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1日讯】2005年5月8日，美国布什总统在拉脱维亚发表讲话，对二战结束前夕美国的决策作出了沈痛反省，这是二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对六十年前美国决策的反省。布什总统表示：“雅尔达协定”继承了“慕尼黑协定”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苏德友好条约）的非正义传统，是用大国强权协定来牺牲小国的自由。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达协定》导致欧洲的战后分裂承担部分责任。布什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为追求假稳定而姑息暴政、强权和牺牲自由。我们已经上了一课，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牺牲。我们长远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他人的自由。”
布什的反省代表了美国式基督教政治的伟大谦卑：并不因美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自视为一贯正确，而是把美国的二战决策放在更宏观背景之下，即放在自由与奴役的世纪之战的大视角中来检讨美国所犯的绥靖错误。
与此同时，在如何评价1945年5月9日这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问题上，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波兰、保加利亚等国产生巨大分歧。普京的二战观和前苏联领导人如出一辙，他认为：在抗击法西斯的的过程中，俄国付出了比任何欧洲国家更惨烈的代价，也作出了更伟大的“解放者”贡献。正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最终把欧洲人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不但解放了整个东欧，而且解放了中国东北。
然而，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却有另一番解读：1945年5月9日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奴役代替另一种奴役，这些被苏联“解放”的国家却从此陷入了共产暴政之下。他们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不应该用胜利日来掩饰史达林政权的侵略行动，而应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同时反省前苏联的罪错，向曾经被前苏联吞并和奴役的国家道歉。
其实，对史达林领导的卫国战争的反省，不仅是被强行纳入前苏联帝国的那些国家，更是俄罗斯人民本身。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国内，早就开始了这种反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所着的《二战秘密档案》一书（中文译本于2005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张凤和夏梁豫合译，王铭玉审译），就是此类反省中的重量级著作。
作者通过查阅大量解密档案得出结论说：史达林及其继任者一直在隐瞒和歪曲二战真相，包括苏德的幕后交易和军力对比，美英援助和死伤人数，编造战争英雄和迫害说出真相的人。
一、史达林曾想先发制人地打击德国
作者介绍说，在苏德战争开始之前1941年6月，部署在苏德边境的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德国：军队数量，苏军是德军的1.6倍；军事装备的对比：坦克，苏联是德国4倍，其中有一半坦克的质量与德国最先进的坦克相当；大炮，苏联6万门，德国4.3万门；战机，苏联1.9万架，其中起码有将近4千架战斗机的性能与当时德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M－109不相上下，而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战机只有1830架，其中先进战机M－109只有500架，其他的战机则大都落伍，包括征用芬兰的300架和罗马尼亚的400架老式战机。
史达林的野心丝毫不次于希特勒，他之所以调集重兵于苏德边境，决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希特勒随时可能东进，否则的话，他绝不会在德国不宣而战时显得手足无措，而是因为他另有趁火打劫的盘算。他觉得希特勒在西线与法英开战将为苏联提供机会。谁都知道，两线作战乃兵家之大忌，何况法国、英国绝非东欧弱国，而是实力不俗的大国。按照史达林的原来估计，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线速胜，更大的可能陷于西线泥潭而无力自拔。所以，史达林一面与希特勒签订合谋瓜分波兰的友好条约，一面积极备战、囤重兵于苏德边境，为的是，一旦希特勒陷入西线泥潭，苏联就可以借机大举出兵，将希特勒的东欧变成史达林的东欧，然后再寻找机会占领西欧。
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国并开始进攻英国后，史达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会在没有打败英国之前就挥师东进。为此，1941年3月，苏联最高统率部制定了“西线扩张战略计划”，明确决定“6月12日开始进攻”德国，但由于准备不够，只得推迟；5月15日，通过了7月开始进攻的计划——红军主力在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方向发动进攻，切断德国与巴尔干半岛的联系，之后扑向波罗的海沿岸，包围驻扎在波兰的德军。在主攻方向上，苏联准备投入绝对优势的兵力，用152个师对抗德国的100个师。甚至，史达林在6月4日还决定组建红军波兰师，以备占领华沙后供阅兵之用。
然而，史达林万万没有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德英战争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他在1941年6月22日突然发动侵苏战争。所以，在苏德战争开始时，毫无心理准备的史达林才显得手足无措，足足隐居了一周后才在苏联媒体发表讲话，进行全国战争动员。为此，苏军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感叹到：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该多好呀！那样就比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提前了整整十天。
二、苏联抹煞西方盟国的“租借法案”的巨大作用
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在苏联历史文献对二战的记述中，都是全力贬低美英等盟国为苏联提供援助的巨大作用，甚至在关于二战时期苏联经济状况的专著里，比如，H.A.沃兹涅先斯基所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只谈到西方的全部援助仅占苏联生产的4％，而且对美国的“租借法案”只字不提，完全无视美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这一史实，反而把二战期间的美国贬为靠榨取人民血汗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
历史事实是，“租借法案”先让英国和中国受益，苏德战争爆发后，最大的首援国便是苏联。1940年12月3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明确向国会呼吁：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将成为我们人民曾经期待的那种国家——民主的军火库”。
1，提供大量战争的血液——汽油。苏联战时经济的最薄弱环节是航空汽油，其次是汽车用油，特别缺乏高品质坦克用油。1941年战争开始前夕，苏联自己生产的高品质航空油只能满足其需求的4％，从1941年8月－1945年9月，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航空油是苏联自己生产的四倍。
2，在公路运输方面汽车，美国提供给苏联的汽车409，500辆，是苏联战时总产量的1.5倍；提供的摩托车是苏联总产量的1.2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汽车的吨位大、性能优，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国还提供给苏联的汽车外胎共5，606，000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车的轮胎。英国也提供了103，500顿橡胶。
3，在铁路运输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帮助了苏联战时的铁路运输能力。盟国提供了相当于62万多顿的铁轨，占苏联铁轨总产量的56.5％，即苏联战时铁路上的一半铁轨是由美国提供的。同时，美英两国提供的蒸气机车是苏联总产量的2.4倍、电气机车是11倍，车厢是10.2倍。
4，有色金属。美国为苏联提供的有色金属为：优质铜387，600顿，占苏联总产量的82％，优质铝256，400顿；英国提供35，400顿，加拿大提供36，300顿，三国相加共328，100顿，是苏联全部铝产量的1.25倍。这些优质铝，被苏联用于航空业和生产坦克发动机。
5，坦克与自动火炮。美国提供坦克7057辆和高射炮7944门，英国和加拿大5480辆，总计占苏联总产量的24％。
6，战时通讯。美英提供了电话线95万多英里，海底电缆2100英里，无线电台5899台，雷达348部。
7，飞机。美国提供15，481架，英国3384架，总计18，865架，其中战斗机17，000架，占苏联总产量的30％。
8，先进的机床和工业设备。美国提供给苏联生产枪炮的特种机床和工业设备：金属切削机床38，100台，价值6.07亿美元。尽管苏联自己生产的工业设备超过美国提供的2.5倍，但美国提供的全是苏联无法生产的性能优异且造价昂贵的设备。
8，食品。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糖672，400美顿（相当于苏联的610，000顿），占苏联总产量的41.8％；肉罐头732，595美顿（相当于苏联的664。600顿），占苏联生产的肉罐头总量的17％；西方盟国提供的各类罐头占苏联总产量的108％。
在苏联国内，美英盟国对苏援助的重要作用，直到1985年才可以公开谈论。例如，朱可夫当年的内部谈话曾被长期隐瞒，到八十年代后期才被公开。朱可夫在谈到租借法案时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这方面英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麽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另外，1963年苏联安全部门监听并录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谈话：“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质，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P180）
西方盟国提供了对卫国战争的胜负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物资。甚至可以说，没有“租借法案”的帮助，卫国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索科洛夫所说：“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不可能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P178）
三、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不拿人当人的胜利
索科洛夫指出，在整个卫国战争过程中，由于史达林的决策失误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苏联付出的生命代价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包括远远超过希特勒让德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如果换成其他领导人，卫国战争的胜利可能不需要苏联人付出那麽大的生命代价。
书中列出整个二战期间苏德的死亡总数为：苏联4344.8万人，德国595万人，前者是后者的9倍。其中苏德战争期间两国的人员损失数位对比如下：苏联死亡人数为2640万人，被俘人数为630万人，而德国死亡人数260万人，被俘人数95万，前者分别是后者10倍和2.4倍。
另外，苏联在1939年11月31日到1940年3月13日入侵芬兰期间，短短三个半月内，苏军死亡人数就高达15万多人，伤员33万人，还有大约6千人被芬兰俘虏。而芬兰军队的死亡人数只有2万3千5百人，被俘1千人。
作者引用了德国军官和苏军指挥官的回忆都一致证实：苏军的损失之所以大大超过德国，就在于苏联主要是靠人海战术，而人海战术就是逼人送死。史达林发布的命令中最常见的一句话是：“不惜一切代价！”当时苏军中将C.A.加里甯曾任某方面军司令，战后他被判处25年徒刑，就因为他在日记中提到：最高统率“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索科洛夫也说：在史达林时期的苏联，“把人当做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她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P30）。
所以作者认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只能是“虽胜犹败”，至多是“惨胜”。
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大国中，美、英两国、甚至德国都在全力寻找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直到今天，美国人仍在顽强地寻找二战阵亡将士的遗骸。这些国家的死伤统计都精确到个位数。但在史达林时期的苏联，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的寻找工作大多是敷衍了事，死伤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同时，在共产极权帝国内的所有国家，凡是在战争中当过俘虏的人（包括中国军队在韩战中的战俘），回国后的命运大都极为悲惨。
另据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的《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2002年版，主要根据是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还有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一书所披露的资料证实，苏军占领下的德国，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德国妇女被红军强奸，其中许多妇女被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强暴而自杀。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苏军在中国东北也犯下了抢劫和强奸的累累罪行，以至于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索科洛夫在谈到苏联的胜利时指出：“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需要。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P34）
四、现在的俄罗斯也应该道歉
索科洛夫反省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卫国战争的胜利变成了共产极权体制得以覆盖东方并延续四十年的主要理由。这胜利，为史达林的极权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义支援，也使美、英两大国放弃自由理想而屈从于功利主义政治，在二战后规划世界政治版图时对苏联作出了巨大让步。凡是划入自由版图的国家，特别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美国的帮助下，汲取了法西斯极权的惨痛教训，在战后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并在战后重建中获得新生。而凡是划归极权版图的国家，尽管有赫鲁雪夫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但其低效的计划经济和反人性的极权政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革。所以，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前苏联为首的极权东方各国，无不付出了甚至超过二战时期的生命、财产和尊严的代价。
索科洛夫指出：与苏联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苏联利用战争胜利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和对东欧的奴役，这个胜利更是巨大负数。他说：“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再痛苦也不能回避：
“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要有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道歉。相反，却极力阻扰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见《二战秘密档案》P11）
我以为，这样的另类反思，是从“成王败寇”的战争思维向“人权至上”的普世思维的转变，所反省的历史内容及其教训，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导致了二战的世界性悲剧，而且是二战的胜利如何导致前苏联共产极权帝国的扩张。事实上，在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苏联帝国所犯下的罪行为人类带来的苦难，决不次于二战悲剧。所以，这样的反省具有极为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唯有对普世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才能避免任何类型的极权主义悲剧——无论是法西斯极权还是共产极权。
极权制度下的任何所谓胜利——战争、天灾和人祸——胜利都属于独裁者，而留给人民的只有代价和惩罚。所以，索科洛夫沈痛地指出：“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2006年1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民主中国》(//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