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及附近国家：从君主制到民主

从伊朗和伊拉克沿着波斯湾西岸南下，是六个君主制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把伊朗带入绵延整个波斯湾东岸的民主阵营，将为自由和稳定开创一个着力点，并增进能量使这个地区的民主有所突破。在伊拉克的民主突破，则可进一步强化民主阵营的策略运用。波斯湾西岸的六个君主制王国，也已波涛汹涌。

地处战略要塞的科威特已步入“部分自由”国家之林。按照定义而言，科威特还不算是完全民主的国家。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为例，在五十个席位中伊斯兰主义者占二十席的科威特议会，仍以微小的差距否决了赋与妇女同等的政治权。但是我们别忘了，美国及法国的妇女是在一九二○年及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才分别获得选举权。令人振奋的是：科威特容许“伊斯兰主义者”参与民主政治运作后，长期延后的人权核心问题得以公开处理，而极端主义和封建主义也能互相妥协。无疑地，妇女在科威特将会有选举权，而且是经由说服和建立共识所达成，而非经由暴力才实现的。（编注：科威特国会已于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以三十五对二十三票通过修改选举法，赋予妇女投票与参选的权利。并由总理任命首位女性部长）二○○二年，巴林（Bahrain）也和科威特一样，进入“部分自由”国家之林。一九九九年三月，五十一岁的哈麦德酋长（Sheikh Hamad bin Isa al-Khalifa）在其铁腕统治四十年的父亲过世并由他继位后，即着手改革。哈麦德酋长放宽了新闻审查，取消了非常时期的统治，允许流亡者回国，对无国籍者授予公民身份。在二○○一年二月的妇女也能参加的公民投票中，巴林人通过了宪政改革，包括建立一个直接投票选举的国会。在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妇女第一次参加投票和竞选国会席位。然而，巴林政府对新国会的立法权范围尚未确定，而反对派的什叶派（Shiite）也杯葛了那次的选举，认为那只是一场表演秀。二○○二年二月，哈麦德酋长恢复了自己的王号，并宣布巴林为“君主立宪”的国家。

在卡达（Qatar），塔尼酋长（Sheikh Hamad bin Khalifaal-Thani）已经开始逐步推行和缓的政治改革，并在二○○二年宣布他的承诺，要把国家变成一个民主政体，以符合全面参加“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标准。卡达在一九九九年成为第一个实行普选权和直接选举的波斯湾国家。在一个地方咨询委员会的选举中，有数位妇女参加竞选，但都未成功胜选。目前还在筹画建立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在当局不再公开管制媒体的情况下，阿加泽拉（al-Jazeera）半岛卫星电视热烈地报导人权及其他有争议的话题，使其附近邻国政府大为恼火，尽管该电视台恶毒的反美偏见对民主国家在那个地区的利益是个不小的威胁。

顺着波斯湾西岸继续南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United Arab Emirates，UAE）是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但是已经开始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有了政治变革的基础。虽然阿布达比（编注：Abu Dhabi，UAE的首都）的那哈扬酋长（Sheikh Zaid ibn Sultan an-Nahyan）和其他共同统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六个酋长尚未像科威特的酋长那样允许政党和其他的民主机构的存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从贫穷弱小的数个沙漠酋长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且富有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二○○二年的联合国发展计划报告中，以其生活品质、实际收入、预期寿命及教育标准评估，被列为世界前矛之国。“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列为“阿拉伯世界中网际网路最普及的国家”，它拥有大约十四万三千个网路用户。妇女被平等对待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喀布斯（Sultan Qabus ibn Said al-Said）把阿曼（Oman）从一片贫穷的沙漠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公用设施、医疗系统及学校，堪与西方世界媲美。与此同时，阿曼面临一个王位继承的难题，因为喀布斯是波斯湾诸国领袖中唯一没有子女的，他也还没有推荐出继承人。国王只给了国民很少的政治权利，只实施了他在一九九六年所颁布阿曼真正的第一个宪法中的几条。他允许妇女投票给纯粹顾问性质的“马利撒尔．束拉”（Majlis al-Shura）委员会，他在立法和公共政策问题上会向“马利撒尔．束拉”咨询。有数位妇女在一九九七和二○○○年的选举中当选。

沙乌地阿拉伯大概是最具压迫性的现存君主制国家，其兄传弟的王位继承方式注定了这个国家由一系列年老多病的王室成员来治理，他们试图避开社会压迫和经济凋零的问题。做为一个背逆潮流的神权支柱，绍德王室（House of Saud）仍然以“清静派回教徒”（Wahabist Islam）著称，投入巨额传播这一教派的教义。尽管有此一宗教维系，沙乌地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日渐强盛的国内回教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包括提供参与九一一事件中大部分的恐怖分子。

在寻找如何把民主引入沙乌地的途径时，王朝的素质既带来问题，也可能带来解决方案。无论如何，（统治者）要于危机四伏的不稳定的王权、回教极端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寻求稳定。有迹象显示，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据说瓦利王子（Prince Wali bin Talal）与王室中其他人讨论过如何才能减少国内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取消言论限制，甚至提到了把国家导向有限民主的可能性。要求给予沙乌地人民更多自由的压力正在增加，若非西方老是讨好那里的独裁者，这种进步当会大为加速。

在波斯湾的东南西三方向，还有其他五个君王统治国家。新上任的年轻国王统治约旦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都被“自由之家”归类为“部分自由”的国家，也就是说，性质上比起世界上其他君主制统治的国家更自由一些。国王阿布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于一九九九年其父（译注：胡笙国王）死后掌权，一直把约旦的经济当做他的首要问题；他继承的王国有高达百分之二、三十的失业率，蔓延的贫穷与公认腐败而缺乏效率的官僚体系。他必须设法维护那不稳定的国内平衡，力争回教分子和阿拉伯国家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又要努力限制这两种力量的影响。总体来说，约旦在容忍异见方面比其他波斯湾国家进步；比如说，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被合法承认的信仰，而且也在持续的要求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做了一些改革。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ad VI）也是在一九九九年掌权，一开始就面对高失业率、贫困和文盲的挑战。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正在利用这些获得穷人的支援。他父亲实行的渐进而有限的迈向民主制度和市场化经济，虽然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央集权以及腐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君主制的合法性。截至目前，默罕默德六世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上的记录好坏参半。默罕默德六世国王在二○○○年做出承诺，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君主立宪制，但是仍然还未能排上明确的改革时程。

亚洲有世界上两个控制最严的君主制国家：汶莱与不丹。汶莱苏丹哈逊纳（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自从登基以来就一直实行紧急处分令。腐败和权力滥用招来越来越多的公众追究与不满。不丹的汪曲克国王（Jigme Singye Wangchuk）继续在这个喜马拉雅小国维持着严密的控制，关押追求民主的异议人士，不允许不丹人民成立政党、民间组织和工商联合会。在非洲南部的史瓦济兰，恩史瓦帝三世国王（King Mswati III）受到来自于工商联合会要求民主改革的压力，这些联合会从强大的南非工商联合会得到支援，因此恩史瓦帝三世通过颁布法令来统治。

针对所有这些君主制国家，包括那些相对来讲可以容忍的（例如约旦），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帮助他们过渡到君主立宪制。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意见，就是召开一个首脑会议并最终成立一个君主制国家联合会——“走向民主君主制国家联合会”（Monarchs for Democracy）——世界上残留的君主制王朝，借此可以交换经验，并探讨走向君主立宪制之路。在“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主持下，经由对话应当能从过去充满动态变革的数十年里得到很多经验，因为很多君主制王国已经走过了这一转变。在不少地区，这一动态变革仍在发展中，例如在阿富汗，前国王扎希尔（Mohammad Zahir Shah）现在寄身于合法选举出的新人物之中，在倡导全面民主化。在保加利亚，原来的国王沙克斯柯堡（Simeon Saxe-Coburg-Gotha）在二○○一年六月在完全公平自由的大选中成为总理，他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选举出任国家公职的前君主。泰国国王最近几年也曾数次出面干预，以保护泰国的民主。一九九九年泰国军方压制并向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开枪，蒲美蓬国王（King Bhumibol）把军队首领与最著名的改革倡导者同时传来，持平地训斥一番，给和平重返民主之路一个开端（注34）。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寮国人失去他们的国王，为了满足对王族的渴望，寮国人通过能在寮国收看到的三家泰国电视台来观看泰国的蒲美蓬国王。曾经把寮国最后一个国王赶走的共产主义者，现在正向寮国一个早先的君主表示效忠。美国大使哈特维克（Douglas Hartwick）观察说，“他们在国王和领导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注35）。《华盛顿邮报》报导说，在柬埔寨，瓦契哈公主（Norodom Vacheahra）因批评总理（及独裁者）洪森脱颖而出，成为王族中最为直言者。”（注36）

在欧洲的君主立宪政体中，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Juan Carlos）在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初期阶段以及面临阻止整合过程中的挑战，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班牙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它抛弃了强权统治以后，经济和社会飞速增长，在惊人的短时期里就缩短了与其他欧洲国家间的巨大差距。西班牙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北非和中东关系密切。卡洛斯国王与许多中东的君主保持友好关系，有可能带头组织他们共同思考成为现代政体的关系问题。

摩洛哥与约旦的两位年轻国王，可以是这样一个初期对话的理想候选人。如前文所说，这两个国家已经被“自由之家”评等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而且这两位国王明显在思考变革之路。酋长制的科威特、卡达和巴林，也是理想的初期对话伙伴。巴林的君主已经自称是立宪君主，尽管他还有一段路要走。卡达已表示对“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极大兴趣，包括愿意做有关民主的讨论会议的东道主。

阿曼王国和沙乌地阿拉伯代表着更大的挑战。但即使在这几个国家里，也有一些王族成员似乎可与之对话。亚洲的立宪制君主，包括日本的皇储及其做过外交官的夫人，应当可以与汶莱和不丹的君主对话。泰国国王大概能主持这个讨论。史瓦济兰只能参加更大范围的对话了，因为在它那个地区没有明显的区域对话者。

君主立宪制的立论是很难阻挡的。在全球多元化的文化和环境下，这些君主经由参与合作走向立宪制，从而保全了他们的财产、特权以及他们家族继续做王族的权利。他们的选择乃是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如法国、俄国皇室般在暴力中灭亡，或者像日本、泰国、尼泊尔、英国、北欧、西班牙等等许多皇室一样成为得以继续存在的立宪制中的一个角色。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和结局，有些在今日甚至是无法想像的。有些中东问题专家认为，波斯湾地区的众酋长和约旦与摩洛哥的国王可以像保加利亚的沙克斯柯堡国王那样赢取公平自由的竞选而执政。从总体上衡量，这并不是个好方式。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国家领导人既能当选也能败选，而立宪制的君主则希望并且也能够永远占据王位。当然，这过程必须谨慎进行。那些拒绝尊重包括容忍异己在内的民主规则的回教徒政治团体，将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直到其改变自己为止。在这一方面，土耳其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知道，回教徒可以成为好的民主人士：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回教徒生活在民主国家，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如果在回教徒极端主义党派和温和党派之间投票，绝大多数回教徒会投给温和派。只有成功地在中东地区争取到更多的回教温和派教徒，才有可能成功过渡到君主立宪制。而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努力要想成功，这些君主王朝就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愿景，同时有实质的进展来实现这种愿景才行。

即使是没有君主王朝经验的民主国家，也有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为举行这样的对话，美国和其他国家得找西班牙政府和卡洛斯国王以及其他立宪制的君主，说服他们来做带头人；第二，我们可能不得不对中东和其他王朝施加有力的影响，让他们认真对待这个对话的努力；第三，在所有需要具体工作的领域——从起草宪法到法治再到公民教育——我们都有一些世界级专家和组织。当然了，专门人员的来源是很多的，其中包括住在民主国家的回教徒。(//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