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造访鹿窟光明寺以来，这几年之间，我走汐碇公路，经过这里时，总会在鹿窟事件纪念碑稍停留，并进光明寺参观，停留时间或长或短。光明寺内的寺廊及池畔，幽雅而宁静。走了一大段弯绕的汐碇公路来到这里时，即使只单纯地将光明寺做为旅途的中间休息据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光明寺旧名“鹿窟菜庙”，是民国四十一年“鹿窟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也是我会想停留的原因之一。我总会漫步至寺内还仅存的一间旧建物前待片刻，并绕寺一圈，然后再继续我的旅途。来光明寺，既是休息，也是缅怀。

最近会专程来一趟光明寺，是起因于在图书馆找资料时，无意间翻读到关于吕赫若的资料，又让我忆起鹿窟事件。

吕赫若是日据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昭和10年(1935年)以处女作《牛车》刊载于日本《文学评论》杂志，而受到文坛的瞩目。昭和19年(1944年)，出版小说集《清秋》，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中唯一出版的小说结集，共收录了他的七篇短篇小说。

吕赫若，这位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的文学家，后来死于石碇鹿窟。我在图书馆看到蓝博洲先生着的“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一书，意外看到一张吕赫若遗族在他埋葬之处祭拜的照片，我才知道原来吕赫若是埋葬于鹿窟。照片里的山林荒塚景象，让我燃起再访鹿窟的想法。蓝博洲拍摄了这张照片，书内却没有透露埋葬的地点。

我在二月中旬由汐止走汐碇公路至鹿窟光明寺，本想去光明寺问问看是否有人知道吕赫若的事。当日天冷而阴霾，我还没到光明寺之前，就下起雨，雨势还不小。整个光明寺雾气弥漫，雨水洒落于寺内池塘。

虽然天气不好，但新春期间，仍有不少信众前来光明寺礼佛参拜。这种天气难以入山探寻吕赫墓的坟墓，而我也突然想到，在新春期间向人询问坟墓的事，恐怕会惹人厌。于是在光明寺短暂停留后，便匆匆下山。

后来，在图书馆仔细翻阅这本书，才得知吕赫若出事及埋葬地点其实并不在光明寺附近。当年吕赫若在“鹿窟基地”是负责无线电发报工作。为了躲避追缉，必须利用夜晚进行发报，而且须不断移动位置，以避免被宪警侦测到。吕赫若便是在黑夜山林里摸黑作业的情况下，意外遭毒蛇咬死。

蓝博洲访问了当时曾与吕赫若工作过的鹿窟当地农民，而得知事情的经过如下：

“那天晚上，他(吕赫若)在大溪墘台阳煤矿附近，利用坑外运输用一百五十马力的卷扬机发报；发报之后，他才扛起发报机要转移地点时就被毒蛇(据说是龟壳花)咬了…”

“我们赶到现场时，…果然没多久，他就断了气。我于是和老萧、苏金英和另一个村民，在苏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用一床草席草草包着，就地埋葬…”

原来吕赫若埋葬之地，是在石碇乡的“大溪墘”。大溪墘就是石碇乡永定村的地名。该地区有两个矿场，一是“文山煤矿”，一是“永定煤矿”。走106公路往平溪的公路上，永定村前后分别有“文山煤矿”、“永定煤矿”的公车站牌，但不知矿区座落于何处？

我上网到经济部矿务局查询永定村附近的旧矿坑口，却发现该区遍布着十几个矿坑口。我曾走过那附近的纸寮坑古道，并未看见类似菁桐或侯硐那样的矿场遗址。毫无头绪，该如何找起呢？

后来，读到刘克襄先生的《北台湾漫游》的“五坑越岭道”一文，提及了吕赫若的事迹。“五坑”位于石碇乡106公路约56公里附近的一个转弯处，有一隧道，通往五坑。我走106公路经过此处，对这个隧道口曾留有印象。

刘克襄于这篇文章里引述文史工作者吴智庆于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由汐止到五坑寻找淡兰古道旧路，经过五坑时，所意外访查到发生于五坑的鹿窟事件。吕赫若可能就是在这附近的山区遭毒蛇咬死的。但“五坑”离“大溪墘”有一段距离。

蓝博洲的书是出版于民国九十年(2001年)，且拍到了坟墓的照片。吕赫若的坟墓会在五坑吗？我有些纳闷。但刘克襄的书里，则有五坑“台诚煤矿”遗址的照片，那种日式风味的建筑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决定去一趟五坑，或许能问到一些资料。

走106公路过姑娘庙后，在一转弯处，看到了道路左侧的五坑隧道口，左转穿过隧道，隧道出口右侧就有一座福德宫，于是停车查看一下。附近有几间屋舍，有的已破旧荒废。此处原有一家杂货店，但随着矿场结束，少了矿工在此地进出，生意萧条而歇业，房屋已沦于荒堙蔓草中。

沿着五坑产业道路上行，大约0.6公里，过另一座土地公庙后不久，就看到台诚煤矿的矿场遗址。那水泥基座的木墙厂房看起来很有日式怀旧的气氛，一旁的水泥事务所、机电室都已荒废。这里的地址是“石碇乡光明路22号”。

木屋厂房的对面马路旁有一菜园，有一位老婆婆正在整理菜园。我问矿坑口在哪里，她指向溪的对岸。

“矿坑口在台风后已经崩塌了。”她说。于是我向她询问这矿场的名称及历史。她说这里是“台阳煤矿”，大约结束于民国八十四年。她的说法与刘克襄的书内容所述稍有不同。但她的年纪看来已七十几岁，或许记忆有所出入。我本想再多与她聊一会儿，但她低头忙着整理菜园，没有理会我。

矿坑口就在菜园小径走进去的溪对岸，溪畔废弃生锈的铁皮屋就是昔日矿场的设施，远远望见溪对岸有类似水泥高架台车道的遗迹。溪两岸之间有土堤相连，土堤下方有大水泥涵洞，让流水通过，土堤有部分已崩塌。刘克襄书里的高架运煤台车道照片则已因崩塌而消失了。走往土堤的沿途有台车铁轨的残迹，也有生锈的采矿设备被丢置一旁。

来到对岸后，看不到什么矿场遗迹，只见一片菜园。草丛遮掩的山壁似有一凹陷的洞穴，像是废弃的旧矿坑。我望着这片菜园，心里想着，这里会不会就是苏金英家的菜园？我只是瞎猜而已。

五十几年前的菜园到现在还会是菜园吗？这半个世纪内，至少有一、两百个台风吹刮过这片山林，怎能不沧海桑田？废弃的矿场和眼前这片菜园，只是让人聊堪慰藉，遐想吕赫若的坟墓就在附近而已。如果我真来到吕墓之前，我想对吕赫若说什么呢？

几十年来的文学界仍然为吕赫若感到惋惜。如果当时他能够专心于创作，或许有机会能为台湾文学留下更珍贵的遗产，而他却毅然放弃了他熟悉的笔，选择拾起枪支，走向鹿窟黑夜漫漫的山林。他的一生只留下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几部剧本，没有机会写出一部可以传世的长篇小说，而却留给了他的家属一个“寒冷又黑暗‘冬夜’般的生活。”

如果吕赫若有机会重新选择，他还会这么选择吗？民国三十八年，一个剧变的时代。处于变动世局里的知识份子，往往内心苦闷，而又不能默默。一般人多能暂忍偷生于乱世，以等待时局尘埃落定，而富于热情的知识份子往往受良知驱使而无法如此默然。

吕赫若做出了他的选择。他未能实现抱负，却在鹿窟山区里被不知名的毒蛇给咬死，而随后的白色恐怖期间，台湾大约有数千名知识菁英遭到整肃。他们多半是因思想左倾，或因加入中共的地下组织而被逮捕，或判刑，或遭枪毙。

这些年来，我对于白色恐怖期间遭枪毙的知识份子，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与同情。他们其实并非是所谓的“政治受难者”，而是为了政治信仰而甘愿牺牲生命。像吕赫若这样的知识份子，是自己选择加入鹿窟的武装游击组织。

这样的事实背景，使得大多数白色恐怖期间被枪毙的知识菁英们的身后显得特别的凄凉，他们的家属亲人也因此长期活在耻辱及痛苦的阴影里。在国民党执政的反共戒严时期，他们背负着“匪谍”的罪名，遭到唾骂，难以获得同情及谅解，而台湾解严、政党轮替、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他们仍因“红色”的思想背景而得不到宽容的对待与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