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大陆经济学家失宠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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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说得十分直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五十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作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他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当前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此言一出，大陆经济学家立即成了“过街老鼠”，网上、报刊上一片对经济学家的讨伐声。
“经济学家”这顶帽子早就犯了众怒。魏川在《赢》周刊发表文章说：
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盛名与钞票齐飞，对经济学家来说并非难事。在中央各部委起草、人大起草法规时，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挤进去旁听一下，回来后便向新闻宣称自己参与了最高层决策，乃至以“ＸＸＸ改革理论之父”自居。如今，地方诸侯实力强劲，务虚成为一种时髦，有人熟练地将媒体影响力、经济学的光环及地方政治资源融于一体，在京跑“部”、在外招商、下“地”讲道，不亦乐乎。也有人自立门户，成为“课题经济学家”，从各部委、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乃至国外基金，弄来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课题经费，腰包日胀。更高明的经济学家，面对众多大小企业，时而绑之，让它们舒舒服服不叫痛；时而帮之，只要药吃不死人，不妨多开它几服。据统计，截至二００一年二百七十四家上市公司设立独董，其中便有一百三十一名经济学家。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学对政治权力和金钱的依附性随着改革同步增加，一些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主体的代言人。其“嫌贫爱富”之心容易理解。
经济学家成“过街老鼠”
二００五年十日二十七日，《新京报》发表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文章说，无论从事什么研究，经济学家应该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的有良知，有独立人格，有社会责任感。不能把经济学作为给自己赚钱的的工作，领了钱给别人消灾。有的经济学家儿女亲属炒股，就鼓吹股市要冲上五千点；当企业的独立董事，挣了钱就为这家企业“鼓与呼”，充当“掮客”；或者挣钱参加论证会，为企业评功摆好。公众对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行为有目共睹，才有抨击，才有“恨铁不成钢”的过激言论。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丁学良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广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二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也在六十万左右，这些收入来自于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给利益集团服务（以独董身份）等许多方面。
《证券时报》发表的文章说：“经济学家讲错了东西，说错了话，这些问题都不大，充其量大家只是认为水平不够而一笑而已，也不造成什么危害，因为这属于学术水平问题。但如果挟带着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私货’，指东朝西，颠倒是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公众甚至政府决策形成严重误导，那就是人品道德问题了。”
一些经济学家一边参与房地产等宏观政策制定、企业改制方案设计等工作，一边又利用这些信息优势炒股、炒房，自然“百战不殆”。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名利双收抑止不住夸口：“我们不住别墅，谁住别墅？”结果惹得一片哗然。
“郎顾之争”成经济学家的“滑铁庐”
作为学者，本来应该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中国古代、近代的学者，外国学者基本上都是这样，但现代的中国经济学者，追名逐利，哪有半点学者的味道？
二００四年，郎咸平通过大量公开披露资料的研究，揭发顾雏军大肆掠夺国有资产的罪行。北大助理校长张维迎撰文指责郎咸平打击“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另一经济学家张文魁也指责郎咸平揭发顾雏军，称“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中共要搞市场化，买国企就应该用市价，这才不管你贡献大还是贡献小。而且现在事实已经说明，顾雏军不但对国企没有贡献，而且还是掠夺国企的罪犯。
二０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张维迎为首的十三位位经济学家出席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的“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公开支持顾雏军。
二００五年八月，广西的《南国早报》爆出猛料说，在二００四年十月的研讨会上，科龙给了参加研讨会的主流经济学家每人八万元的出场费，另根据他们每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按每字十元付稿费，以转账支票支付。据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每人都得到了十几万元。
以中国人的语速，每分钟说六十个字是保守估计，按照科龙的标准，这些经济学家们每分钟可以赚六百元，讲上一小时就能轻轻松松地收入三万六千元，超过不少白领阶层辛辛苦苦打拼一年的薪水。
《赢》周刊朱志砺的文章说：
如果那些研讨会经济学家能对科龙的流程再造、供应链管理或者销售终端管理等等作准确诊断，提出解决方案，那区区每人八万的出场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问题是，顾雏军这种高学历、高智慧、全局观良好、掌握政经信息、能把握时代脉动，而且极端自负的企业家，对经济学家的术语、数据，甚至是所谓的“内幕消息”，都是不屑一听的。顾雏军这个档次的企业家，非常清楚，经济学家不懂企业运作，他们那套东西对企业没用。
明知对自己没用，他自已都没兴趣没耐性去听，却还要花大价钱购买，难道顾雏军是傻瓜？当然不是。顾雏军花钱是买牌子、买面子、买屁股，把顾自己和权力权威机构捆绑在一起，把有利于顾雏军的话卖给社会和民众听。同时，也是卖给另一些正在调查他和格林柯尔的官方机构听的。
这里的所谓牌子，就是那些经济学家背后的国务院部、委、中心等招牌。所谓面子就是知名度、影响力。所谓屁股，就是立场，卖的和买的要坐同一张板凳，站同一条战壕。
研讨会结束后，顾雏军曾说：“一夜之间，我受到怀疑，我觉得奇怪，党和国家的国企改革路线怎么就不对了？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顾的话把他的收买动机表述得一清二楚。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学、商身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研究机构的主任、所长、部长之类的身份，又有研究员、教授的头衔，私底下还在民营咨询公司持有股份，官场、商场、讲堂通吃。
最大输家张维迎
张维迎“挺顾”最得力，顾雏军被捕后，张维迎又赶快和顾划清界线，称和顾并不熟，成了出尔反尔的小丑，公信力完全破产。经济学家邹恒甫提到了张维迎时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邹认为引进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的最好的原版教材来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才是“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而诸如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更让邹恒甫火冒三丈的是国内经济学家谈思想，“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林毅夫为偷税富豪辩护成众矢之的
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林毅夫说，任何人都要依法纳税，如果认为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他不支持，“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
此言一出，立即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多名专栏撰稿人和学者撰文，批评林教授的言论无视“社会公平”，甚至指责林教授有“代言利益集团”的嫌疑。
部分论者认为，社会“仇富心理”的确存在，但人们有某种“仇富心理”，也是事出有因，因为社会上的确存在“为富不仁”者。不少富人“偷税”、“漏税”，就是明证。二００四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来自于工薪阶层，相对于这一个数字，中国富人却占有国民存款的至少百分之八十，这意味着许多“有钱人”不是纳税的主体，而成了“偷漏税”的主体。对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仇视”而还要笑脸相迎吗？
转自《前哨》２００６年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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