跟听众朋友谈到，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养育、让它壮大来破坏中国的内部。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节的第三部分《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朗读)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朗读结束)

李唐：刚刚李乐念的这一大段，都是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的，只有最后一句“革命建立了恐怖的秩序”是对这一整段做的总评。在前一段提到的是在北伐革命期间共产党搞破坏，到处搞暴动，我们讲到了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其实就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个部分。在这里特别把这个部分提出来讲，就是要跟巴黎公社的流氓起义做一个对比、做一个佐证。

李乐：毛泽东写的这一段里面的几个词，我们是不是先解释一下？“把你入另册”是什么意思啊？

李唐：“入另册”就是把你编到另外一本册，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在清朝时，地方政府会造人口册，人口册分为“正册”、“另册”两种。好人编到“正册”里去，坏人就编到“另册”里去了。这里指的就是在暴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威胁土豪劣绅，要把他们编到坏人这个部分来，意思是这个样子。

李乐：“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这“打轿子”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李唐：“打轿子”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打”是动词，“轿子”是名词。李乐，乡下有钱人出外是坐什么？

李乐：他也是坐轿子？

李唐：他也是坐轿子。那所谓的“打轿子”很清楚，就是对这个轿子丢石头，或者是拿个竹竿什么的就去打轿子了。就是对有钱人，可能是因为不满或者是嫉妒，用暴力去对付他们。

李乐：这跟东南亚那时候发生的排华运动有些类似。

李唐：就是华人开着车，他就去打车子。

李乐：“杀猪出谷”是指什么呢？

李唐：这个指的是他们涌入这些土豪劣绅的家里，土豪劣绅是农会给的这个名字，反正有土地都是土豪劣绅，农会实际上是共产党所掌握的。

李乐：跟台湾的农会不一样。

李唐：完全不一样。他们跑到这些土豪劣绅家里，把他们养的猪杀了分了，把他们家里的存粮大家给分了。其实就是进去抢劫，叫做“杀猪出谷”。

李乐：原来是这样啊！

李唐：刚才为听众朋友诵读了《九评之二》的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这个暴动是发生在北伐期间，是属于两湖秋收暴动，或者说四省暴动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把这个暴动提出来讲，是要跟巴黎公社的暴动做一个对照，都有地痞流氓造反的成分在里头。

李乐：为什么说他们是地痞流氓呢？

李唐：从刚刚念的那一段，毛泽东所谓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农村里的地痞，但是毛泽东却给他们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在革命期内，许多所谓‘过分’的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矫枉必需过正。

李乐：这常常被人家拿来讲。

李唐：常被人家讲“不过正不能矫枉”。

李乐：这其实是毛泽东讲的，他的理论是很奇怪的。

李唐：毛泽东觉得你要纠正一个人的错误你要把他纠正到过头，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在这边有必要把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相关的段落，念一下给听众朋友听，大家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歪理是如何配合流氓地痞，然后跟法国的巴黎公社可以东西辉映。

毛泽东说：“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所谓“中派的议论”就是这种说法基本上好像谁都不得罪，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又说：“实际怎么样呢？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利无上，不许地主讲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所谓的‘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貎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意思是你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是第一个歪理。

第二个歪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劣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地固的地主权力，所以农村中需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述所说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的第二时期也就是革命时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边为了所谓革命，只要是为了革命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你可以杀人、放火等等，而且这杀人、放火还没有罪，因为他是被逼出来的。

李乐：我觉得他有点奇怪，他所谓的革命是共产党它自己内部所定义的一个革命，他并没有顾虑到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它只有看到共产党怎么样可以夺权，怎么样可以收买人心，我就这么做，那时正值北伐期间。

李唐：它还说在第二时期内，所谓第二时期是《革命时期》，必需要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利》，所谓《绝对权利》就是没有人可以批评它。必需不准人恶意批评农会，必需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上，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

从这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对毛泽东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么过分，所以他说每个农村都必需要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个阶段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比较完整的一整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态度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

李乐：他所谓的第二时期就是革命时期，其实指的就是共产党夺权的时期。

李唐：就是发动这种极端暴动的时期。只要在这个时期你以农民为民意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包括杀人、放火都是必要的。他的歪理还有一句叫做《水清无鱼，混水才能摸鱼》，也就是说你要把一池水搞得混浊不堪，你才可以去抓到鱼。在很乱的期间，共产党员才可以上下其手去做、去拿它们所想要的这些东西。

李乐：刚刚提到共产党起家还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他又讲到了一点理论，我们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他积极要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就放弃了城市的部分，他先从农村下手，所以他利用农民和地主之间配合的部分，他跟农民说，你看这些地主长期拥有权，你要不这样暴动怎么打破他们五千年来地主的地位呢？但其实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这样运作，并不是农民被欺压。我们在文艺小说中常会看到这样的内容，是因为社会的问题的确是要被监督，所以这是需要被提出来的，但它可能只占了全中国的2%。

李唐：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当中事实上这套理论并不是很被接受，因为共产国际它主要想要推动的是城市里头的工人阶级，它们想要组织的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在当时是共产党还没办法控制的，就是说城市的状况是共产党比较没办法控制的，所以毛泽东就想转而从农民这部分去做。

毛泽东有一个策略被称为《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一直想要推动农民革命，才会去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之前有讲到，在这份考察报告里有讲到这么一句话，在之前的九评共产党里也诵读过了，这句话我们大家再来复习一下，就是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我们看到他就是要在农村里头发动暴动，而且要利用的是农村里所谓的流氓地痞，透过这种人也就是连马克思也看不起的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毛泽东所看重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蛊惑。利用这些人在农村里去大搞特搞，然后去制造各种的暴动，所以也就不见得是农民。

一般虽然说农民没有读过书或者没有上过学之类，但是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农村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长期稳定的力量，所以说他要去破坏这个东西，但事实上很难，要不它要透过地痞流氓去带头，要不它就是用强迫的方式，我们看到在中共建国之后，它所用的就是这种威胁跟恐惧的方式。

你今天如果不跟着中国共产党随鸡起舞，跟着《魔鬼》起舞的话，那它就要来治你了。所以要不它就是用地痞流氓的方式我们看到的，要不它就是用恐惧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它才能够破坏掉这种传统的道德文化以及社会秩序。

我想各位应该听说过士、农、工、商这样的说法。把工商排在后面不是说看不起工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跟社会条件，士、农、工、商按着这样的秩序来排，为什么士排在第一个呢？这并不是说读书人很伟大很了不起，而是整个中国一个传统的制度，在道德、在理法、在人伦、在整个社会秩序等等这些方面的维系和建构主要是靠知识份子这个部分。

李乐：一个思想的部分。

李唐：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中国过去是所谓的皇权、皇帝这种朝廷，但是政权的稳定主要是靠着它的文官体系，文官体系这些人都是读书人，都是靠科举制度起家的，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朝代要灭亡时，一定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是科举制度是开始被破坏的，而且科举制度开始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看到很多的买官等等。

李乐：乱象就出来了。

李唐：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就出了问题，因为知识份子在这里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他排第一位，那为什么农民排第二位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以来是所谓的农业社会，所以农民在经济上他是整个社会主要的生产者，所以他很重要。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构成人口里面的大多数，所以整个社会稳定也是农民，我们也看到传统农民虽然他可能识的字不多，会讲的理论不多，但是他们都过着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生活，彼此在农村里面他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完满的秩序在里头。士跟农这两个为什么排在前面就是因为他们是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础。

李乐：一个精神、一个物质。

李唐：毛泽东他要破坏他就一定要把这两个都坏掉，所以我们看到他把读书人打成臭老九，在农村里面就要把农民改造成暴动者。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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