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3日讯】遭受了6年的迫害，广东法轮功学员林倩2005年12月终于离开大陆，而她的丈夫饶卓元却不能陪在她的身边，他已于2002年8月被迫害致死，以下是她记述自己和丈夫受迫害的详细经历：
“我叫林倩，是广东大法弟子，曾在广东省口腔医院工作。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患胃溃疡连苹果都不能吃，一吃胃就痛。更痛苦的是还得了脑垂体微腺瘤，我跑遍了广州所有的大医院。医生说我这种病是现代病，查不出病因。医生开的显影药我一吃就呕；后来医生建议用伽玛刀治疗。当时我因经济困难没进行伽玛刀治疗。
我于1994年12月21日参加了师父在广州体育馆办的广州第五期学习班。师父一共讲了九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每节课我只要一进场就开始睡觉，状况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人脑袋有毛病，一进场就睡觉，那是师父让他睡的，以便在他们睡觉时给他调整身体。听完九节课，我只会了一句“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半年后我到医院复查，结果是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至今我没吃过一粒药。是法轮大法把我从绝望中拉回来，使我获得了新生。我患的胃溃疡和脑垂体微腺瘤都消失了，人也开朗了，工作、家庭各方面都顺心如意。
从1994年得法到1999年7月19日，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至今经过十一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法轮功是使人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经过了六年多的艰苦磨难，然而修炼法轮功的心却从未动摇过的原因。
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不仅再也无法正常修炼，而且我的人权遭到了严重侵犯。曾令多少人羡慕的一个美好家庭，因江泽民的一意孤行，导致我家破人亡。
1999年7月20日早晨，我和我的丈夫饶卓元一起到广州市政府、省政府上访，回单位后，单位领导多次给我施加压力，要我交法轮功书籍，不许在单位炼功学法。后来广东省卫生厅也来人向我施加压力。我丈夫在1999年9月7日到北京上访，14日回单位。16日晚上海珠区新港西路派出所（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142号5幢）姓林的恶警到我家骗我和我丈夫“到派出所说说话”。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下了车，我丈夫被强行绑架到位于海珠区沥窑的海珠区第一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那年我女儿才一岁多。
当我丈夫饶卓元被非法拘留在海珠区看守所时，一次我冒着大雨给他送衣服，他们却不让见。期满（十五天）我到看守所去接我先生，他们说炼法轮功的到期也不能放，吸毒、抢劫犯都可以放。我很失望的回家等消息。直到10月5日我丈夫被放回家后，我才知道十五天期满后我丈夫又被非法关押到位于海珠区新港西路152号的广东省轻工学院招待所数天。
2000年7月3日，我丈夫饶卓元在单位正常上班，竟被强行绑架到江村精神病院，被非人折磨达五十四天之久，受尽了欺凌、侮辱以及精神和身体的摧残。在这五十四天期间没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里，直到2000年8月25日饶卓元被放回来，我才知道他被关押在江村精神病院。在江村精神病院遭受迫害后，饶卓元由一位优秀的食品监督员被贬到供应室洗瓶子，工资被扣押，每月只发给700元生活费，后来又降到380元。
2001年9月4日，我丈夫突然又被所在单位广州市防疫站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广州市所谓的“法制学校”（广州市白云区槎头西洲北路56号）强迫洗脑。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探望爸爸，女儿在那哭着喊着要爸爸回家，但失去人性的警察还是不放人。我再次到广州市防疫站、广州市卫生局去要求他们还我丈夫的自由。由于家里经常被610的恶人干扰，使得我母亲精神病复发。在我的强烈要求下，2001年9月30日晚上饶卓元被放回家。饶卓元回家后，610又派人在我家必经的出口处守着。为避免再遭迫害，饶卓元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我家电话被监控，他连电话都不敢打。他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直到2001年10月26日，广州海珠区新港派出所的一位警察打电话叫我去看我丈夫，我才知道饶卓元又遭难了。
这次他被送进了广州海珠区第一看守所。在他绝食后他又被转到广州市花都第一劳教所。这期间饶卓元一直绝食抗议。他的体重由68公斤减到35公斤，整个人完全变了相，只剩下皮包骨头了。由于在劳教所医务室打点滴都打不进去了，2001年11月，饶卓元被送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的司法医院。他在那里待了两天。在司法医院的医生强迫家人写“保证书”后，我丈夫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我抱回了家，当时他已无法走动了。他回家后家人都认不出他来了。小女儿害怕的躲到大人的身后，好久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能够与往日的爸爸联系起来。
2002年1月19日，饶卓元在家养病期间，海珠区610丧心病狂，教唆我单位（广东省口腔医院）人保科科长黎绮和到我科室把我骗到六楼办公室。我上去后看到我医院院长章锦才、欧尧、薛国初都在那里。他们对我说没有办法保我了，这次得让恶警绑我走了。当时已有四个恶警分别在六楼的电梯口，楼梯口把守着。我想走脱，不想让恶警架走，但所有的通道都被恶人堵住了，要走就只能跳楼了。当押我到一楼停车场时，我想跑，又被恶警抱住了。当他们硬塞我上车时，我大声的揭露他们的邪恶。当时在停车场有几十个人围观，其中有一位是我的病人。这位病人到我科看病告诉了我科室的同事他们才知道我被绑架了。就这样我身穿着白大褂，头戴着白帽子，被强行绑架到位于广州市江燕路海富花园里的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关押了24小时。
这24小时内共有十几个恶警来审问我。他们叫我坐在专门审犯人的带有手镣的椅子上。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道德高尚的人，我不应该坐那椅子。晚上11点，一些穿着便服的人拿了一张照片来好象是在核实什么。我不动心。这使我联想到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去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十几个人抓住了，幷把我锁在防盗门里面，其中有一个恶人还把我的右脸抓破了。那个小区可能装有摄像镜头，把当时的情景摄下来了。这些人报了警，但在警车来抓我之前，我机智的走脱了。后来海珠区610的恶警温春兰告诉我说曾派人暗中到我科室去辨认过我。
在昌岗派出所关押24小时后，2002年1月20日，我被劫持到位于广州大道南1690—1694号“何贵荣夫人福利院”九楼的海珠区所谓“法制学校”强行洗脑。洗脑班强迫所有的大法学员看“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亲”等一些诽谤我们师父，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的录像电视，以及其它诬蔑、攻击法轮功的文字材料；还用“不转化”就得送劳教的话来威胁我，企图从精神、思想的各个方面来摧毁我，强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幷指派专人对我进行24小时的夹控监视，幷限制我不能走出房门半步。后来又把我换到“单人房”，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看见人。
我被劫持在洗脑班期间，一直都不让我丈夫来看我。我婆婆来看我，也被恶警李清华挡住不让见。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二哥、三哥千里迢迢来洗脑班看我；我母亲病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却又没人帮她；我女儿也很难见到妈妈；侄子、侄女怕我失去工作到我单位去要求放人；洗脑班还强迫我家人每天给他们一百元人民币。直到我丈夫于2002年6月14日再次被广州市610、天河区610、海珠区610和广州市第一劳教所的恶警闯到家里强行绑架到花都赤泥第一劳教所后的第三天，6月19日不法人员才把我从洗脑班放回家。
我丈夫再次遭绑架后，我和家人强烈要求去见他，却被海珠区610的余强，花都劳教所的黎教搪塞过去了。丈夫身体刚刚才恢复过来一点就又遭恶警绑架，一直见不到儿子的年老的婆婆心里实在放心不下，2002年6月28日，我婆婆亲自到赤泥劳教所要求见见饶卓元，但是，赤泥劳教所的恶警却欺骗我婆婆说饶卓元到其它地方交流去了。婆婆只能伤心的回到广州……
其实在6月26日饶卓元已被送到花都市人民医院（位于花都市新华路），我和家人却一直不知道在饶卓元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直到2002年7月1日下午，由海珠区610、海珠区洗脑班的负责人李瑞民、海珠区610办公室主任余强通知我的单位，让单位派人陪我前去看望我的丈夫。他们事先没告诉我情况。直到车开到了花都市人民医院，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感到情况不妙。
进入花都市人民医院，该院院长、骨科魏主任、花都劳教所的周所长和恶警何桂潮介绍情况。恶警何桂潮说饶卓元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说是饶卓元自己从七、八级楼梯跳下来，然后又自己站起来撞到墙上，才造成饶卓元的第五颈椎粉碎性骨折。当时骨科魏主任手上拿着说是饶卓元的CT片给我看。我看到在第五颈椎那个部位有一块碎片，插在那里。按照医学的正常角度来看，饶卓元从楼上摔下来后，已经造成第五颈椎粉碎性骨折了，那会造成颈椎以下的全瘫，不可能再站起来又去撞墙，不可能有这个动作了。可见，恶警何桂潮在说谎，在掩盖着他们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实。
在劳教所里最了解饶卓元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张文学解教后曾来找过我，说饶卓元在劳教所里出事后情况不是很严重，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被迫害成这样的。这点可以从饶卓元被送医院还可以讲话，医生、护士、警察不让我去看，等到处于昏迷状态时才让我去见，可见他们隐瞒了不可告人的丑事。当我见到饶卓元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但他不停的在流眼泪。他的右耳周围连同颈部的四分之三都瘀血、肿胀，手和脚都有被重物击打过的和擦伤过的痕迹，头顶有一个血肿，后来发现其实头部已有两个血肿。
由于我第一次在医院看到他时，在做头部牵引，所以不敢移动他的头部，直到2002年7月底，我才发现饶卓元的后脑勺还有另外一个血肿的伤口，当我责问责任医生幷要求看病历时，责任医生当时就慌得语无伦次，无言以对，幷拒绝让我看病历。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花都人民医院住院过程中责任医生对我说：饶卓元的病情内环境越来越好，没有发生感染。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2002年8月5日晚上八时左右，花都市人民医院的院长通过海珠区610人员知道我家电话后通知我及家人，说饶卓元已故。这一天，他才三十四岁。
在我丈夫受重伤住院到火化期间，海珠区610那些丧尽天良的人的邪恶嘴脸暴露无遗，他们的狡猾和奸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我丈夫去世后，海珠区610的女干警温春兰还厚着脸皮到我的单位去，教唆我的领导对我进行歧视和诽谤。如：职位、职称比我低的人拿的奖金比我多（我只拿他们的百分之八十）；在单位同事中造谣说我丈夫是自杀的；人保科长李绮和还找与我走的比较近的同事谈话，叫他们孤立我，不要与我走得太近；长期对我家电话、手机进行监控；派人跟踪盯梢，等等。
2005年2月12日，我把我先生受迫害的情况发到了明慧网，4月份，海珠区洗脑班的负责人郭广庭和小钟与街委会的人，又到我单位叫黄海把我叫上六楼办公室谈话，又来恐吓我。两天后2005年8月3日早上九点三十分，海珠区610的余强、温春兰等来找我谈话说要我配合他们的工作，那架式就是又想把我骗上办公室，像上次那样绑架到洗脑班去。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坚决不配合他们，我当着我二十几位同事、三十几位病人的面，当众揭露他们的邪恶，幷要求他们给我补偿害死我丈夫的损失。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持续对我的精神迫害使得我记忆力下降，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为了摆脱迫害，我决定逃离虎口，2005年12月，终于离开了中国大陆。
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大陆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他们为了坚守信仰仍在遭到残酷迫害，被酷刑折磨，失去了一切基本人权甚至生命。作为有幸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我呼吁国际社会和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尽早结束这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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