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9日讯】大学或者说高等学校总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中国历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 “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1949年无情地改变了一切，昔日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未能撼动的这一传统的链条被冷酷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砸断了，高校从此不再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成为“普天之下， 莫非党土”中的一个个行政单位，“官本位”全面取代了“学本位”，在行政官员领导的后面，还有更集中、更不可一世的党领导，校长如果不是兼任“党委书记”在高校也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充其量只是个媳妇罢了，头上还有一个党委的婆婆。这样的格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无论中间有多少起伏、跌宕、曲折，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

今天当世人发现“官本位”意识正在侵蚀高校，导致学术精神沦丧，各类腐败丛生，回首前尘，我们毕竟还有过一个“学本位”的时代，那是连日本人的刺刀也削不掉的光华。

2005年岁末，《新华每日电讯》刊出的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触及了当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来，或者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来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全面攻势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骛，究其原因无非也想分一杯羹。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值得谴责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法则的高校体制和整个社会体制。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

另有一位教师更是概括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遥想60年前，1946年1月29日，西南联大，那还是“学本位”占了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请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当年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早已形成惯例。

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乃是皇权社会的余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从“官本位”回到“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无疑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虽然今天听起来还是那么遥远，那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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