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3日讯】学渊评：下文说是湖南报人何频的专稿，却似一位沪上人士的作文，如上海方言“恶行恶状”，三湘人士是不会讲用的。又如“有时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使问题容易解决，反而使社会可以和谐，可以进步”，绝不可能是久居海外的在野人的思想。读完以后，恰应以作者的“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来评价作者，即“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者，“弱智也”。

不要使“驱张”运动成长

【多维新闻网】中国正处于高速变革（？？）和发展的时代，社会冲突异常剧烈。胡锦涛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也是警示各级掌权者，希望尽力以柔性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之相配的是温家宝的“问责制”，即对没能处理好社会问题、突发事故的官员予以惩罚。可以说，“和谐社会”论和“问责制”是“胡温新政”的核心价值所在。

然而，今天中国官僚体制积重难返，各部门、各地方固守一方利益，政令扭曲变形，事故频仍，冲突此起彼伏，令胡温寝食难安（温家宝自已公开承认：“一天到晚都是提心吊胆”）。而在各省之中，最不稳定的居然是广东，甚至被评为首恶之区，显得特别不寻常。

二十多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和示范区，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社会较稳定的省份。直到张德江调来广东，广东丑闻接二连三，恶名传遍国内外：

2002年12月，正是张德江主政下的广东当局严密封锁消息，率先披露SARS(非典)疫情的《南方都市报》被压制，错失了防范时机，使SARS扩散到了香港和众多国家地区，成为一场上千人死伤的浩劫。2003年3月20日，刚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的收容站。《南方都市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引发对广东的全国性议论、批评，最后由温家宝下令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

但在某些人看来，《南方都市报》对SARS和孙志刚事件的报导，使主政者“蒙羞丢丑”。就在2003年，在张德江的授意下，广东当局以莫须有罪名拘捕了《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和总经理喻华峰。尽管多位法学家指出这是冤案，广东元老任仲夷亦劝告张德江摆手，但喻华峰仍被重判，程益中的工作权利也被剥夺，成为近十年来中国新闻界最恶劣的事件。

2005年7月，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800多名村民联名动议罢免涉嫌贪污的村主任，当局出动了近千名特警，阻拦和殴打前往太石村的记者和律师，拘捕了48名村民和多位帮助村民的维权人士。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2005年12月6日，汕尾东洲村民不满土地被征用建电厂之后赔偿不足，当局调动了至少500名武警，居然射杀民众，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震憾的暴力事件。当局后来证实最少有3人被杀害，8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但据亚洲周刊报导，被枪杀的村民最少有14人，50人受伤。

上述这些事件，都成为香港、国际媒体上的“重大事件”，亦为中国民众所热议。虽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恶性事故和冲突的地方很少，但都不及广东之多、影响之深远，使广东乃至于中国的形象都严重受损。现在，广东的社会矛盾呈现前所未有的尖锐，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改革开放的模范成了恶行恶状典型。

而这些事件恶性化，有些显然是由张德江直接指令主导的，有些是他默认的。身为广东省最高负责人，无论张德江对这些事件是否负有直接责任，都必须承担相关的政治责任。

“问责制”出台之后，已有一批大小官员承担了政治责任，大者如SARS事件导致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撤职，这次松花江污染事件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吉林副市长王伟自尽。（家宝同志欠了一条人命，学渊评）

张德江为何能独善其身？

有人说是因为他还有一顶比省委书记更大的头衔(政治局委员)。其实不然，陈希同不也曾是政治局委员吗？有人说是因为张德江是江泽民的歌友。其实不然，张文康不也曾是江泽民的健康顾问？（不明白什么意思，学渊评）

有人说是中央怕广东人坐大。其实不然，中央可以再给广东调派新的省委书记。何况，今日之地方大员，或为地方争一些利益，或扭曲一些中央政策，却无力挑战中央称雄地方。这是中国军事、政治体制的常识。（不明白什么意思，学渊评）

张德江的问题，只是一个“问责制”的落实问题。现在最好的方式，是张德江能主动引咎辞职，这是作为政治人物的基本道义和担当，也可以使广东以及北京的政治生态受到最小的冲击；中策是，中央将张德江调职或降职，这是胡温打造责任政府的最好时机；最应当避免的，是广东朝野正暗中酝酿的“驱张”运动成长，如果“驱张”运动浮出台面，不断上书中央或广为传播，胡温处理便会陷入“两难”。

有人说，换了张德江还有江德张，体制不解决，“问责”何用？是的，改革开放以来，最流行的做法是将中国问题的一切症结都归罪于体制。这当然不能说是个错误的结论，但体制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实际政治运行的平台，是决定政策和人事的程式。体制应当与社会环境相适应。衡量体制选择好坏的标准就是其政治成果；而从政治系统角度看，政治产出就是好的政策和人事；所谓好的标准就是稳定、效率和公正的结合，就是民众的满意度。

不顾实际环境和政治后果而在理念平面上空谈体制选择，很容易使改革脱离现实，使政治生活变得紧张，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因缺乏支持和增加阻力而更难以驱动。政治生活还因此缺乏张力和相互理解、宽容，运作中往往一下子便彼此将对方逼到死角。所以，评价政治选择好坏真正可操作的标准不是空洞的理念，而应当是人事与政策。

好的案例比条例往往更能说明问题。有时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使问题容易解决，反而使社会可以和谐，可以进步。对此，有益的政治选择（包括体制改革）也因此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和得到支持。

尤其从施政和执政的角度看，汰劣留良的人事选择更迫切。古人云，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古人的治人指将将，治法是严明法纪，赏罚分明。因此，处理张德江或者张德江如何自我处理，如果不直接上升到体制，不上升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高度，而是作为一个问责到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案例，可以治人治法并举，不仅潜在的冲突可以得到缓解，广东得以继续和谐；而且可以如此垂范于大员，示范于百姓，可使胡温在官员中确立权威、在百姓中赢得人心。（犹如说笑话，学渊评）(作者注：本文曾刊于多维博客，承蒙多位博客修正。可以说，本文是集体之作)（既然如此，“何频”也不必见“学渊评”的气了，学渊评）

来源：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