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超：历史的义工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5日讯】几年前，我在网上写了些文章，介绍了几个不幸者在反右、在大饥荒、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目的是想记录历史。我感到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我无法记录宏观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能够记录一个人的历史，一个家庭的历史。一个个人，一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们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缩影。我相信，记录它们，也许是有意义的。历史如河流，天天在变化着，不把当年的河谷、河床记录下来，它会变形，会消失。不记录历史，历史也许会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这样的文章也有人读。不久我收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读者的信，说她对这几篇文章有兴趣，希望能建立联系。她还告诉我，她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文革死难者的网站，这是一个文革不幸者的信息库。她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珍重。她也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她的这个网不容易进入，但我看过她的网站，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网，我深为她所做的工作的庞大、艰难和价值所震惊。一个女子独自挑起了这样一种工作，一个人寻访三四十年前被打死、杀死、斗死、折磨死、自杀死的许多早已被历史掩没的景头，为他们（她们）写史，这是一种极为困难繁琐的工作，更何况由于极左思潮仍然流行着，文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被否定，文革的发动者仍然被作为伟大的英雄，不幸死去的人，许多人没有真正地平反，活着的亲属仍然不敢大声的诉话那悲惨的往事。我在为一个文革受难者一家写史的时候，开始他们请我写，但是，如实写来后，他们担心了，一家开了一个会，感到风险太大，得出结论说，这样做会祸及子孙，终于将材料全部销毁。这才觉得可以放心了。当局的心态，不希望说文革，更不希望说文革残忍的事情。虽然中央有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不准研究、不准反思、不准批评怎么能彻底否定文革呢？文革史、文革戏发表都很难，文革博物馆更是禁区。我深深知道文革研究之难，因此，很为这个陌生朋友的工作所感动。
后来，她又对我所写的傅雷有兴趣。傅雷是我的同乡，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与妻子双双自杀。他饮药而亡，妻子上吊而死，死前他们用小楷认真写下了后事，交待了保姆的生活补助费和工资，留下了二人的火葬费，对别人寄放在他家中的物品，也一一作了交代，安排好后事后，才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妻子在看到丈夫死后，用布结了环上吊。当天她被斗后，衣箱被封了，因此特地借了一套干净衣服上路。为了怕上吊时凳子发出声音，因此她在地上铺了棉被。他们的死表现了一种夫妇平静地共赴黄泉的凄美。这样优秀的人，这样高尚的家庭，不得不走向毁灭，正说明了文革的罪恶。她来信要这个资料。我从电子邮箱中传给了她。
过了好长时间，她来信说，她出版了一本书，叫文革受难者，但文革虽然发生在国内，但这样的书在国内无法出版，也无法阅读。我在网上也无法读到这本书，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书籍，常常被封堵着。我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张开着，封锁着。文革似乎成了一个木纳伊，被一层一层地包裹着，不让人看到它的狰狞面目。我有时想，是不是由于当年清查四人邦的残渣余孽不够彻底，是江东弟子们在处处保护着文革，不让人说文革呢？
2005年春天，我游学美国，看到了一大堆看不到的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她的文革受难者。从余英时等学者写的序言中才知道，作者是1979年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是一位女状元。她后来出了国，读了博士，又在大学任教。书写得很详实，真实地记载了许多平常小人物的灾难的经历和死亡的故事。读来令人沉重，令人反思。
作者在书中说，她听说过一个难忘的故事。文革中有个老实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劳改队放牛，从此与牛交了朋友，关的是牛棚，被人们称为牛鬼蛇神。后来，有一头牛因为太老了，被杀了，就在河边老柳树下杀了。从此，牛群不愿意走那边的路，也不愿意吃那边的草。一到那边，牛就吁吁地叫着，凄凉地悲鸣。她由此想到了人，文革死了那么多人，少说有几百万。但是，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与年轻人说起，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似乎是编造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如牛那么记得清，不如牛对同伴有感情。
在牛的精神的感动下，出于道义感，她开始做文革死难者的研究。她是自费的，麻烦是自找的。找人，调查，有时找不到人，有时还有人拦阻。有时人们不肯说，有时人们记不清她。但她默默地收集，梳理，终于积累了许多资料，她还发现文革的死亡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一个是70年代初的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打死的、自杀的人很多，据说是红色恐怖。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说是史无前例，确实是不错的。那时的火葬场尸体堆积，焚尸炉日夜冒着黑烟，许多人没有名字，没有经过审判，没有亲友送行，没有留下骨灰。那年头，人是不当人的。我深深地感动，我也关过牛棚，也隔离过，也当过牛鬼蛇神，类似的经历容易引起我的回想和共鸣。那个经历成了我终生的阴影。这是一种心理的沉积，想忘记也忘记不了。不过，相比而言，我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遇到了许多善良的领导和群众。好几个领导其实是很保护我的。他们一个工人在我最孤独的日子里处处照顾我，从此成了终身的朋友。一个女工因为抄写我的大字报，也成了知音。但是，我却没有这种历史义工的意识，倒是让一个孤独的女子负起了这个历史的重负。
我发现，她是完全自愿地做这个工作的。她说，她是一个历史的义工，她做的这个工作是业余的，是她自己想做这个工作，没有人请她做。
我还发现，她是用一种新的人的理念在做这个工作。古往今来，历史不是写的帝王将相，就是写的名人大人高人富人。而她所记的，有工人，农民，保姆，家庭妇女，中小学教师，普通干部……她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珍重，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这个义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王友琴。她所做的工作，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她所记述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是一种更加人性的历史。更加真实的历史。她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群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那些不幸死于浩劫的人。她的这种义工精神，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历史是需要许多义工的，社会是需要许多义工的。许多工作需要更多的义工来关注，来参预。我也愿意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历史的义工，尽管我知道，做一个义工也不容易，有些人也并不喜欢历史的义工。
转载自《网路文摘》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