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自由――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之魂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6日讯】
民族的历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史；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文化创生的过程。民族文化凋残了，民族历史就随之消失；文化的过程湮灭了，人就沦落为意义之外的存在。
中国文化曾经的神韵早已在现实中香销玉陨。更令铁石之心亦会为之悲怆欲裂之处在于，对中国文化的恋情正如漫天黄叶，从现代中国人渴望物欲的心灵间飘散。而中国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败主义者则试图把中国文化变作枯死的太阳，放入铁铸的棺橔，埋葬在荒凉的历史地平线下。
国土沦丧了，还可以夺回；主权破碎了，还可以重建。如果民族文化被冷酷无情地埋葬，中华民族将魂飞魄散；中华民族作为辉煌的文化现象，将被历史遗忘，而且那遗忘间甚至没有悲叹，只有轻蔑。
值此中国文化命运凶险难测之际，值此中华民族文化危机日益深重之时，我，一个中国文化之子，一个自由的心灵，向苍天和大地呼唤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自由的名义。
理解自由，是理解生命的前提，是理解文化命运的前提。
理解自由，是最高贵的精神祈祷，是探讨与人性有关的重大课题前必须举行的神圣的思想仪式。
人是生命的悲剧，自由则赐予生命悲剧以意义。
自由属于绝对价值的范畴。无限不配象征自由，因为，它与有限相对应而存在；永恒也没有资格隐喻自由，因为，它与瞬间相对应而存在。唯有超越永恒与无限者，才能达到绝对的范畴，才可能成为自由。
思想起自于心灵；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超越永恒和无限，为生命创造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思想由于超越永恒和无限成为通往自由的天桥，而思想着的生命才是自由的可能。
但是，人，这心灵的奇迹，这自由的可能，却被命运囚禁于有限的生命形式之内，成为相对的存在。超越永恒者，“瞬间”之后便湮灭于虚无；超越无限者，同时，又是“有限”所奴役的死囚――这正构成了生命悲剧的终极原因。
人因心灵而获得追求意义的能力，并在追求意义中升华为精神的存在。自由便是供奉在人性之巅的意义之王，自由便是意义的极致。泯灭了对自由的热恋，人的心就同冰冷的顽石毫无二致；丧失了理解自由的能力，人就堕落为意义之外的存在。正是自由的召唤，使人告别卑微的物性。
人生而不自由――物性世界中的重重宿命，以及物性宿命的社会形态，都是束缚心灵的枷锁。任何宿命都试图用奴性之鞭驯化生命，如果生命意味着奴性，而历史意味着奴隶的悲歌，人这个概念便是一个失败。
只有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生命才敢于蔑视物性的戒律，挣脱宿命的铁链，创造属于自由人的命运。生命由此成为超越奴性的独立的精神，成为超越宿命的思想的存在――人因自由而高贵。
追求在豪华的物欲中腐烂，还是追求道德的理想――这是生命悲剧中的永恒之问。
沉溺于有限物性的生命必然把个体物性存在视为绝对真理。由此，生命由于物性化而绝对私欲化。生命一旦绝对私欲，道德之花便在心灵间凋残。丧失道德的心灵，是腐臭阴暗的丛林，只有私欲的蛇群在其中寻觅物欲的腐尸。
理解无限与永恒之上的自由，才能厌倦有限的物性；热恋与高贵的精神意境同在的自由，物欲诱惑的魅力才会枯萎。走出物欲俗艳的阴影，生命才会获得欣赏道德之美的灵性。通向自由的路与通向美德的路原本是同一条。人因自由而成为道德的存在。
真理是思想的永恒主题，自由则是思想起点与归宿的重迭。在生命意义的哲学范畴内，不以自由为图腾的思想同真理无关；思想的天性在于自由。所以，只有不受宿命的铁律限制的思想过程中，真理才会如夏夜满天的繁星，灿烂升起。思想受到压抑的时刻，真理的群星黯淡；思想被囚禁的时刻，真理同自由一起悲泣；思想被残杀的时刻，真理便已经死去。
人依赖自由的思想，才能与真理同在；人只有站在真理之巅，才能亲吻自由。
撕裂有限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桎梏，超越无限与永恒，成为自由人――这是人心底里最深沉而炽烈的愿望。然而，有限物性的生命存在形式一旦破裂，心灵便飘散为虚无；人类只能以精神的过程――文化意境，作为理解和实现自由的最终方式。
一切与人的美化和强化一致的文化运动，都必然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因为，唯有自由才能使人弃绝奴性，唯有自由才能使人高贵，唯有自由才能使生命与美德同在，唯有自由才是真理的创造者，唯有自由才能使心灵如永不停息的浩荡春风，在命运的旷野上，播撒超越宿命的希望。
心灵崇尚自由，现象世界中的种种宿命却又总要束缚思想。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成为自由的心灵同自然和社会的宿命惨烈搏战的广阔原野。自由在文化领域内的凯旋，总预言着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自由在文化领域的失败，也必然导致黑暗的社会历史过程。
中国正处于自由心灵的圣火被扑灭的黑暗之中；中国文化的命运正如终身苦役犯的足迹，在绝望的黑暗中踏出通向死亡之路。
中国文化是如何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之魂？
远古大荒时的一日，太阳正沐浴于东海峻峭的波涛间。一道金色命运的雷电骤然撕裂亘古之寂静，从九天之上飞降而下，击中了太阳炽烈的心。那一击熔金流霞，那一击震撼天地。太阳不禁向雷电栖息的高处仰视，而太阳之魂早已乘万里长风，涌过大平原，掠过大林莽，飞越壁立千仞之群峰，最后达于九天之巅。在崇高的极致之处，巍巍昆仑冰峰呈现出圣洁的姿容。
在太阳热恋的注视中，昆仑冰峰流光溢彩，如金色圣火；昆仑冰峰那朝阳都必须仰视的至美间，涌出两道泪水的波涛，冲决崇山峻岭，直奔东海。这泪水的波涛左为大河，右为长江。
于是，在大河长江之间，昆仑至东海之际，由太阳和圣洁冰峰的万古一恋，孕育出属于金色种族的东方文化。
任何文化都以神话作为其最初的神韵。中华文化最初的神韵间，便显示出创造伟大历史命运的文化才会具有的自由人性的魅力。从女娲补天，到精卫填海；从夸父追日到猛志刑天，无不在向人类讲述关于自由的真理――自由就是对宿命的抗争和超越。而《诗经》则处处流溢出自由人性诗化后的千姿百态之美。
天王式微，诸侯崛起――正是春秋战国。统一的天王之权被众多诸侯王之权撕裂，而专制政治的巨大裂隙，恰好给自由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海阔天空之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丰饶的思想如炽烈的熔岩喷薄而出，形成一座座精神的奇峰峻岭。仅仅是生存于专制裂隙间的思想自由，就可以创造出庆典式的精神凯旋。可见中华文化具有何等辉煌的生命活力。
专制是兽群本能的管理原则在人间的延伸。兽群只要共性，不要个性；只要物性生存，不要精神意境。专制只适用于精神之下的群体的生存。
专制，这种兽群的管理原则在人间衍生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专制只直接作用于行为；第二种类型，专制逻辑不仅要束缚行为，而且直接摧残精神，并把思想当作奴隶。第二类型的专制，或者体现为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或者体现为世俗的绝对精神统治。
宋朝之前，除秦朝和汉武帝时期等特殊情况下曾实施绝对精神统治之外，专制逻辑一般还没有达到绝对束缚思想的程度。尽管专制总会在精神领域投下不自由的阴影，但是只要心灵还没有被专制绝对控制，相对的思想自由便可以创造出属于伟大文化的历史。
历史命运的过程总是高下相倾，峰谷相接。由远古的太阳用热恋在昆仑冰峰上点燃的文化圣火，于胸怀博大的盛唐迎来达到苍穹之巅的荣耀。长安物华天宝，成为世界文化的圣地。西方白骨映日的万里大漠戈壁，东方大海的狂潮怒涛，南方长蛇怪兽出没有的大林莽，都不能阻止文化朝圣者的意志。一时之间，中华文化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美冠万邦――仅此足以风流千古。
中国文化衰败的命运起自于宋明之际。
“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终于受到了最彻底的符合专制政治要求的洗礼，但那是污水的洗礼，它不能使儒学净化。从此之后，专制政治与儒学便结成了铁铸的政治同盟。儒学以崛起于最原始的血缘伦理中的道德说教，为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专制政治则用铁与血的方式为儒学铸造思想之圣的王冠。
“儒学与专制政治的最初结合，构筑起将令中国命运黯然失色的思想地狱。在这个思想地狱中，只承认一次思想的日出，而且是千年之前的日出，儒学之后，不再允许有思想的朝霞，以浴血屠刀的名义不允许；在这个思想地狱中，源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由思想的原则被囚禁，成为终身苦役犯，而一批又一批试图继续自由思想者受到严酷摧残，他们枯萎了，他们凋零了，随着他们死去的是一个民族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创造性思维的热恋。
“任何展开伟大历史命运的时代，都要以真理作为先导，都要以精神的创造力作为基石。同时，只有自由思想的过程中，真理的星辰才会升起，精神创造力的锋刃才会灿烂如银。儒学高踞于思想之圣和终极真理的王座上，运用专制的铁手，埋葬了自由思想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精神的激情，它实际上也就埋葬了、窒息了中国获得伟大历史命运垂爱的可能。”
儒学的盛典，实际上是专制政治对文化的谋杀。它意味着，专制对人性的压抑和桎梏，由行为的领域，进入精神的领域；儒学从此将以精神暴君的名义，在心灵的范畴内追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可能。任何学说，即便是真理，一旦获得终极真理的皇冠，获得裁判思想的权威，它便立即沦落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
民族现实命运的失败，总能在其文化中找到失败的预言。中国近代史上承受的失败，首先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因为，文化创造民族人格，而民族人格是民族历史命运的雕刻者。伟大的人格雕刻辉煌的历史，堕落人格雕刻失败的命运。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摧毁了再创光荣命运的自信与意志。人被迫交出思想权利时，文化就开始死亡；人放弃了创造性思维的意志时，死去的文化就丧失了复兴的可能。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大悲哀正在于，近现代的中国文人整体上丧失了以创造性思维开拓民族命运之路的自信与意志，而作思想乞丐，向外部世界乞讨真理却蔚然成风――近现代中国文人愧对具有伟大文化创造力的祖先。
对于创造过东方文化绝代之美的中国文化，作真理的乞讨者乃是不能接受的侮辱，即便真能乞讨到真理，中国文化之魂也早随漫天秋风飘散。就在丧魂失魄的文化失败主义大背景下，经过重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作用，历史把最具屈辱性的结果抛给了被文人整体出卖的中国――一个死去百年的德国文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竟然在屠刀的护卫下，登上了绝对真理的王座；文化辉煌五千年的中国，竟然要如卑贱的奴隶，在这个德国理论前三呼万岁。
文化失败主义用思想的乞讨，最终为中国乞讨到马克思主义。由此，精神的绝对统治又一次同专制政治结成铁血同盟。不过，此次的铁血同盟与宋朝儒学被奉为国学之事，至少有如下几项可悲的不同。
其一，宋朝时，是起自中国文化的一项显学被赋予精神专制的权威，尽管精神专制阻却了文化随自由人性发展的可能，但专制权杖上毕竟雕刻着中国文化过去的神韵。现代中国精神专制的暴君却是来自德国文化的理论。现代中国实质上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中国人都是精神的亡国奴，而中国文化的祖国随之沦丧；中国文化变成了没有故乡的孤魂野鬼。
其二，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以确认，现代中国的精神专制达到了极致。其屠戮自由人性的凶残暴虐，其压抑思想自由的冷酷无情，其摧残文化精神的血腥铁腕，决非迄宋至清历朝可比。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暴君在他占领的殖民地上总会表现出极端的兽性。
其三，儒学被奉为国学之前，经过了千年历史的锤炼。一代又一代儒学思想大师用谦逊的智慧，将儒学培养成蕴涵高贵文化精神的价值体系。儒学被加冕为国学，意味着其走上了精神暴君的命运之路。但是无论如何，儒学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摧残思想，扼杀自由人性之时，其所蕴涵的高贵文化精神，却又总能在民族的心灵间，隐隐留下几分对文化之美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却是中国的思想乞丐们从西方乞讨来的最违背人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仇恨和政治暴力的理论咏叹调，它允诺人们可以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任意发泄政治兽性；马克思主义是拜物教，它把人，把精神最终归结为物质，把人类社会命运置于不可更改的物性规律的阴影之下，人因此成为物性宿命的卑微的奴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通过绝对的精神统治，把人性变成兽性，把精神贬低为物欲，把自由的生命变成服从宿命和强权的奴仆，把人的心灵变成文化的荒漠。
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精神统治，正在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从世界上消失。因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民族人格，已经远离了高贵的文化精神；因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灵，早已开始在卑俗的物欲和下贱的奴性中腐烂。
精神专制的铁手仍然紧扼思想的咽喉，中国文化因无法自由的思想而濒临死亡。但是，中国茫茫的人海间竟少有人为文化的命运焦虑或悲怆。难道中国人物化的心彻底丧失了向往文化的能力？难道在中国文化死去之前，中国人的心已经首先死去了？
除了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冷漠之外，更有人断言，中国文化作为大河文化的残迹，无法逃脱必定消亡的宿命；亦有人宣称，唯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拯救因中国文化的衰亡而迷失的现代中国人的心。所有作出这种断言和宣称的人中，最专断和最亢奋的，定然是原来属于中国的文人。中国文化失败主义思潮如决堤的长江洪水，肆意汪洋；贬低轻贱中国文化，也似露臀沟的低腰裤一样，成为某些中国文人间流行的思想时尚。
断言中国文化必定消亡的理论中，现代版的地理决定论是为经典。关于此种理论，我早有评论，现录如左：
“民族失败意识说，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华文明近代衰落的必然原因。
“如果说地理环境在文明发生的初期对人类命运发生过巨大的制约作用，那么，随着人类科学与智慧的发展，地理环境越来越失去它的天然限制作用，而成为人类自主创造的舞台。而且欧亚大陆东部的这片土地，乃是秀丽与奔放并存，博大与优美同在，辽阔与丰饶一致的壮丽山河。这是命运赐给中华民族的多么宝贵的财富。它给中华民族为人类历史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谁有权力要让如此壮丽的山河为人的堕落负责！那些以生在中国的自然环境中而感到悲哀的人们，实在是辜负了这片土地。
“为人的失败负责的只能是人本身。把近代的失败和现代的落后无可奈何地归罪于地理劣势，归罪于大陆文明乃是民族失败意识最丑陋的思想结论之一，是比历史的堕落更加触目惊心的现代堕落。
“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比因计算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种已经绝迹，六种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现代工业文明。于是，有的中国文人就据此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即使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地都衰落了。
“这是多么冷漠的理性，冷漠得只有冬日阴云的寒意，而没有鲜血的气息，没有生命的尊严感。我们是应当按照这种阴冷的理性承认中华文明之星必将宿命地陨落，还是应当在雄浑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之路！”
试图用基督文明取代中国文化，把“神州”变为“上帝之洲”的思想冲动，是中国文化失败主义思潮种崛起的另一个浪峰。在对此种思想冲动作出评论之前，且让我们回顾基督教的命运。
古罗马帝国统治华丽而沉重的阴影下，人民的苦难像野草一样生长。初生的基督教则引导苦难者走上心灵救赎之路。罗马贵族视基督教徒为异教徒；基督教徒的血泪浸透了那一页罗马史。不过，悲怆的历史却也是一首人性的史诗，史诗告诉世界，暴虐的强权无法摧毁心灵中的信念。
最初的悲惨过去之后，基督教成为国教，并进而与世俗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或许全能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基督教，这个悲悯天下，为苦难者提供精神慰籍的救赎者，只由于获得精神专制的权威，就会变成暴君。正是这个暴君用基督教的思想专制，造成了中世纪千年黑暗。那是无数在火刑柱上燃烧的异教徒的身体也难以照亮的黑暗。而地中海文化曾经的辉煌，也在这囚禁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黑暗中，黯然湮灭。
此点，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命运表现出可悲的相似――都在文化发展的某个巅峰时期，突然坠入绝对精神专制的思想地狱中。不同之处只在于，中国的绝对精神专制以“国学”的名义实施，欧洲的思想地狱是以“国教”的名义囚禁自由人性。
然而，欧洲比中国幸运。由于宗教与世俗权力结成的婚姻是不完满的，自由思想的努力终于在教权和王权的冲突中找到生存的时－空，并最终发展成一场思想大自由运动――文艺复兴。
思想一旦如奴隶大起义般推倒精神专制的王座，成为自由人，就会为人类精神开拓出生机盎然、花海千里的文化原野。符合人性的自由文化乃是社会人性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高度人性化的社会必然会释放出生命的巨大潜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欧洲的近代史，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自由人性，以及与自由人性同在的文化精神，共同创造伟大历史命运的进程。基督教在这一进程中被迫放弃了绝对的精神统治权，又主动通过宗教改革，与自由人性妥协，回到了宗教信仰应当占据的位置――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所有关于生命哲学的真理，都只应当以精神的魅力召唤人，诱惑人，而无权以国家强制力迫使人接受。
同欧洲相比，中国是不幸的。在欧洲以“文艺复兴”的名义获得文化自由，并因自由的文化而狂飙突进式地全面发展时，中国社会却继续在精神绝对专制造成的民族思想贫乏的暗夜中蹒跚而行。儒学与专制权力结成的婚姻，远比基督教同专制权力的婚姻完满，而这种完满的婚姻几乎窒息了思想对自由的全部恋情。
更令干裂的顽石都会为之垂泪的是，辛亥革命摧碎了儒学与专制的婚誓之后，命运给予中国的并不是文化的自由，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而凶残的精神专制。这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实施的精神专制之下，中国文化之根正在被掘断，从人的心里掘断。中国命运的全部悲剧根本上在于，也只在于，中国人丧失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便不会有高贵的文化精神，不会有光荣的历史命运。
沉重的讨论至此应当可以得出结论。
欧洲文化近现代盛装舞步式的胜利行进，与中国文化近现代的黯然衰落，与文化本身的内涵并不直接相关，而是由文化的历史命运所决定。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即使是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的时期，无论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会因思想的丰饶，创造出与人性一致的精神价值；绝对思想专制时期，无论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会成为墓穴中的黑暗之梦。只不过，欧洲文化已经获得自由，中国文化仍然在渴望自由。
以基督教文化近现代的成功为根据，就断言其优于并应当取代中国文化的理论；以中国文化近现代的衰败为根据，就断言“海洋文明”一定优于，并应当取代中国文化――这都是由于对文化命运缺乏烈焰焚心的痛苦般真切的理解所产生的谬误。
中国文化因丧失思想自由而衰败，也将因争取并获得思想自由而复兴。
声称基督教文化必将完全覆盖中国人的心灵，同试图埋葬中国文化没有两样；欲将“神州”变成“上帝之洲”，乃是古宗教战争号角的现代回声。
虽然中国文化复兴无法，也不会拒绝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一切符合人性的文化模式，但是，任何欲用一种外来文化模式统一中国人精神的努力，都会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清除的障碍。因为，多样性是思想自由的前提；没有多样性的国度，不会有自由的文化精神，消灭多样性，则是消灭思想自由的预兆。
似乎还有必要重申一个常识：基督教文化没有资格概括欧洲文化――基督教出现之前，欧洲已经为自己奠定了万世不朽的文化基石；虽然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是属于基督教文化的，不过，近现代的欧洲文化却获得了远远超越基督文化的精神内涵，基督教只是欧洲的一种宗教文化。
对于一个民族，人世间的大悲苦，莫过于亡国。祖国沦亡，民族就丧失了情感的家园，就丧失了文化的故乡，就丧失了自由人的尊严。亡国之人，如深秋的枯叶，只能随萧瑟的寒风，四处漂泊。
犹太人曾因亡国而经历千年悲苦，故被人视为最苦难的民族。
遥想当年，罗马大军攻陷耶路撒冷，刀光映日之间，百万生灵涂炭；烈焰冲天之际，犹太圣殿被焚。犹太人的家国从此沦丧。但是，犹太圣殿在火焰中消失了，一道洒满天使同情犹太人命运之泪的石壁，却矗立在犹太圣殿的废墟间，宛似不死的灵魂。或许正是这道烈焰也无法焚毁的石壁，在比时间都漫长的苦难里，向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召唤对故国的思恋，召唤复国的意志。
复国之后，犹太人都要到古老的石壁前，放声痛哭。他们要用永不停息的哭声――像不倒的石墙一样坚硬的哭声，来记住亡国时的悲苦与屈辱。石壁由此被称为哭墙。这同岩石砌在一起的痛哭，正是属于犹太的坚强。
中国人正经历犹太民族曾经的亡国之痛，而且是在更悲怆的意义上经历。自从共产党用铁与血把马克思主义拥上中国精神暴君的皇座之日起，中国就已经从心灵的意义上灭亡，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人也丧失了自己文化的祖国，沦为精神的亡国奴。
犹太亡国千古，仍能再建祖国，重铸自由人的尊严，全因犹太文化精神不灭。中国虽亡国不到百年，但却是在最深刻意义上的灭亡――中国文化精神灭亡了。
文化是心灵的家园。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中，除去重重物欲灼热的贪婪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动的存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肮脏得没有能够容纳高贵精神价值的空间。众多中国文人甚至不愿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毁灭在自己心灵上筑一道哭墙，却以向中国文化精神的尸体轻蔑地吐一口唾液为荣。
国土沦丧了，还可复国――只要民族文化精神不死；民族文化精神毁灭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魂飞魄散，万劫不复！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精神复国运动。但是，精神复国运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复古，都不是向过去的回归。在此，我们必须用锐利的思想之剑，划出同新儒学复古主义之间的界限。
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是回归之路，而是创造之路。任何以过去精神价值的名义，要求成为未来时代精神的绝对立法者的努力，都是死亡试图控制生命。纵览新儒学的文本，可以发现新儒学思想了无新意：怀古之情如崇山峻岭，创新之志似荒漠死地。欲用属于过去的儒学，拯救现代中国人堕落的灵魂，无异于想以枯骨干尸，从活人的心中召唤出爱恋。
确有伟大的精神可以超越时间，成为不朽的价值。不过，这类不朽的精神价值不会要求新时代的人们在怀恋中为之沉迷，而只满足于为创造性思想提供宏大的历史背景。当过去的精神之王声称他要再度驾驭人的心灵时，他能从命运得到的只有轻蔑。因为，他的要求违背历史的逻辑。
儒学与基督教曾有相似的命运。基督教因专制权力奉之为国教而成为精神暴君，儒学则由于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而成为精神地狱之王。但是，暴君与王者却选择了不同的未来。
从自由人性间涌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越过心灵的界限，演进成现实中的历史大潮之后，中世纪神权体制内随之爆发了一场精神的奴隶大起义，即新教运动。新教运动实质上是宗教神权放弃精神专制，回归自由人性的大变革。这次大变革乃是欧洲宗教的历史性的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意味着对历史局限性的超越，对过去的超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灵魂更新的基督教取得了创造与自由人性一致的精神价值的权利；超越过去，灵魂更新的基督教便拥有未来。
同基督教相比，儒学的命运令人悲叹。在历史大变革的重要时刻，由于过分依恋皇权，儒学没有能力进行诀别精神专制的自我革新。丧失自我超越的能力，也就丧失了超越时间的能力；没有能力超越时间者，只能被历史埋葬。儒学就是这样丧失了曾经属于他的历史，而丧失历史者，没有资格申张对未来的权利。
儒学的历史性失败归因于中国文人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没有承担起对于文化的责任。苦恋儒学者食古不化，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通过思想变革为儒学注入属于朝霞的理论素质；中国文化失败主义者则根本弃绝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一心只想做思想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儒学因此而死去。
民族历史命运的失败归根结蒂是民族文化的失败。作为精神专制者的儒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的失败负责。今日儒学界要作的，不是扮演现代中国民族灵魂拯救者的角色，而是必须为中国文化的凋残谢罪――通过忏悔和自省向历史讲述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那种试图把儒学再次奉为国学或国教的努力，是在重新构筑囚禁自由人性的思想地狱。
儒学的精神专制导致中国文化的近代失败，但是，儒学的狭隘范畴并不能概括博大的中国文化。儒学之前，中国文化已传承千载；儒学创生，也无非百家之一。儒学的文化正宗地位乃代表一姓一族的私家皇朝所赐；蕴涵中华自由人性的文化之魂，不在皇权之上，不在香烟缭绕的国学圣殿之内，而在历代文字狱的阴影之下，在流放诗人、学者的心灵之中，在自由写作者苦难命运之间。儒学的枯萎并不预言中国文化之魂必然湮灭；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则必将超越儒教，融世界万邦之显学，集古今文化之遗产，再创属于中国的高贵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失败之源，在于思想自由的丧失；中国文化复兴要起步于对自由的呼唤。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重铸自由之魂的精神创造过程。
人因思想而高贵，思想因自由而趋向真理。为了人的高贵，为了真理的利益，文化复兴运动要向专制强权索回属于思想的自由，哪怕必须用政治大变革之剑去索要。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中，定然会涌现出比春秋战国更辉煌丰饶的思想自由时代。
人是文化的目的；美化人格，使人因为美而值得存在，乃是文化的天职。自由的心灵是文化的万美之源，自由的心灵湮灭了，文化之美便黯然逝去。因此，文化复兴运动愿以自由精神唤醒现代中国人死于物欲和奴性的心灵。中国人的心灵再生于自由激情之日，便是中国文化再度灿烂之时。
自由是绝对价值，却又不是终极真理。作为绝对价值，自由是精神意境的极致。然而，自由本身又具有超越无限和永恒的能力，自由正是超越永恒与无限的、没有最终边界的意境性存在。
任何时代都有一项共同的最神圣的精神事业――热恋并理解自由。对自由冷漠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自由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热恋和理解中不断获得新的内涵，自由的魅力因此而永不凋残。
中国的苦难和屈辱之源，在于丧失了自由；由于丧失自由，中国承受了最惨烈的人性的悲剧。但是，最深刻的人性痛苦中，正蕴涵着对自由的最炽烈的爱和最锐利的理解：炽烈是产生于对精神束缚的坚如铁石的仇恨；锐利是因为理解自由的过程沐浴在美丽高贵生命的血海之中。
将苦难中国对自由的热恋和理解升华为精神价值――这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职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正是把炽烈的爱恋献给自由的过程，正是对自由再作百年理解的过程。
人的历史本质上是心灵史，自由则是心灵地平线上的朝霞。自由召唤心灵，而心灵对自由的向往又演化为社会历史的狂飙突进――这是伟大历史命运的逻辑。因此，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涌现的对自由的热爱和理解，将如浩荡的万里长风，将中国命运的风帆，推向新精神时代的大海。神州大地也将再次成为人类文化的圣地――因对自由爱恋和理解而神圣。
自由是伟大心灵的创造。没有创造性思维的地方，就没有自由。近代史以来，中国文人的罪责之首，就在于丧失了创造性思维的意志。他们或者从历史的墓地中去寻找与枯骨同在的真理，或者伸出屈辱的手，向外部世界乞讨真理。他们唯独不敢立于民族危机之巅，用创造高贵精神价值的激情，点燃心灵之火，熔铸出属于中国命运的真理。
自由，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之魂。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起点是对自由的热恋和理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回归虚无之处，则将有一个新的自由的种族，在人类精神的沃土间，播种朝阳，而这个自由种族期待收获人类文化史上的另一次辉煌。
中国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大危机。在此艰难的时刻呼唤中国文化复兴的人们，都必定有英雄的情怀。英雄的命运就是苦难。然而，唯有高贵的苦难，才与不朽的荣耀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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