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6日讯】韩流背后的力量
　　
从韩国制造到韩国创造

一个只有四千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如果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那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

比如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那么大长今这样的历史题材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有位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节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中国国内激起了持续的讨论，业内很多人感慨为什么“国内的优秀影视作品就不能在韩国热播呢。”比如以演乾隆皇帝纪晓岚闻名的张国立更是表现出少有的耿直：“碰巧看过一集”觉得“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但是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上。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中国文化输给韩国了，那么中国文化产业如何能够雄起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年各大电视节上围绕韩国文化产业的研讨会都不断。包括政府谈到如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都会不自觉地举到韩国的例子。

在用拿来主义思路解读韩国经验时，似乎我们所宣传的集中在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如何“全面支持，大力保护，加强管理”。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我国于2004年宣布将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大连等城市成立“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并挂牌了九家“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动画教学研究基地”。7月我国在上海成立的首个“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但除了搞了一个“ LOGO大征集”，眼下还很难看出什么成果，又成立了“上海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也是同样，据说是借鉴了韩国模式。在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借鉴韩国经验的结果，就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

2005年年末，笔者有幸受韩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对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采访，求证了笔者对于韩流的困惑。

韩国经验之一：大力保护本国文化产业？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电影的配额制度，还知道著名的“光头运动”就是以反对取消配额制度为导火索的。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电影院。”政府打算接受，但韩国电影人普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因此集体削发表示抗议，导致这一提议流产。而配额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来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因此很多中国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似乎并不这么看，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以导演《武士》被中国观众记住的韩国著名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我还以为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结果文化观光部文化和产业振兴院的官员也表示配额制度对于保护本土文化产业意义不大，配额规定韩国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韩国影片，电视台百分之25以上的时间要留给国产片，现在韩国国产文化产品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超过配额的规定，现在达到60％，韩国电影院也都愿意放本国片，所以这个制度一直考虑取消，但其中规定引进产品中不能有45％以上来自一个国家，韩国人对美国感情非常复杂，特别对好莱坞文化警惕很强，所以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美国，这对于保护韩国的文化多样性有好处，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日本都对这一制度比较支持，而且配额制度可以保证院线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制作的文艺片也有播放机会，这对保护电影界的健康生态非常重要。

笔者不由想到今天的韩国文化界摆出一副保护不保护无所谓的样子，是不因为如今阔气了，所以才有这个自信，那么配额制度在韩国文化产业的起步阶段是不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呢？熟料对此韩国人也不是很领情，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的安贞淑女士介绍：“韩国在63年就有了电影配额制度，那时候对于国产电影保护做到了极至，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效果。”她举例说，那时韩国只有几家电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当时规定只有拍四部韩国电影，才能进口一部外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帮助韩国电影成长起来，相反电影公司变成了为完成任务好进口国外影片而拍国产电影，大批电影花国家的钱拍出来，直接拷贝就送进仓库里，每年利润全靠进口国外大片。《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先生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毕竟大家也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应该学习韩国呢？

中国国内不乏议论，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韩国市场太封闭了。当我把这种意见征求韩国朋友意见时，他们的反映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事实完全是相反的，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Ｓｃｒｅｅｎ　Ｑｕｏｔａ，但实际上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实际上推行的配额制度比韩国严格地多，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点上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韩国最有实力的影视制作集团之一的CJ媒体株式会社的常务副总裁Richard Shim和他负责世界各地业务的同事们对笔者不无抱怨的说：由于说不清的政策限制，韩国电影这几年有影响力的影片很难进入中国国内院线，虽然中国人看了不少韩国片但主要是通过盗版片，他们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更是很无奈的说，CJ是一个大产业集团，在物流，乃至饲料加工等方面都对中国有很多投资，唯独在媒介领域在中国很难有什么作为。

韩国公共电视台KBS的国际事务局长殷文基先生告诉笔者：前不久他们在KBS的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可是中国国内所有的电视台按照广电总局的2000年的指示“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剧”。而且KBS协助中央电视台的四套节目在韩国落地，韩国普通家庭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可是至今为止，一拖再拖，KBS始终不能在中国落地。他举着些例子说明其实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于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我问这些有意见的韩国人：那你们怎么不向中国政府抗议呢？一个官员嘿嘿一笑：美国都拿中国政府没办法，我们还能怎么样。
　
对于中国方面对于韩国文化侵略的议论，看得出韩国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紧张，但他们的说法，话里有话让笔者颇有些尴尬。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文化&CONTENT振兴院院长徐炳文说：韩国的文化产品现在销售到柬埔寨，老挝，包括阿拉伯国家，反响都不错，连那这些小国家都没有担心韩国文化侵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国家怎么反而担心被侵略呢？

韩国经验之二 国家大力支持文化产业？

中国总结韩国文化产业的崛起总会提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再199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因此笔者在交流中特别想了解在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了解到的情况也非常出人意料。

我们采访了音乐剧《明成皇后》的制作人尹浩镇先生，《明成皇后》借被日本人刺杀的闵妃的遭遇讲述了朝鲜半岛在群雄环伺的格局下最悲惨的那段历史，可以说是韩国这些年来最著名的舞台剧，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据说很多韩国人看此剧都会感动落泪。此剧按理说非常符合主旋律，是对青少年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是尹浩镇先生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完全是民间公司的自发行为，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持。”笔者追问“难道这些年来真的一点支持都没有么？”他想了想说：“在把我们的资料翻译成外文好用于交流的时候，政府倒是给了些资助”但他强调“不过微乎其微。”

国内有媒体报导韩国对于优秀文化作品创作者给予重奖政策，言下之意韩国优秀作品叠出是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据这些报导“韩国政府新设‘出口奖’对每年的出口产品和单位评选出10个奖项，像电视剧、电影、音乐、漫画、动画、卡通形象、移动网络等产品一旦获“出口优秀奖”，就有奖金500万韩元”，还有“‘国务总理奖’（大奖）为最高奖项，奖金1000万韩元，‘文化观光部长官奖’（优秀奖）奖金500万韩元，‘特别奖’奖金300万韩元。”这些数字咋一看挺吓人，笔者到了韩国才注意到韩元的价值，在小店吃一碗普通的拉面都要一万韩元，一斤牛肉要六万韩元。这些奖励相对于国内对“五个一工程”的支持就实在太小儿科了。

更让笔者一开始不好理解的是韩国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政府支持就直皱眉头，好像是多么不光彩的事情，金性洙导演说：“我们最怕政府支持我们，我们总对政府说，求求你们别支持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韩国导演已经有了条件反射，一听说政府要支持就头大。” 他解释在政府大力支持电影创作的军政府年代，业界同行经常被莫明奇妙的有关部门叫去谈话，甚至被捕。那时军政府在七十年代就大力倡导发展韩国本土电影事业，有符合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的重点影片，国家就大量资助，拍出片子，强制性在所有影院放映，再组织机关人员和中小学学生集体观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自称“韩战后的一代”，他回忆“那时的片子，都是歌颂军人的，我们的军队代表正义，敌人都是坏人，我们的军人个个本领超群，枪也打不死，杀死大量的敌人，非常血腥。我们小学生都张着嘴鼓掌，后来长大了才逐步认识到，那时政府想通过的电影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片面的，那个年代整个国家人民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简单。”

为此不少的前辈电影工作者都对那时的审查制度习惯了，甚至主动去迎合军政府的口味，不过这些导演到了九十年代，基本都在影视界消失了，那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恐怕也是一种耻辱。笔者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提问非常不礼貌，如果对一个韩国导演说“你是不是受到政府很大支持？”就好像说他是政府的狗腿子一样，他会非常不舒服。

韩国式的政府支持

在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下属机构笔者看到，韩国政府部门规模相对中国非常精简，韩国文化观光部，从分管范围来说相当于中国文化部加上国家旅游局在加上体育总局，但只有一栋远看像是小型百货商场的办公楼。不像国内政府机关一样几乎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在韩国政府公务员大多数是在像企业一样的办公场所工作，颇大的场地里，一人一张桌子，只有半人高的隔断，大家看上去都是忙忙碌碌的样子，笔者在晚上八点钟看到大半人还没有下班吃饭，都在很自觉的加班，据说韩国人都是这样早习惯了。

但笔者还是不由疑问，既然文化产业届的人都口口声声不需要政府的支持，那这些公务员整天忙忙碌碌都在干什么呢？

和文化观光部的多位官员交流后总结出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以下几条：

第一，支持培养产业人才，政府拨款设立基金会，通过奖助学金的形式，资助优秀的青年，在文化产业成长起来，笔者在韩国著名的国立艺术综合学校就遇到了三位中国同学，他们是受韩国政府的资助来韩国学习，电视编导，动画制作等专业。他们感慨在国内学校里设施很好但是舍不得给学生用，韩国艺术学校给了学生很多实践机会。

第二，保护知识产权，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保障知识产权，就会自然使优秀的创作者受到鼓励，所以政府在国民中大力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积极和民间组织合作打击盗版。

第三，搭建交流平台，鼓励中小制作公司和国际市场接轨。韩国政府官员强调政府不能直接给具体企业以支持，这样会违背公平，也滋长腐败。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外积极组织会展活动，交流活动，邀请没有实力自己主办活动的中小企业参加，给中小企业提供舞台。

第四，推进相关立法，这一点常常引起中国人的误解，韩国政府部门自己无权制定管理条例，而是及时反映产业情况和要求和国会沟通，争取国会通过法规体系的完善。比如韩国产业发展院院长万种植先生就介绍：事实上和中国国内的理解不同，多年以来韩国政界对于游戏产业的主流意见是限制其发展，主要是出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考虑。但因为韩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不可能管得太死，韩国游戏产业还是发展起来了。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客观地看待这个产业，而不能一棒子打死，设立开发院可以把游戏产业的声音反映出来，在政策制定上尽量能够达到社会效益和产业效益的双赢。比如目前游戏的分级制度过于琐碎，比如规定设么游戏是13岁以上可以玩的，什么是15岁以上可以玩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提案是能否把规定订得更鲜明一点，统一以18岁为界，定义少儿不宜的游戏和未成年人可以玩的游戏，他补充“当然目前国会还没有通过”。

总的来说韩国文化产业届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将韩国文化产业某方面的崛起归纳为政府“大力扶持，全局规划”的结果，相反都介绍这些产业的发展和政府部门关系不大，首先有了这些产业自己的发展，才产生了相配合的政府部门。

意气风发韩国人

在韩国提到电影产业的振兴史，都不约而同的会提到99年面市的《生死谍变》这部影片，它在整个韩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都是里程碑性的，被视作韩国电影崛起的标志，不仅在于它在票房上打破了好莱坞不可超越的神话，更重要的第一次在韩国现代历史上突破了文艺作品的题材禁区。与之相对应的背景是98年民主斗士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全面推行民主化，同年从军政府年代就设立的电影剪阅制度取消。

韩国媒介分级委员会的主席李敬顺女士介绍，今天韩国的电影没有任何题材的限制，什么片子都可以拍，只要由15名由社会各界贤达和家长代表组成的分级委员会界定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不宜观看就可以了，这个委员会由文化院提名，总统任命，成员不领取工资报酬，完全独立。在此之前，韩国军政府采取的是事先审查制度，无论是出版一本书还是拍一部电影，从选题开始就要经过政府的审查，只有政府认可的剧本才能开拍，否则就是非法，创作者会被封杀。这一制度遭到了特别是一批经过民主运动洗礼的年轻人前仆后继的反抗。金性洙就说：“那时候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用各种机会来表达抗议，凭什么电影就要根据你们的口味和兴趣来拍？决定韩国人民该看什么样的电影，你们的水平难道就比韩国人民要高？”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委员长安贞淑女士认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人生活在政府的监督中，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循规蹈矩，听话就是美德，一点创新都不敢有，这个国家所以也根本不会有创造力。”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认为：“军政府嘴上说要繁荣文化产业，但骨子里希望人民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才好，所以不会给文化工作者思考和表现的自由。”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韩国影视作品包括小说不是歌颂军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题材。

对于这段历史韩国人记忆犹新，它的终结韩国人不认为这是某些领导人开明的恩赐，而是韩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在韩国的考察期间，笔者对于韩国人的“急性子”，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也许是爱吃狗肉和高丽参原因，精力也分外旺盛,一天能安排七八项内容，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晚上十点连轴转，这对于考察团里一些中国人来说简直成了折磨，但他们却觉得习以为常。这种急性子也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上，在中国的语境下，好像每个韩国人都可以用“偏激”来形容，韩国从国会议员到各行各界的领袖，都有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甚至政府官员在交流中都会主动告诉你：“我当年是记者，在光州事件之后被政府勒令从报社开除。” 另一个就说：“光州事变中我被政府称作是暴徒，我还做过牢那。”那口气好像一个比一个光荣。

笔者在首尔其间不断看到市民上街游行的消息，而且动辄就有冲击政府之类的激烈的行动，一次在酒吧聊天，笔者开玩笑：“你们韩国人好像总是不满足，推翻了军政府，对新政府也不满意，选出新总统，没过两天，还是不满意。”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金良来先生很认真地告诉笔者，他认为：“这种永不满足的态度，就是使我们韩国人成为韩国人的最重要特征。”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带来了韩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就像纽约时报的评论，韩国“在几年中完成了通常需要几十年的社会演变过程”（Social changes that took decades elsewhere were compressed into a few years）。所以我们不用惊讶韩国的文化工作者有这样旺盛的创造力，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日新又日新”，他们提到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或香港，一个片子拍得好，就会拍续集或者重拍，但韩国人不会这样，从99年以来韩国只有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影片拍了续集。

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司司长柳炳赫先生的话也许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韩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看法，首先政府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文化产业，所以我们不认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这些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们相信推翻军政府，实现民主化之后，韩国人民思想更加开放，对社会参与意识增加，荣誉感和创造力也被调动了起来，这是韩国文化崛起的根本动力。”据说已经有很多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韩国来“学习如何繁荣文化产业的经验”，但不知道真正的韩国经验我们能学到多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