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3日讯】访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电话约见时感觉贺教授一定不苟言笑、十分严肃，不想见面却是一位十分谦和平易之人，说话轻声细语。但一触击法学，他立刻便进入激情状态，学者的气质与风度喷薄而出、不可遏止，光芒四射，一瞬间我感到知识的巨大引力，竟有了转行学习法学的冲动。
阴错阳差说来难以置信，贺卫方教授年轻时是热烈的文学青年，高考时不仅没有报法律专业，而且对其缺乏基本认识。不知是谁“多手”将贺先生的档案拿到了西南政法学院。谁料想这不经意间的举动竟造就了一位法学家。但我想当时他恐怕多少有一些失落、茫然，甚至在走进校门时有些许抵触情绪吧！ 不过随着知识的展开，他很快便沉溺期间，全身心热爱上了这门关于正义的“艺术”。 光荣与困境 1989年，他在外经贸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民运期间，他白天在公司组织同事上街抗议，晚上回家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的活动。“六四”悲剧后，他因为积极组织游行和呼喊所谓“反动”口号，被单位限期三个月自谋出路，否则将予开除。其实民运开始前他已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系过调动事宜，十分顺利，本来很快就能成行。不料想其后形势急遽变化。“六四”后，被当局指斥为“重灾区”的社科院冻结了人事调动，其他单位的形势也非常严峻。眼看着三个月就快过去了，他不得不回母校找江平校长。 江平校长了解到贺卫方的艰难处境，二话没说，立刻责成人事部门办理调动手续。就这样不过短短一年多，他又回到了原来的教职。一个多月后，江平老师因为政治原因被免去了校长职务。江老师欣慰地说：下来前我终于把你拉回来了！现在看来，江平校长这一“拉”对于中国法学实在是很大的贡献。贺卫方感慨地说：对江老师我终生感恩。人生的历程并非既定不变，而是随机的，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也就决定了目标的不确定性。这大概正是人生的奇妙与诱人之处吧！ 对造成可能与今天的成就失之交臂的行为，贺卫方一点也不追悔。他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件，他还会上街，还会再次大声呐喊。我追问：即使是今天这样的年龄与地位，也在所不惜？他斩钉截铁道：对，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同。事实上这些年我从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不良时政的公开批评。反思“六四”贺卫方认为，“六四”是中国百年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惨烈的事件，当时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避免悲剧发生的。如果李鹏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出来接见请愿学生，诚恳地与学生对话，事件就会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当局的专制心态、以真理正义在手自命的传统，阻碍了他们与不同意见民众间的平等、和平交流，导致了悲剧的必然发生。后来的“三个代表”实际上走的还是老路子，这样的最高权力意味着终极真理的传统，对于建立一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有害无益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归根结底权力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根本不愿意放弃专制权力，与民共和，因而对任何威胁他们权力的人都会非常残暴地镇压。希望他们与民众平等对话解决问题是您的想像，过于善良的愿望。贺卫方先生说，其实这个政权并非铁板一块，比如赵紫阳与万里和其他人就完全不同；另外，他们很清楚杨广、秦桧的下场，难道他们愿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心里暗道，如果他们真有历史责任感那当然好，可如果里面尽是些“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滔”的杂碎怎么办？我们还是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个人身上。
中国宪政之路说到未来的宪政之路，贺卫方侃侃而谈。他提出几个最重要的突破点：（1）司法要做重大改革。司法应该独立、中立，使司法能够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解决纠纷甚至重大纠纷。司法应该成为纠纷解决最后的手段和最权威的机构，包括目前中国最高阶的政治问题也应该逐渐通过司法的途径加以解决；（2）开放言路。社会是复杂的，利益是多元的，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有一致的思想和言论。让所有的言论在社会中共存和竞争，由事实作为判断正误的标准，权力不再强迫全民统一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上来；（3）结社自由。民间社会组织化，建立公民社会，是宪政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民间社会才能有力量与政权搏弈妥协，最终达至双赢。 （4）政党政治。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比较麻烦。但今年有一个新的发展：台湾多个在野党来大陆访问，中共接待规格之高，几不亚于任何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共曾经承诺，两岸之间除了“一个中国”不能妥协外，其他都可以谈。他设想，有没有可能以后国民党能够到大陆来发展，共产党也可以到台湾去发展，从此走上多党制道路。另外一个可能是中共内部分化。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中共也不例外。中共完全可以公开内部派系，走日本自民党的道路；（5）财产私有化。自由主义先哲洛克、哈耶克特别重视私有财产权。因为只有彻底的私有化（最重要的是土地的私有化），公民才能够做到理直气壮地对抗政府的无理要求，人民对政权的监督才能常态化，约束才能确实有力；（6）大学独立。大学独立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条资讯：除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外，社会还有其他甚至更重要的思想家。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如果垄断发现真理和解释真理的权力，社会就必然灾难频仍。文革、“六四”是最近的例子。因此社会必须存在独立的思想家，人们应该养成怀疑的习惯，认识到即使最高领导人也不可能“一句顶一万句”，也会有错误。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时刻儆醒，才不会盲从，才能避免政治灾难再度发生。贺卫方说，由于专业的关系，近十多年来在推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推广司法独立的价值，阐明如何建构良好的司法体制，指出法官选任制度的弊端及解决之道，分析司法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问题和提出对策，指出法院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说明为什么应该让法官既独立又负责，阐明这样的制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形态等。宪政译丛我认为贺卫方、梁治平主编的宪政译丛，标致着当代中国宪政意识的觉醒，是今日遍及中国各阶层的宪政话语的基础。十年来，这套书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未来。贺卫方解释说，中国宪法充斥着政治口号，中国宪法学已经不成其为真正的学问，失去了吸引有能力的学者学生投身期间的魅力；同时，由于宪法是根本法，它的缺陷必定会制约其他法律的发展。所以当年我们几个人决心为改变这一令人忧心的状况做一些事情。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从翻译介绍优秀的宪政丛书始。贺卫方饶有兴趣地介绍了其中的一件“趣闻”。美国宪政学家路易士．亨金（Louis Henkin）主编的《宪政与权利》是一部研究美国宪法域外影响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论及波兰共产政权的崩溃。文中有一些在中国十分刺眼的表述。丛书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女士认为，这样恐怕出不去，而且会惹很大的麻烦。她与贺卫方商量，是不是可以做些修改。贺卫方说：许老师，我们恐怕没有办法要求外国人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吧！再说翻译必须忠于原文，这是译者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最终许老师说服了贺卫方。他柔化了文章的表述和部分辞汇，大大减少了文章的尖锐性。贺卫方感慨道：即使翻译文献，我们也不能避免自我审查。这是多大的悲哀呐！
中国宪法问题中国现行宪法修订于1982年，带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痕迹，问题可谓多多。首先，宪法序言完全是政治宣言。宪法序言宣布当局的政治合法性，张扬当局的历史功绩，界定意识形态，甚至界定经济政策，却惟独对宪法应该关注的问题避而不谈。由于政治形势是不断变化的，结果导致宪法不得不面临不断被修改的命运，与宪法的尊严和相对稳定的要求相悖；其次前面的政治性宣示，与后面对民权的保障条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紧张，甚至前后规则规范间也相互冲突，以致宪法无法操作；再次宪法条文许诺的许多权利，被次一级的法律甚至更次的规章剥夺，没有办法实施；另外，宪法不仅仅是文本，还包括法官在应用中的解释。这些界定是宪法的一部分。没有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宪法的解释，就无法知道宪法的具体含义，宪法就无从适用，只能束之高阁。由于宪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导致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中国违反其他法律都会受到惩罚，但违反根本法宪法却安然无恙；最后宪法在不同国家机关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上无所作为。 宪法司法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2001法释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很多人将此视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贺卫方没这么乐观。他认为，宪法司法化应该走于全国人大之外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之路。而且即使如此，如果宪法法院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或者面对敏感的法律问题有意回避，也不免会成为“睡美人”。 批评中国高教体制 积多年的教学经验，贺卫方深刻认识到现行研究生考试制度的弊端。它无法发现选拔优秀人才，给人才的成长设置了重重障碍。为推动招生制度改革，他多方奔走。然而他遗憾地发现，在教师本应最有发言权的教学制度制定上，教师却被边缘化了。他以学者的善良和天真，想像如此明确的错误一定会得到纠正。但他错了。这架巨大的风车倨傲无礼，拒绝了他的合理建议，彻底粉碎了他殷切的希望。既然无法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为什么还要继续招生呐？！他愤而宣布停招硕士研究生。 他感慨道，这些年来高等教育迅速产业化，校园里红尘滚滚。每临周末，学校成为名牌轿车的展览厅。学生越招越多，但品质却令人忧虑。长此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势将不堪。 我问，教育产业化，教师不是得到了很多实惠吗？贺卫方并不否认。但他认为，国家应该保证国立大学教师有尊严的生活，但现在的政策却使教师除去“卖身”外，无法改善生存境况。政府在“逼良为娼”呵！说到这，我们俩都笑了。但笑声中明显有浓重的酸楚与无奈。 贺卫方访问过不少国家，拜访过很多外国高校，其中相当部分是世界一流学校。他发现这些学校有一些共性：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为学术而学术，没有功利色彩，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办学多元化，不仅有国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不设政治课程，不像中国，学生校内四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意识形态课程上，造成巨大浪费；考题以检验学生融会贯通知识的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少有只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因为后者与纷繁多元的社会生活不符，还会束缚学生的思维。 北京大学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贺卫方在一次相关会议上发言：根据我的观察，当今世界没有那所一流大学是设有党委的。所有有党委的学校都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会者皆忍俊不禁。他说，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仅仅依靠司法改革是否能够促使社会转型？在威权体制下，政治制度是一切改革的“红线”，司法改革同样走不多远就会遇到边际约束。线内的改革虽然有益，但对于社会转型却往往并没有多少推动作用。欲推动社会转型，就必须突破底线。但他宁愿只需静悄悄地在体制内改革司法制度，就能实现社会转型。
2005年8月17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原发表于《争鸣》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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