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日讯】 一九七七年二月，我是带着我同妻子所生的长子回到大连的。能够到大连，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我是从青岛去的教养所，按照教养条例，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我如果离开教养所的就业大队，只有回青岛。

自文革结束以后，生建八三厂的重点工作就变成了如何安抚就业人员了。凡是政治问题入劳教所的百分之百全是被迫害的。尤其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是从一九五八年以后陆续来到教养所的。除了个别保留公职的，回到了原单位外，还有大部分近二十年一直留在劳教所的就业大队。

他们不仅不能回去，而且绝大部分妻子离婚，或父母双亡，自己在故乡已经没有亲人了。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或者是学校里的教师。但在就业或劳教所里他们是过着半哑巴的日子。

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捕，等于是改朝换代。历史的经验告诉每一个人，凡是新皇帝登基总是要首先安抚民心。毛泽东死了，他的继承人华国锋，更不能例外。原因是共产党建政以来冤狱、文字狱遍地皆是，人民怨声载道。最好的破解方法只有大赦天下。

所以，从一九七七年以来，从上到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开始忙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少人在此时已经陆续回去了。

但是，生建八三厂里生产还要继续，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再无辜判处劳动教养；这样一来，劳动力紧张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生建八三厂还不敢让所有人都回去。

我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就强烈要求回青岛的。但是，按照教养条例的规定，祖母去世，青岛的弟弟不能算我的直系亲属，自然不能回青岛了。

既然不能回青岛，那麽我就回大连，因为大连有我的父亲、妻子和我们俩生的儿子───小健。

小健是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出生，是我的长子。

我这样提出来当然是给八三厂领导出了一个难题了。原因是大连属于辽宁省，跨省不好安排。其次，判我劳动教养同大连市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大连也是沿海城市。不是回沿海城市不行，而且凡是政治问题的人，沿海大城市是不收的。这是毛泽东为了备战的需要！

不管怎么说，我一个小时都不愿在生建八三厂待下去。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

一九七六年夏，我的探亲假并没有回大连，而是妻子带着孩子到了青岛，我也从王村回了青岛。

我们三人一同住到了王氏祖籍台西纬三路一号。小健三岁了，长了一头卷头发，生的眉清目秀，非常让人喜爱。

我在青岛一共住了六天，就一个人带着小健回到了生建八三厂。

生建八三厂是一个以男就业人员为主体的劳改企业，根本没有托儿所。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带在我身边是无法干好活的。

而且，爷爷、妈妈不在身边，孩子只有哭的权力。孩子一哭，就业人员就跟着流眼泪。谁没有家，谁还没有亲人？

我在苏理庄炭精棒厂干的是压型工。即：用沥青同硅粉搅拌在一块，然后用液压机压挤成一支支的硅炭管，烘干成型的。一支硅炭管在市面上是一百元以上，即便如此高的价格仍然供不应求。

三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硅炭管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油压机的危险。带到车间，我只防备他靠近油压机，至于硅炭管，对不起我管不了那麽多了。孩子只要不跑出车间就可以。

这样一来，刚压成型的硅炭管孩子一推，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碰一个地按顺序地倒了。孩子感到好玩，也就笑了。大家都在干活，谁也管不了孩子。

这样一来，就业人员就把事情反映上去了。管教干部立刻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当然是把孩子带到办公室的。找我谈话的是原来西宝山的田队长。

应该说田队长是所有干部当中最有人情的干部，年龄比我小一岁。他的父亲是山东省公安厅的一名高级干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所以对我们这些因“破坏文化大革命”而进来的人还是比较能理解的。

“你带着孩子怎么干活！”他问。

我流着眼泪回答说：“老婆也要工作，而且是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我挣的钱还不够孩子用的。她一气之下，提出要离婚，把孩子一扔，自己回大连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关于你回大连的事，我们一定给你办理！至于你老婆方面，只有你自己去做工作。孩子还是应该送回去。这样影响太不好了。”

我接着说：“如果大家把孩子带来，成立个托儿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还嫌教养所不乱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二人唱的什么戏！你老婆是刘备摔孩子，你是姜太公钓鱼。”他顿了顿接着说：“王天增，事情到我这里为止，你赶快送回去，我保证给你办理回大连的事情！”

“送回去是可以，但是我保证不了她亲自送回来。”我说。

“我让你送回去，你就送回去。如果她直接送来。由八三厂领导出面解决！”他说：“她要是直接送来，她和孩子一哭一闹，也许你的事情还真解决了。不过你自己带来是人都会想到你唱的什么戏！”

他取出了烟，也给了我一支，接着说：“你这样做不怕起到相反的作用吗？我保证下次去东北出差就给你办！”

在当时的公安系统，对待就业人员回乡的问题是首先要看你所要回的地方公安机关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当地不收，就是把户口粮食关系交给你，你也无法回去落户。当然，公安系统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统一领导的，对于特殊情况，中央一个安置令，你地方上不收也得收，而且还要安置得当！

对于田队长我是很相信的。许多回不去的人都是经过他而顺利办理回去的。

我把孩子送回了青岛。这时，妻子已于我走后第二天回到了大连。大姑问明白我带孩子去生建八厂的经过后，对我说：“孩子别送回大连了，已经三岁的孩子，不会太费事。你把他交给我。如果那边再不让你回家，你当天来当天就把孩子带回淄博！”

我想了想，也只有这样办理了。这时，我的大姐也从石家庄调回了青岛。大姐、伟伟都支援如此办。于是，我在青岛又住了几天，休完探亲假后我就一个人回到了生建八三厂。

果然，田队长说话算话。我一送孩子走，他就直接找到生建八三厂总部，向领导反映情况了。

他反映说：“大人有错误，孩子没有错误。不让人家夫妻团聚，老婆当然有意见。既要上班工作，又要照顾孩子，人家不提离婚才怪呢！而且有王天增这么一带头，八三厂的就业人员中有孩子的都照着做了，岂不是还真的要成立托儿所不成？！”

总部接受了他的意见。从十月份开始，由队长三次去东北，最后一次是从辽宁省公安厅取回了批文，强迫大连市公安局接受的。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份了。

这一切，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元旦一过，我就申请中国新年去大连探望父亲和孩子的探亲假。田队长把我又叫了去：“今年探亲假无论批谁就是不批你！”

“为什么？”我问。

“话不能跟你明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是好事，千万别着急！这几天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千万千万别出问题！”

我当然能理解他话中的意思了。在二月二十日下午，大队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对我说：“你的事情田队长三次大连，两次沈阳，费了半年多时间，终于给你办成了。你是所有就业人员中最难安派的一个。你现在可以到大队部会计室去领你的安家费，安心地回家了。”说完后，他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交到了我的手中。

安家费一共八十元，车、船、旅馆费按二十元计，加上二月份的工资，一共一百三十元。我领出钱来，当天即买了车票去了青岛。

到青岛后，我先去问明白德增被遣返的地址，然后到寿光见到了德增。(//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