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3日讯】犹如瞿秋白临终留恋“中国的豆腐”，宾雁在病痛中抱怨美国这里吃不上地道的“烧饼油条”。九月份去看他，骨瘦如柴地躺在客厅沙发上跟林培瑞聊天，朱洪说他体重还有一百五十磅，曾是一个伟岸的汉子，病入膏肓的境地还馋得很，叫我依然可以想起每次下馆子，别人不动筷子的扣肉只有他吃得香……

病中的刘宾雁和老伴朱洪

他的直肠癌治疗失败了，听他和朱洪复述治疗过程，也不得要领，好象一开始的放射治疗效果很好，既减低了癌细胞指针，身体亦无甚难受，于是停下来使用口服药，癌细胞又上升，医生又让放射治疗，却换了一种药，情形便开始逆转，既不杀癌细胞，恶性反应也起来了……老两口艰难描述着莫名其妙的治疗时，傅莉踉跄地进来，宾雁指着她对我说：“现在我成了她，朱洪成了你。”老太太已经颤巍巍了，只一年未遇，她手指和嘴唇都在抖动，她说医生说她有“甲亢”，回来的路上我对傅莉说，只怕宾雁未走，朱洪先倒下……

有病患社会学这门研究吗？病患群体（patients）的错觉、幻想、神话、语言皆自成体系，跟常态社会已经脱节，他们被动地受制于医治者、宗教者（灵界）和超越领域（信仰、神）的操控，不再有自我，直到灵魂出窍；假如还有自我，那也是一个只提供病患体验以迎合各种神话的破损主体，此情形一如前现代社会之需要巫魅，因为尚无足够知识甚至科学可以解释周遭，便只能构筑神话以纾解疑惑和恐惧。现代医学因研究发现日益增进而成一繁复庞大的体系，非专业人员不能知晓其一二，大众社会亦成一个医盲社会，情形与前现代之缺医少药并无二致，甚至现代社会之通俗健康文化酿成民众皆一知半解于医学，更对巫魅推波助澜。苏珊．桑塔格曾划分“康乐的王国”和“病痛的王国”，如今我看已经不必，两厢都在错觉之中。车祸后我携傅莉浸泡其中，常常只是靠幻觉、希望活着，而无力返身。

犹如把他从中国胸膛里摘出来

终老异邦，宾雁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我想这大概跟出国的年龄有关，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才被放逐，会心心念念于回乡，后来他甚至不是为了治病，只想大江南北再走一遭，这是外界所知他的唯一遗愿。思乡自然更是一种幻觉，几千年的幻觉，孕育了绝世的乐府唐诗，不过宾雁的思乡并非“床前明月光”，他是政治思乡，耿耿于那厢的水深火热、朱门酒肉乃至狼烟四起，跟民主不民主倒不大相干。他始终关注的细节直到北京猪肉几钱一斤，而从不理会新泽西的汽油一加仑涨了多少。已经网路时代，多少年了，他还一直在剪贴中文报纸，难道他只相信铅印的新闻？我想那是他思乡的一种形式，也是他在异乡延续记者生涯的无奈之举。宾雁是一个最苦的中国放逐受刑人。

流亡，在近十几年的中文语境里远不是一个晦气的字眼，毋宁颇有些“放洋镀金”“生正逢时”的隐喻在里头，而对宾雁，无论欧陆古典、英美气象，仍不过是西洋镜，他却只惦念江东父老。与其说中国的百姓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更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其存活的艰难，以新潮“流亡”说解之，未免苍白。

据说“流亡”之建树有两造：一端丈量个体陷入孤绝深渊之体验和代价，另一端则离弃隔绝，别开生面，攀援于异域文化，乃至杂交（hybridized），这大概便是当下时髦的“全球化”吧？显而易见，两造均未呈现于中国大陆流亡社群之中，原因无它，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情愿（Involuntary）的流亡阶层，时代和命运的一个误会，那里面有几人是甘于流亡、自我放逐、蔑视回国的？大伙儿十几年还在中文里面纠缠，苦苦书写着“梦里河山”的中国毋宁是对“流亡”的一种拒绝。这也无妨，却为何又要标榜“流亡”，还不惜拉上宾雁这老爷子作大旗？八十年代国内那阵子，大陆尚在前现代，人民需要“良心”、“青天”，宾雁不想当也不行，可是在异邦又要当“不死的流亡者”，海外封他这顶桂冠的那次祝寿聚会我没去，不知道宾雁心里勉强不勉强，但从旁看去，他把这些大符号从东方负载到西方，真是辛苦。

他的人格与文字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刘宾雁在中国共产主义幻灭的时代，当了一次天字第一号的大记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在最新型的极权底下唤醒了古典的与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给了没顶深渊的中国人虚幻却无以替代的一个希望，他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他顽强地维系着、宣示着某些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时代无以磨灭的一个标志。

他自己也带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锐，也留给中国一点典型的“刘宾雁争议”，比如关于“忠诚”、关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让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国异议阵营嗤之以鼻，也不会再引起新一代中国人的任何兴趣，但我想宾雁的问题会一直顽强地留在中文语境里，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来讨论“忠诚”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都深表怀疑。刘宾雁身后的寂寞，将是长久的。

解读刘宾雁，估计将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在中国当代史被厘清之前，刘宾雁的文学含义也不会清晰起来，而他所代表的那种文体也只有被忽视的份儿，这种文体转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缘故。我想宾雁的意义更在当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价丈量了共产党的言论政策，他是当代中国言论自由的一块尺碑，言论尺度乃是中国全部政治的基准线。虽然，言论空间的拓展并非从无到有，但以极权政治的全能特征来看，自由与权威的博弈常常始之于说破真相，即哈威尔洞见的谎言成为权力运行的本身，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人生末端依然是强烈左派

这个刘宾雁的言说奇绩，永远地留在八十年代的清新空气里，并附带留下了那个时代里一种精英与普罗的互动方式，由此“中国的良心”桂冠第一次出现，而非刘宾雁莫属。今人说宾雁，又常常从中国古典座标上找到屈原那里，则是这种互动的另一个侧面，老百姓总是怜悯忠臣，而并非只有青天顾怜苍生。我则另有一个向度，觉得宾雁身上，叫人依稀可见某种俄罗斯精神，悲天悯人，侧隐之怀，永远地倾向弱者，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刘宾雁被放逐后的中国大陆，跌进所谓“后极权主义”，权力与资本媾和，原始积累血淋淋，跑马圈地不已，谎言弥漫并变得更彻底，“无权者的权力”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刘宾雁还有精神遗产在那里吗？新一代持不同政见者们，连宾雁的同代人李慎之，皆言必称哈威尔，颇类似五四当年之言必称希腊，而足见我们自己文化中抗拒权力之支援意识的稀薄可怜，又似乎宾雁未曾增添什么在其中，诚为悲凉，若论五十五万右派，更算上四九年以后的数千万条生命，这么昂贵的代价，是需要宾雁这样的象征性人物有一点精神付出的。为民请命、青天意识这一类古典，在消费犬儒的新世态里还能挣扎吗？宾雁这样的人格魅力或许已成明日黄花，枯萎在闻听过“右派”这个字眼的那几代人心里。

他走到人生的末端依然是一个强烈的左派。那天我想起身告辞，他按住我们：“再聊聊。”于是我们聊起国内一位著名异议分子来，宾雁满面愁容地说了一句“你说他怎么那么右？看美国什么都好，还替美国打伊拉克做宣传……”，我对宾雁说，中共搞民族主义，反西方霸权是意识形态，必然攻击美国的伊战，这跟西方知识份子反战的理由完全不同，而国内的异议分子，从反体制的角度也必然跟美国站在一起，尤其是他们必须反对萨达姆的独裁，你能苛责他们什么呢？

看来，宾雁跟前十年蛰伏佛蒙特山里的索尔仁尼琴很相似，厌恶美国资本主义，他们大概都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不知老索也是一个新马否？他无疑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那么宾雁也是大一统主义者吗？左派而又大一统著名的，台湾有一个陈映真，反之，中国流亡阵营里有一个曹长青，不遗余力推销美国极右的“牛康派”，却是支持台独而著名的，那么，左、右、统、独的洗牌规则在哪里？它们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到此，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

——《开放》2006年1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