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4日讯】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
一、90年代的造势运动：中国寡头经济的形成
确山，是莫斯科一处风景宜人的避暑地。从1994年开始，一群俄罗斯新贵经常在这里的一个山顶别墅中聚会。这个由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商业巨头所组成的“确山俱乐部”，后来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寡头。
对绝大多数中国公众而言，寡头仅仅是属于俄罗斯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寡头，也同样是属于中国的。就在俄罗斯寡头即将灰飞烟灭的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寡头却开始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显然，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是寡头的一个中国版本。
1990年代末期以降，一批脱胎于传统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集团，在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借助于一种含蓄但却强大的政治动力，开始进入他们的全盛时期。经过多年的横向和纵向整合，这批行政垄断集团的资产急速膨胀，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寡头地位。
200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强有力地呈现了中国经济中的这这种寡头格局。据中国国资委统计，截至2004年十月，中国央企（即所谓直接隶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中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４４６７８．１亿元，增长２９．２％；累计实现利润４１８８．９亿元，增长率更是达到５３．２％。尤其让人刮目的是，在累计实现的4188亿元利润中，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七大集团占据了其中的６６％。在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中央企业却出现惊人的跳跃式发展势头，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急剧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中国经济的集中度正在显着提升。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大致抵定。
所谓寡头，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1990年代末期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大概是对这个定义最为适切的诠释之一。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不仅在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的通讯、电力、金融等行业清晰可见，在竞争性的钢铁等行业表现得也同样明晰。与1990年代炙手可热的俄罗斯寡头相比，中国的新型寡头虽然默默无闻，也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则可能远甚前者。
诚如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从1992年到现在，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着特征。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并不存在寡头形成的土壤。然而，商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景象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面相。在这背后，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种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这个潜隐于市场竞争表象之下的基础架构，为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二、抓大放小的战果与历史功绩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企脱困成为中国各级决策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任务被分解成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中小国有企业被迅速的私有化，各级政府借此甩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蔚为风潮的“改制”运动。按照既定的国企改革战略，这是所谓“放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则是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一部分垄断国有企业（主要是哪些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的进行集中配置，即所谓“抓大”。在中国的决策层眼中，只要抓住了这些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少数”，行政力量才能在未来的经济控制中为自己保留重要的一席。实际上，中国今天已经赫然成型的寡头，就是中国在国企改革中长期奉行“抓大”战略所收获的历史成果。
回顾不久前发生的中国改革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寡头的成长轨迹。概而言之，中国的寡头经济主要是通过对要素资源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催生出来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代晚近，通过债转股、通过各种财政优惠、通过强行压低资金供应价格、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坏账剥离、通过各种潜在和公开的准入制度、通过兼并重组手段，中国经济资源实际上经历了一次迅速的聚集过程。无疑，其对像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这部潜在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中国资本市场在初起之时，主要是为了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服务的，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开始逐渐沦为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解困场所，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则进一步成为特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融资场所。依恃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本来就设有的准入制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绝对主流和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资本市场短短的十多年历史中，中国资本市场清晰的呈现出了一条“为边缘性企业服务——再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垄断企业）服务”的完整路线图。这种格局，并非是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不断适应于政治需要的一个逻辑后果。
放眼于资本市场之外的更加广阔的领域，这种情况也同样彰显卓著。当大部分资源通过金融、财政甚至政治工具向极少数企业聚集的时候，寡头的速成就丝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断，发轫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寡头，并非是市场竞争的后果，而是政府战略性干预的成就。中国国资委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颇为兴奋地谈到了国企改革的这种成就，他引用数据说，“国有企业1998年全年利润才525亿元，但去年（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就已达到531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如此跳跃式的发展，这位负责人当然应该引以为傲。不过，从另外一种眼光看，这恐怕就不再是国企改革的胜利，而是寡头经济的胜利。
中国前26年改革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私有化运动。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在1990年代晚期，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激进而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国有化”运动——资源向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的迅速聚集。作为这场激进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以现有的证据，我们显然还无法对这个历史现象做出“祸”与“福”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历史大环境。
三、寡头经济的力量及影响
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1996年，年迈的叶利钦再次披挂上阵，准备竞选俄罗斯总统。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叶利钦已经不复是往日的叶利钦。民意测验显示，从前具有英雄魅力的叶利钦已经岌岌可危。在这个关键时刻，别列佐夫斯基等俄罗斯寡头运用旗下的媒体力挽狂澜，为叶利钦的连任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俄罗斯寡头们毫不掩饰的宣称：我们拯救了叶利钦。
这是一个发生在俄罗斯寡头身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俄罗斯寡头不经意之间就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实力。那么，中国的寡头将如何作为？
与俄罗斯的寡头同行们不同，中国的寡头并不是那种依靠盗窃国家资产起家的强盗资本家，而是与体制完全融为一体的国有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特殊出身一点也不会削弱中国寡头的影响力，相反，正因为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寡头们可能更容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实。也因此，我们才更应该对中国寡头们的特殊性格加以仔细辨析和警惕。
中国的寡头虽然脱胎于旧式的国有企业，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这首先表现在寡头们对市场经济的熟悉程度。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属于行政机构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寡头显然已经完全洞悉了市场的秘密。经过20多年的锤炼，中国今天的寡头集团的市场智慧已经不在任何私营企业之下。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优势，只要寡头企业愿意，他们就完全可以巩固并进一步扩展的他们的市场垄断优势。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的所谓整合、重组，还是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并购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寡头们对现代金融技巧的娴熟运用。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可能还无需对中国寡头格局过分忧虑，但问题在于，寡头们不仅仅是市场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不仅仅具备政治意愿，而且也具备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这种凭借行政权力扩充垄断利益的政治性格，在中国寡头一路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确。在著名的陕北油田争夺战中，中石油就有透过游说行政管理部门并以文件方式强化自己的垄断地位的“前科”。撇开具体的对错不谈，仅就运用行政资源介入商业争议这一点而言，中国寡头的政治权力显然已经侵蚀了市场本身的公平和正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寡头的壮大多少是以不公平地牺牲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代价的。
不过，陕北油田案例可能远远不足以展现中国寡头的政治行动能力。随着经济资源和利润进一步向寡头企业聚集，寡头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权重也将越来越举足轻重。2004年，仅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到1029.27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央企利润的1/5强。如此大的权重，寡头企业的超级政治游说能力已经呼之欲出。所以，当2005年3月16日中石油在香港骄傲地宣布他们惊人业绩的时候，许多人的心头也同时掠过了一丝阴影。
最近，由中国企联主办的“2005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已经确定，中石化以6342亿元营业额的业绩名列第一，而500强最后一名的入闱者营业额年仅45亿元。大与小的规模相去何其巨大！
大致可以判明，中国正在不断壮大的寡头企业，既不是呆头呆脑毫无市场冲动的行政性企业集团（这一点让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集团），也不是那种与行政权力有着明确界限的市场组织（这一点区别于众多的西方大企业），而是同时具备强大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新型的庞然大物。到这里，如果我们还将寡头企业定位为传统的“国有企业”恐怕就有过分天真和书呆子的嫌疑。实际上，绝大多数无足轻重的国有企业已经远离政治考量和保护之外。他们的待遇与寡头类国有企业已经有天壤之别。在这个意义上，对今日寡头企业比较准确的定位可能是：官僚垄断企业。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举手投足都足以造成深远影响的经济恐龙，我们切不可以等闲视之。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四、寡头经济与产业链的关系
从逻辑上推断，中国的寡头虽然寄生并脱胎于中国的行政权力，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自我利益冲动的利益集团（并不总是那种我们期望的公共利益），他们将会追求并拥有越来越大的独立话语权。事实上，已经有观察家指出，地位不断窜升的中国寡头正在强有力地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图，并决定性地型塑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不管怎样，我们正在看到的一个趋势是：有组织的寡头正在全面垄断上游及基础产业，而在产业下游以及围绕在寡头周围的配套产业则是充分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其他经济成分。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寡头不仅能够轻易挤压其他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也可以通过释放部分利润来吸附逐利者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就是：各类在中国改革中渐次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新兴的社会成分，正在日益失去其经济独立性，而成为寡头们的依附者。寡头们的意愿将可能轻易决定他们的命运。
转载自《选择周刊》(//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