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报导）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一月二十三号合办了一场讨论会，主题是《变化中的亚洲是威胁还是机会？》。讨论会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介绍了中国在发展经济二十多年之后面临的问题。

哈丁说中国的变化快，但是不平衡。经济在发展，对资源的利用却非常没有效率。尤其对能源的利用没有效率。

外交上，中国在进入国际社会，但使用的方式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同意的。环境问题严重，全国性的长期空气污染、土壤、水污染；今年发生在东北的苯污染，使一个人口三百万的大城市，没有预警就停水好几天，污染水流经两个省分，进入俄国。

他说，中共领导人谈建立和谐社会，说明中国的社会收入和分配非常不平等。不仅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城市和乡村差别都很大；社会保障体系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卫生、养老金、教育，医疗保险都是缺口。

中共领导人希望中国不只是技术和资金的进口国，而能成为出口国。但是在以上各种问题中绝口不谈政治问题和政治改革，只讲科学发展。宁可由科技官僚掌权，也不要民主和多元的机制。

哈丁认为，中共没有时间了。去年中国的抗议事件比前两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抗议更趋向暴力，当局也采取更暴力的方式镇压。不仅是把人打一顿，而是打死。中共现在的领导人就是面对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人们还在观望；不解决的话，中国社会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研讨会上还讨论到民族主义问题。哈丁说，中共在1910年和1920年期间，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所以深知它的力量。当时的北洋政府无力应对而倒台。毛泽东之后，中共发现其意识型态对人民已经没有吸引力，就又开始鼓动民族主义，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它知道把经济发展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太薄弱，需要保持每年的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涨。年景好的时候还可以，不好的时候就需要寻求其它途径。

所以就从意识型态转到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要求中共领导人为中国的面子、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说话。于是日本、美国和台湾就成为中国使用民族主义的目标。出现危机时，例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发生攻击外商商店和投资人的事件，使中共政权处于尴尬境地。

所以在让人民发泄之后，还需要把民族主义的精灵收回到瓶子里。暴力冲突出人命的事件在增加，不仅在乡村，而且发生在城市。前一阵子，成都工人担心工厂倒闭之后，前途没着落，想拿自己的退休金把工厂买下来，但不被允许；于是发生一千五百多名警察和五千工人的暴力冲突。

哈丁说：“中共政权希望外界认为这都是地方上的问题、地方上的错误，会在当地解决。实际上，土地使用纠纷、环境问题、无法付工资、养老金和腐败现象，都是有系统、有规律出现的。”

说到有没有转型的可能？哈丁说，斯坦福校友会的校友曾写书说，中国是没有律师的法律系统。现在出现新一波的政治活动家，包括敢于状告政府行为的律师；记者也更加敢于思考，出现了对体制的批评。

哈丁说，十年后就有在海外留过学的人处于领导地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是毛泽东时代之后出生的，没有对文革和六四的记忆。通过互联网和外界的接触更多，生长在消费者文化中，有自己选择的概念，日常社会生活中也的确有更多选择。不知他们是否会要求更多政治生活上的自由度？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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