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4日讯】最近两年，一则名为“权金城”的巨幅广告频频出现于北京街头。虽然只是一家韩国料理的店名，但是却是今日现实的绝妙隐喻：权力和金钱交媾的城市。它如此张扬地现身，毫无顾忌地高调，渐渐化身为一则隐喻和背景的同时，富豪自杀的集体性行为遂凸显出来，迅速成为媒体和大众眼中的娱乐性奇观。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丛中教授表示：他们的服务对象定位在白领阶层，尤其是当年“大哥大”5万元一部的时候，手持“大哥大”站在马路中间“喂喂”的那些人；十年前最早发家的那些人中不少人的心理健康令人担忧。该中心每50分钟1200元的高额收费，保证了丛中教授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毫无疑问，第一部5万元“大哥大”的消费，直接得益于总设计师奠定的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思想资源和“各尽其力，各取所需”的新型社会制度遭到了无情的修正。在“苏修”沦为可笑的历史名词之后，“中修”却韬光养晦。本质被掩盖了，名不正言也顺。

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南巡之后，经济战车开始加速度前进。经济修正主义的财富观是：财富属于国家，是GDP上的某一个点。这一财富观同时又是专制国家的坚硬逻辑，从未有过更改。作为例证，私产入宪之后，富豪们反而开始了集体自杀。

经过一重修正的专制权力，天然地要求财富的归附，或者起码要把财富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无法控制的财富”是专制权力永恒的梦魇。因此，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被授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代不代表，委不委托是虚的，财富的可控性才是要害所在。

对富豪们来说，所谓“原罪”的指控并不成立，因为从原始资本积累的历史来看，它的本性恰恰就是血腥，就是钻空子，就是投机倒把。只要不关涉政治，这反而是专制权力所乐见的——精力放在挣钱上，总能放在别的什么地方放心吧。这同时也是“腐败有理论”的内在逻辑。在专制语境中，财富也天然地规避政治，它惟一关心的，仅仅只是利润，利润，以及利润之后的“藏富”。“藏富”是专制国家的传统心理，同时也是财富远离政治的雄辩证明。

可是，既然“藏”就不可控。这一死结即成为专制权力和财富的两难。专制权力的对策就是把财富纳入自己的视野；而财富在专制权力的高压之下别无选择，只好就范于各种荣誉称号的光环之下，惴惴度日。财富暴露于专制权力的视野之内，就潜在地隐含着被剥夺的危险——第一部5万元“大哥大”的拥有者们，年龄都在40—60岁上下，对专制权力的表演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私产充公，一夜之间就能让富豪变成“符号”，变成“地富反坏右”的可耻印记。出尔反尔，中国历史特有的循环论，是他们恐惧的根源所在。哈威尔不是早就说过吗？“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有效。”（《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

被不为人知的内在的恐惧所驱赶的富豪们，“心理健康令人担忧”就毫不足奇了。自杀就是这种不为人知的内在的恐惧的外在表现。极端地说，也惟有一死才能从荣誉称号的光环下挣脱出来，才能使财富脱离专制权力的视野，从而才能有效地保全财富。千古艰难惟一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富豪们自杀之前的内心挣扎，有谁知晓？

由富豪自杀得出“财富不能让人得自由，惟有真理能让人得自由；财富不能让人得幸福，惟有真理能让人得幸福”（余杰）的结论，只是一种终极叙事，在专制语境下，它不仅漠视了现实，而且其内在逻辑是和专制权力一脉相通的，只不过对“真理”的界定相异罢了。
(1/24/200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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