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7日讯】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4. 中译本：博大出版社（美国），2005年6月出版。本文系作者应邀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
一、 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
只是强弱易势，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国的官员们见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谓即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换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洋人们的地位正好倒了一个过，凡洋人们见了中国官员得打躬作揖，中国官员们得考较考较洋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以决定给他们设置的“市场准入门槛”之高低。这“态度”一词含义丰富，具有物质利益等实际内容。“态度”好，市场准入门槛低，商人们则财源滚滚；态度不好，那就卷铺盖走人。在中国的外商们没有人敢与中国游戏规则对着干，因为那等于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
因了这一地位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风情，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书。该书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难受。比如我辈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毕竟和平民主国家，那种必须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去的外国人，酒宴、美女、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奇谲变幻之商战新技、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安全部特工人员，所有这一切，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个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国人，在中国只要有足够的聪明与妥协精神，掌握了“登龙术”之一种（书中介绍三大类，每类别里当然有百变千幻之各种技巧），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时机一到，定能蚕蛹化蝶，成就一番事业。而且只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愿意，抱得无数中国美人归临时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腐败
外商去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赚钱，但一个被翻来复去讨论的问题却是：外资在中国到底赚不赚钱？
该书作者给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与中外媒体的结论不一致，但与笔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麽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该书作者认为，“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搭档、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位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说穿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折戟沈沙的外资企业用谎报业绩的方法来蒙骗美国总部。作者告诉读者：“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像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而“公司形像”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潜力的重要因素，为此，许多大公司的中国代表都对总部说谎，声称自己赢利。书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所在的公关公司与各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一起，在母公司的总裁与财务总监之类来检查工作业绩时，如何运用各种技巧愚弄上司，以华而不实却又头头是道的解说包装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本土大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说谎者？这实在是“淮桔成枳”，环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声称，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炼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
作者总结说：“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罗拉、思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是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要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5─10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麽，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像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杆”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2005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2005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麽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读到这里，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3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笈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在西洋留学多年，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90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龙安志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20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25美分－35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象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位、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外国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个人而言，我们的防波堤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国人嘲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份子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
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钜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溃败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如此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