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是一个什么概念？面对站在康复机前被“绑定”的朱令，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蹦出记者脑海。
11年前，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1992级女生朱令，因离奇的“铊中毒”事件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如果不是“铊”，在同学眼里几近完美的朱令拥有的将是另一种人生：也许她正在海外求学，也许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或是早已为人妻母。
11年来，对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过。1997年4月，朱令父母得知，警方传讯了朱令的同宿舍女生苏荟(化名)，时至今日，苏荟仍被认定为“最大嫌疑人”。
2005年12月30日，苏荟在天涯网站上贴出一份“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声明，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2006年1月13日，苏荟再次通过天涯网站发表声明，表示“已委托家人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办案方式重新侦查朱令中毒案件，查明真相，给朱令家人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最大嫌疑人”的两度自我辩护，引发网络如潮讨论，真相仍扑朔迷离，但不可否认的是，11年前的那起离奇案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而我们最关心的无疑是受害者朱令目前的生活状态，她还好吗？
记者探访病中朱令
2006年新年前，小雪初霁的北京方庄小区，冬日煦暖的阳光透过玻璃温柔地洒在窗台上，几朵小红花在残雪中静静地绽放。曾经仙乐绕梁的朱家，如今冷冷清清。
11年来，朱家没有装修过，客厅里的沙发很陈旧，扶手上也打了补丁。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油漆斑驳陆离。房里朱令的照片早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和姥爷的照片。
古琴仍在物是人非
身体臃肿、双目无神的朱令在母亲朱明新和保姆的搀扶下，被绑在康复机上练习站立，她的臀部和膝盖都被绑上了软夹板，以防摔倒。钻进房内的几缕阳光亲吻着朱令长长的睫毛，但此时，朱令的双眸已看不清任何风景，从11年前中毒开始，她的视力就开始严重下降，“铊毒”已侵害神经，几成植物人。
墙角，古琴仍在，却物是人非。
11年前，朱令是一个受人瞩目的清华女生，多才多艺，学习成绩突出。但1994年12月11日晚，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一曲广陵散，从此丝弦绝……
现在，这个曾经活蹦乱跳的女孩已变成一名臃肿残疾的33岁妇人，体重达70多公斤，全身瘫痪，轻度脑萎缩，生活无法自理，整天坐在轮椅上。大多数时间，朱令微眯着双眼，安静地陷入冥想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细心地为朱令擦去嘴边的涎水。
| 少女时代的朱令。（网络图片） |
朱令1973年出生于北京，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曾为清华民乐队队员，获得过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朱令还有个姐姐叫吴今，跟父亲吴承之姓，自己则跟母亲朱明新姓。姐妹俩都聪颖好学，姐姐上了北大生物系，妹妹去了清华。书香继世、礼乐传家，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不羡慕的家庭。
然而，随后厄运一次次降临在这个家庭。1989年4月，吴今周末与同学去野山坡春游失踪，三天后在一个悬崖下面找到了她的尸体。而朱令则在1994年冬(约12月份)和1995年春(约3月份)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身陷绝境，死神几次照面。
“我们去了她怎么办？”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是一位质朴、传统、坚强的知识分子,虽然晚景面临凄凉境地，但面对记者的采访,她没有哭诉，甚至没有流一滴泪。
朱家11年来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首当其冲的就是高额治疗费。最初住院治疗的40万元，清华大学给报销了。此后，朱令离校，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筹集。几次住院治疗，动辄上万元。这对于靠退休金生活的两位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朱令爷爷的朋友，我们两个的朋友，双方单位的同事，令令在国内国外的同学、朋友都进行了捐助”，在朱令父亲吴承之平静的语气中，记者感受到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感激。在桌上，记者看到了来自国外朱令的同学发起的基金的光盘，他们不时通过银行转来一些钱。
“我们去了令令怎么办？”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吴、朱二老分别是66岁和65岁，他们不知道还能陪令令走多远。
他们去为令令申请低保，但由于两人之前的单位均不错，目前退休金平均下来还是高于低保标准，被告知办不了；他们去申请三险，但令令并无任何工作单位，三险无从说起；他们去福利院，但人家说，朱令现在还有人照顾，不符合福利院的条件。
“我们要是走了，令令要是还是这个样子，那她也完了”，吴承之无望地仰着头，望着天花板。
风口浪尖上的苏荟
时至今日，朱令的父母仍坚持认为此案是“蓄意投毒”，而“最大嫌疑人”就是和女儿同宿舍的苏荟(化名)。
“嫌疑舍友”打破沉默
近日，苏荟两次在网上发表声明，先是否认外界关于她是清华惟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的焦点问题，“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但是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使我不得已决定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声明中说，1997年4月2日苏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询问8个小时后警方通知苏荟家人将其领走，之后再也没找过她。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是：我是惟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声明中说，苏荟每次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并对外系学生开放。”
同学印象中的苏荟
和苏荟要好的同学说，朱令和苏荟都是北京人，平时关系不错。苏荟的祖父是个正直廉洁的老人，苏荟的父母也待人诚恳，都是知识分子。苏荟从小学习不错，托福成绩非常好，大学毕业前申请到了国外的奖学金。
目前有关苏荟的说法是：在一家知名手机公司当经理，已婚。
在苏荟成为“众矢之的”时，和她要好的“闺中密友”在网上为她说话：“关于苏荟其人。先说客观的。不是大部分人印象或想象中的‘高干’子弟。比如说，她周末回家都是骑自行车，我从来没见过小车来接送；吃穿用上都不是讲究的人，挺朴素一孩子。她性格开朗，活泼乐观，很幽默，有时候可能让人觉得她嘴 ‘损’(爱开玩笑)，但并非故意让人难堪，相处时间稍长就知道了。另外一方面，苏荟这个人可以说不是那种非常要求‘上进’的人，她心态很平和，比较大气，并不很看重名次、奖学金。我不相信她有任何理由，尤其是由于所谓的‘嫉妒’，而作出下毒害人这样的事情。”
凶手曾销毁投毒证据？
但是，朱令当年的许多同学对此不能认同，他们认为：“任何犯罪嫌疑人都不会主动认罪。”
苏荟是否跟朱令中毒有关？苏荟的父亲回答很干脆：“苏荟是完全冤屈的，她是彻头彻尾的冤枉，现在更冤枉！”
对此，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他父亲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根据我现在掌握的信息判断，我只能把苏荟列为最大嫌疑人。”
据称，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补曾专门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 日间，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可接触到铊盐；有作案动机；有异常表现。
“在王补的提醒下，我们迅速将怀疑范围缩小了。”朱明新说。她后来想起女儿在出事前曾多次向她提到过好朋友苏荟，苏荟还是在朱令的介绍下参加民乐队的。
朱明新说，她判断苏荟是“最大嫌疑人”主要有如下依据：其一，当年清华大学曾经向她证实，“苏荟是校内惟一有机会接触到铊的学生”；其二，“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三是他们向警方报案后没几天，朱令住过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惟一丢失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我们怀疑凶手在销毁投毒证据。”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来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也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本报记者/陈安庆特约记者/申欣旺
| 11年后，朱令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网络图片） |
2006年新年前夕，记者采访了朱令案的多名关键人，试图在这纷纷攘攘的舆情议论背后，记录最原生态的真实声音，将读者带回11年前，重新解读幕后的细节。这11年，原本健康美丽的朱令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她的父母又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煎熬……11年的苦难生活慢慢展现在我们面前。
同学记忆曾经美丽多才的朱令广陵绝响
1994年12月11日晚，作为清华大学民乐队成员，朱令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专场演出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独奏了古琴名曲《广陵散》。
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在2004年11月10日的文章中回忆：1994年的12月11日，我们实现了音乐爱好者的最高梦想，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我们自己的专场演出。准备这场演出耗费了我们每个参与者数年的心血，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演出一生只有一次。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兴奋。
朱令那天生病了，松松的扎着长发，精神明显不好，脸色憔悴，虽然也兴奋，但话很少。朱令照例参加了大多数节目，她那天独奏的是古琴名曲《广陵散》，用的是从孙老师那里借来的百年老琴。
童宇峰那时在后台忙着帮很多人定音，没能仔细欣赏她的演奏。偶尔听到几声，觉得她那天的音色似乎有一种往日少有的深沉与寂静。
演出结束，照例在清华南门某餐厅庆祝，朱令没有参加。这时才听说她已经三天没吃饭，完全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所有演奏。
其先，大家以为她得是的一般的肠胃病,也就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谁也没有想到，那次演出竟是朱令最后一次表演。
1994年12月12日，朱令一个人跑回了家，原因是因为疼得受不了。
古琴留韵
据童宇峰回忆，当时的清华民乐队，多数是上了清华后才开始学习乐器的非特招生。寥寥几位从小就学乐器的艺术特招生，时常在排练时摆架子。朱令的出现是一个意外，因为她是头一位“主动送上门”来的、水平卓越的非特招生。那时的她留着清爽帅气的短发，身着淡乳色运动服，身材结实高大，脸上挂着自信而轻松的笑容，健康而漂亮。
朱令第一次亮相时，带来了一架黑色的古琴。古琴在民乐器中是一件很稀罕的乐器，由于难度高，会演奏的人很少。朱令在乐队十几人的围观下演奏了一曲，毫不怯场。
现在想来，朱令那天的演奏虽不十分丰满，但镇静，颇有大家风范。朱令的双手细长而灵活，乐队的指导老师和学生干部对朱令这一“送上门”来的惊喜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后来听说朱令不仅会演奏古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学习也很好，还是游泳健将，在校级比赛中拿过名次。大家对朱令的钦佩油然而生。
1993年5月，朱令入队的第二学期，是乐队历史的一个小高潮。朱令参加了很多的节目，有独奏也有合奏，拿了很多的奖。
清华有很多能充分利用时间的人，朱令就是其中之一。像很多北京同学一样，她经常周末骑车回家，但仍能很好地兼顾学业和各种社会活动。百忙之中，居然还能抽出时间到北京电影乐团跟随著名的音乐演奏家孙桂生先生学习古琴。
永失健康
不少人从1994年12月11日朱令演奏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同学们才知道，朱令那天的病正是她第一次铊中毒的前期症状，朱令从那天以后就住进了医院，而后转入了重症监护室。疾病让她在最美丽、最辉煌的时候倒了下去。
童宇峰说，乐队里只有几个关系和她最密切的人知道病情的严重。朱令的病一直没有查出病因，听说她昏迷了很长时间，头发也脱落了很多。大家的心情都很灰暗。冬去春来，新的学期开始了。乐队又开始了正常的排练演出。没有朱令时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不久，好消息传来，说朱令的病好了起来，可能很快就能回来排练。大家都很高兴，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童宇峰去6号楼有事，刚进楼门忽然有人叫了一声。他抬头一看竟是朱令。她已经瘦得让人几乎不敢相认，穿着一件带斗篷的深绿色外衣，遮掩着她短短的头发，有种见风即倒的柔弱。童刚回过神，应了句“回来啦”，她已经走出楼门去了。望着她孱弱的背影童宇峰心里复杂极了，他知道她的自尊不愿让同学看到她软弱的样子。“我万万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心智健康的朱令”。
抗击病魔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糊涂治疗
1994年12月底，朱令进入医院治疗。在将近一个月的治疗中，没有找到病因，除了腹、腰、四肢关节痛，头发也掉光了。
等假期结束朱令回到学校的时候，虽然身体虚弱，但头发已经长出一寸了。但麻烦的事接着就来，开学仅仅一个星期，朱令再次发病。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著名的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诊，神内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经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该所当时不能做检测，张建议到朝阳医院做检测，却不知道因何种原因而没有去成。
朱令就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
3月15日，朱令住院接受治疗。
3月22日，朱令吃东西开始呛，陷入了深度昏迷。
3月24日，协和医院对朱令开始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1000CC以上的换血量使她感染了丙肝。
3月25日，朱令出现吸氧不稳定的情况。
3月26日，朱令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
3月28日，朱令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
4月5日，朱令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这个时候的朱令，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但病因仍然没有查明。
与此同时，朱令继续天天接受各式各样研究性检查。朱令的妈妈回忆：“从住院后，不同科室的大夫会诊之后，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从那时起，朱令就开始接受各式各样的检查，有一天光是抽血化验就进行了12次，化验结果都没有血液上的毛病，但是她的神智越来越恍惚，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差，说话也开始不清楚。这时医生告诉我们，基本否定了‘铊中毒’，基本认为是‘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
绝处逢生
1995年4月8日，朱令中学同学贝至诚和5名中学同学去医院看望朱令。“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中学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样一个场景。此情此景，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大三的贝决心为朱令做点什么。
据朱的同学称，贝至诚和朱令是中学同学，当时关系不错。但朱令的姐姐意外身故后，朱令受到的打击很大，可能是由于性格变孤僻了，两个人打交道就少了。4月的这次探望，是因为同学告知说他朱令可能不行了，去见最后一面吧。
这一面，竟然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神话：它成为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而受益的病人。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后来，朱令父母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鲁士蓝(专家推荐的专门解砣毒的药)，总共40余元。和此前的包括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形成强烈的对比，人们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样的怪病竟然用40元就“治本”了。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
然而，由于治疗时机耽误，严重的后遗症从此和朱令相伴终生。
浮生如梦
人生能有几个11年？从1994年冬的第一次治疗，到2006年1月，朱令几经生死。
之前是确诊和排毒，虽然很成功，不过后遗症也许比死亡更可怕：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视觉神经受损，基本上看不到东西，吃饭也只是本能的往嘴里塞，弄得满嘴都是；全身软绵绵的，“去抱她到康复机上的时候，腰部感觉不到任何硬的地方，人就是靠这里的筋骨的力量支撑身体” ，朱父这样描述。经过长时间的康复锻炼之后，现在已经稍微能感觉到一点力量，但平衡控制功能还是非常差，重心稍有偏离就会倒。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朱令不认生，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孩，越来越依赖父母亲。“她的时空意识很差，总以为自己还是在清华读书的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33岁了！”朱明新长叹。她从未纠正过女儿的说法，就当朱令这11年在做一场梦，点醒梦中人反而会让她备受刺激。
父母之心
十一年之前，朱令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朱父在国家地震局工作，他是那里的高级工程师。朱明新的单位是中国远洋公司在三元桥。后来，朱明新就根本没法去上班了，干脆呆在医院。
吴承之和朱明新忘不了同事和单位的帮助，他们在工作上的照顾使得两人能放心地在医院陪着令令。
再到后来，二老都退休。 “基本上不出去，也没有时间出去，令令这种情况不能出一点差错，我们随时都陪着她。”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她竟然是挺了过来，也许是小的那个，还牵动她的心。
整个2005年的冬天。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之间来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里屋推：“这个案子当年很有名的……”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轮椅上的朱令只是静静的看着前方。不知道在她的潜意识中是否已经意识到，日渐苍老的父母还能陪她走多远？”
维权之路状告“协和”延误治疗
1995年3月15日，朱令被送往协和医院后，在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据朱明新回忆：“从那时起，朱令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这时医生告诉我们，基本否定了‘铊中毒’。”
这期间，朱令发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开始出现了神志模糊、对答不切题等反应，又伴有严重的腹痛和脱发症状。随后朱令开始昏迷，并被转入ICU加强医疗病房。朱令究竟得了什么病？这个问题当时一直困扰着吴承之夫妇。
表现傲慢
1994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关于朱令的报道将朱令的病情公诸报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至诚也开始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求救，发送SOS信件。贝至诚很快收到了1500封回信，其中有许多回信认为朱令铊中毒。
随后，4月18日清晨，贝至诚拿着邮件认定的诊断结果送给协和医院时，结果是苦等一天，“协和表现得非常傲慢，除了几个年轻的医生愿意看，其他医生都拒绝看，最后朱令父母只好自己去找相关部门鉴定铊中毒。”贝至诚说。这一天，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仍然认为朱令有极大可能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炎。
50万<40元
直到后来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确定朱令为砣中毒，协和医院立即邀请了国内知名的6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药二胇丁二酸钠。吴承之在网上却看到了这样的回复，“该药副作用很大，建议用普鲁士蓝。”靠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帮助，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的吴承之怀揣2000 多块钱。结果买了一小箱10瓶，仅用40多元，合计一瓶4元多。
朱令服用之后，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渐稳定，开始好转。在协和的总计治疗费50多万元，“真正的救命药仅需40多元。”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由于误诊延误了治疗，铊毒破坏了朱令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导致了她100%伤残。”
两度上诉
愤怒的吴承之夫妇认为是协和医院的不作为延误了朱令的治疗，在1998年，一纸诉状将协和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始立案审理。
本以为胜诉理所当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审朱令以败诉告终，法院的判决为：“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证据不足……”
一审的败诉并没有阻止吴承之夫妇维权的脚步。1999年，吴氏夫妇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最终法院判决“应酌情裁量协和医院有进行抚慰性经济补偿的责任……”，协和医院补偿朱令10万元。
二审中朱令的代理律师马晓刚在判决后对吴承之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本报记者陈安庆特约记者申欣旺
苏荟：我是清白无辜的
11年来，对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一直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时至今日，朱令的同寝室同学苏荟(化名)仍被认定为“最大嫌疑人”。
朱令的好友贝至诚更在网上直言：“她(苏荟)就是凶手。”再次把苏荟推到了风口浪尖。继11年沉默后，苏荟两度自我辩护引发网络上如潮水般的讨论。
各方说法
风口浪尖上的苏荟
“嫌疑人”：提出测谎要求
2005年12月以来，苏荟两次在网上发表声明，先是否认外界关于她是清华惟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的焦点问题。2005年12月30日，苏荟在天涯网站上贴出一份“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声明，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 2006年1月9日，苏荟又试图委托家人要求公安机关申请重新侦查此案。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听到此事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消息。
苏荟在声明中写到：“在我发表声明之后，天涯论坛中又不断出现了很多新的谣言。刚看到这些荒谬谣言的时候我无比愤怒，在这样一件人命关天的事情上竟能造出如此恶毒的谣言！但这些天的情况让我彻底明白了，除了好事者外，有人在专门生产谣言！因此谣言是永远驳不完的。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惟一的办法是公安重新侦查，查明真相，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认为尽管朱令中毒距今已隔10年，但如果广泛调查、发动群众、认真回忆并查找一些相关记录和资料，不是没有实现突破的可能。其实，除了朱令家人，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破案了。”“因此，我已委托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另外，我在申请中再次向公安机关提出了对我进行测谎的要求。”
法律专家：最高刑罚可判死刑
朱令中毒后警方曾将苏荟列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但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的中毒有关。那么11年后，法律上是否存在对本案重新侦查的可能？
“‘重新侦查’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该案并没有撤销，该案一直都在侦查中，只是侦查没有进展。”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叶竹盛说，从法律角度讲此案并不存在继续侦查的障碍。叶竹盛认为，如果有人提出新的证据或者证人，而使侦查取得突破，则该案可进入起诉阶段。
对于此案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限，叶竹盛说，目前情况看该案经立案后并未撤销，根据《刑法》第88条第一款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因此该案实际犯罪人的追诉期延长，并不因为犯罪已经过了11年而不受追诉。”
如果警方经过侦查，最终确认此案幕后确实有真凶，那么应该怎样对犯罪嫌疑人量刑？叶竹盛认为，根据有关报道，朱令先后两次中毒，从客观行为可以推测行为人意在致死朱令，因此，该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如果行为人仅出于伤害目的投毒，则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未致死朱令，属犯罪未遂，但已构成严重后果，应当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意伤害已致朱令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手段残忍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伦理学家：别因同情左右判断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中心主任翟晓梅认为，首先，任何道德上，伦理上的评判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论断之上。本案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还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道德的论断都无从谈起，允许有质疑精神，但是不能因同情而代替理性的判断和思考。其次，朱令的遭遇令人同情，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帮她，但是这种帮助只是出自人道主义的，从道义上说，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必须这样做，所以苏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三，关于协和医院在救治朱令的过程中的行为，因为“铊中毒”这种病本身就是一种及其罕见的疾病，所以在超出救治医生能力所及并且医生也尽力的情况下，不必对医生有过多的指责。
律师：可先行起诉学校
“如果犯罪嫌疑人经过警方侦查最终找到了，那么他除了将面临刑事处罚外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解释说，民事责任主要包括朱令已花费的所有医疗费以及朱令家人的误工费等。
“虽然目前案中犯罪嫌疑人没法确定，但是赔偿也不是无处可寻的，朱令的家人可先起诉学校，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民事连带责任。”吴冬律师介绍说，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学校应保障在校生的人身安全。“朱令意外发生铊中毒，这其中学校对于有毒物质的保管是未能尽到责任的，学校应在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新年心愿
朱令母亲的两个希望
北京方庄，远处传来商贩叫卖春联和鲜花的吆喝，空气中弥漫起新年的味道。
朱明新说新年自己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个是希望朱令能够更好地康复；第二个是希望公安局能够缉拿凶手。
有时候朱令带来的是希望，突然认识了一些东西或者想起了一些事物，让朱明新特别高兴，“但是那种感觉往往就是一瞬间，霎那之后，再找到这种感觉就得几个月甚至几年。”
朱明新说：“如果能有好办法治疗，卖房子也值。”
“有文化，善良，坚强的老人。”许多人这样评价朱明新、吴承之夫妇。高学历毕业的吴氏夫妇，碰到事情之后，从来都是选择理性解决。朱明新最想给女儿的是一个“公道”。
1997年，在北大化学系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两个学生被人投毒，因为有朱令的前车之鉴，两人送往医院后，立刻使用普鲁士蓝，由于治疗及时得以很快痊愈。现在两人远在美国，中毒者陆晨光曾经来看过朱令，对吴承之说：“感谢朱令，是她救了我的命。”朱令用她的半条命普及了一条医疗常识。
疑点重重
到底谁是真凶？
毒从何来？
11年来，吴承之夫妇除了在寻找让朱令康复的治疗方法外，他们还在试图探究一个真相──“这么大剂量的稀有金属铊，究竟是怎么进入我女儿体内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据查，铊和铊盐是剧毒品。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20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200多人。
协和医院也曾怀疑朱令犯中毒性疾病的可能。但清华大学出具1995年3月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表明，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11年前，朱令在神志清醒时曾明确地否定了她曾经接触过重金属。“况且作为仅次于氰化物的剧毒物品，铊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触到的，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投毒！”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说。
凶手在身边？
吴承之推断，“根据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时间是在第一次中毒康复后她回到学校时，也就是1995年2月20日至3月 3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朱令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宿舍的床上，这就说明她不大可能在宿舍以外的地方第二次铊中毒，中毒的地点显然就在宿舍内。”
根据朱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的分析，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在这期间，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由于身体虚弱，都是勉强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寝室同学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一般不能出入。这位老公安认为：“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认定“嫌疑人”？
吴承之说，1995年4月28日朱令“铊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后，他们就通过校方向清华派出所报了案，但几天后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这进一步坚定了朱家的想法，并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朱令的宿舍同学苏荟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苏荟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处相继介入处理。到1995年下半年，朱令的同学、熟人和朋友被广泛的调查。
按照苏荟自己的说法，“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吴承之认为，警方要是没有一定的证据，是不会贸然采取这种行动的。
此后，清华大学扣发了苏荟的毕业和学位证书。苏荟2005年12月31日在网上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通过官方渠道接到公安通知缓发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997年7月初，苏荟家三人到公安局领取苏荟的出国护照，公安局没有发给她。
知情人推断，要是没有一定的原因，学校是不能随便扣发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而能扣发证书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学业没有达到标准，二是出现了违法国家法律或者刑法而规定的事项。
1997年9月29日，经过苏荟家人的多方要求，系领导打电话通知苏荟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按照苏荟的声明，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此后案件调查处于停滞状态。
苏荟嫉妒朱令？
朱母回忆，民乐队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朱令回家后告诉母亲，苏荟跟老师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不用点拨太多了，将朱令挤到后排，朱令因此很不高兴。朱明新回忆，这样的“别扭”还有好多次。
朱令中毒后，清华派出所公安对朱明新表示：“可以大胆怀疑。”
“根据这些我没法不怀疑苏荟，当然我也希望不是她，但我一定要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朱明新说。
好友援手
贝至诚：“她就是凶手”
指名道姓点出“疑凶”
在朱令案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谁是最大疑凶”的问题。今年1月13日，朱令的高中同学贝至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他从始至终毫无畏惧地指名道姓地点出犯罪嫌疑人是苏荟。贝至诚说，最初指出苏荟是嫌疑人的不是自己，而是公安机关，很多同学还有朱令的父母也在说她是嫌疑人，“这个东西不是我提出来的，只是我把它捅到网上来。”
1997年4月2日，警方将苏荟带走讯问，但是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尽管如此， 11年中，关于苏荟是投毒凶手的说法却一直在流传着。根据贝至诚、苏荟及其同学的回忆，公安局正式接案后，是进行过较大范围的问询的，但为何其他人均排除在外？而且根据贝至城的说法：班上另两个女同学，跟朱令有矛盾，甚至在朱令重病时都坚决不去看望。正式的传讯为何只有苏荟一人？至少在公安机关看来，相关侦查目标之内，苏荟涉案的嫌疑最大。
在苏荟的声明中，见不到公安机关使用刑讯逼供的谴责和抱怨，但苏荟在声明中却说是“糊里糊涂”就接受了“犯罪嫌疑人”这个头衔的。既然感觉自己冤枉，又为什么在11年后才“喊冤”？
希望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在天涯网站上关于朱令案讨论中，贝至诚将矛头直指苏荟，许多人认为他这样是在冒风险，他实际上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有可能使自己背负法律责任，但贝至诚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冒风险，我特别强调，我认为她是一个凶手，这是一个个人判断，而不是事实陈述，我不是陈述她是凶手。我更关注的是朱令的恢复或者说他们家庭现在的情况，第二我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够找到真凶。我不认为我是在冒风险，如果说我真的是在冒风险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贝至诚说，希望更多的人，比如了解铊盐当时的管理情况的清华学生、老师，了解朱令和苏荟交往情况的民乐队同学能够站出来，说更多的话。他希望更多的人，而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肯真名实姓地出来说话。
来源: 法制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