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9日讯】如果有人要问民运人士：“有没有一个民主的技术问题可以掌握？”我肯定地回答：“有！”

我们所搞的民主是一种建设性质的工程，这种工程同其他的工程一样，本身也有一个建设所需要的技术问题，如果说技术这东西也是出于一种训练的话，那么，它来源于经验就是一个用不着怀疑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在我们一些民运人士的看法中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错误，以至于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民主的运动或者民主的工作应该“白手起家”，也就是说，应该在起点上或者在源头上把“不民主的东西”或者“专制的东西”全部地“铲除”、“消灭”！这样以来，我们就不知不觉地犯了共产党的错误，变成了共产党人之后的“第二错误者”。中国共产党人不就是要在中国完全地“清除”了“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再好“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吗？由这样的错误所导致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永远“清除”不了的事实就同时地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民主”永远寻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建设民主的行为也是需要技术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不然的话，我们仅仅凭着一股子干劲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说这样的问题被我们所忽视的话，那么，我们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一系列的尴尬，我们的工作也就收不到预期效果。在这里，我们虽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是，因技术的缺乏而荒芜我们的民主的工作却是我们应该时常警惕的问题之一。到今天为止，已经具有20多年历史的民主运动其所以表现得很不景气，我们的民主之技术的缺乏不能不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职此之故，我们就是些非常笨拙的人，只能够做那些很粗糙的工作，稍稍出现了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我们就无所措手足。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的改进的话，再过10年，目前这个“民主的低谷”我们也是走不出的。我从去年3 月份在民主网站上发表文章以来，主要地强调了这一个观点，即共产党不能够削弱我们，而我们自己却可以削弱自己。这个意思如果用古话来说的话，就是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换句话说，共产党没有办法可以抑制我们强大发达，但是，我们自己闹不好却可以使自己处于不发达的境地而自弱。

关于技术的两个层面

说到民主的技术问题，我认为有一个认识层面上的技术；也有一个应用意义上的技术，正确地区分它们是我们应该掌握的问题。就认识上的技术而言，我们现在只能够认识那些简单的民主，而这些简单的民主也只是在很粗糙的意义上被我们所理解，譬如，我们在说到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时，就只可以说到1989年的民主墙时期，再远一点，就没戏了；又譬如，我们还可以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或者“民主运动”，但是也只是可以说到1989年的6月4日，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运动作不被镇压的假设的话，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可以引发出什么样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会在什么情况下收场等等问题又谁能够说清楚呢？在通常的情况下，当民主在以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我们是可以认识它的，但是，民主如果戴上了一副专制的人物的“假面具”或者说“伪装”下，我们就认它不得了。

就应用上的技术而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东西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民主”的，我们也辨认不了。民主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但是，我们总是习惯于对它作出一元化的理解，而在理解中，民主又半日我们看成是一种纯粹而又纯粹的东西，同专制主义的东西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本来应该建立民主之“仓”，但是我们的“建仓”行为往往会流于“清仓”行为，其结果，民主的“仓容”就越来越小，相反专制的“仓容”也显得越来越大，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许多民运人士的看法中，好像是本该如此。在一些场合下，民主是出于一种故意的设计，在另外的一种场合中，民主又出于完全没有设计的“意外”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斯宾塞在《社会学》那部不朽的著作中，曾经对英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民主的机构——议会制度产生的历史作出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说明，他指出最早的议员，不是后来选举所产生的，而是作为地方的“人质”被朝廷扣压的，朝廷以此作为向地方要钱的一种要挟手段，而后来的议会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的。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如果能够得到启发，那么，中国的民主——我说的是许多我们现在的民运人士还不认为的民主（如1966年的民主），应该有一个认真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对待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在认识以及处理民主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运用美国人的看法，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民主就好像是一个问题。在最近一个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朋友的一篇文章中，我们不就是可以发现这样的议论的吗？这位美国朋友断言，在中国这100 年的时间中，根本就没有民主。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中国所从事的民主化运动的工作，不就是同毛泽东所说的在“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绘画绣花”一样吗？这样，你即就是像目前某些民主网站上的“最激进的人”把毛泽东骂上100遍，你能够摆脱他的错误的思想和方法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可以认识那些出于我们自己的故意设计的民主，而不善于认识那些因机遇和机缘与我们相遇的民主，对这样的民主，我们往往会作出它不是民主的解读，这样以来，民主的许多成分就必然地面临着丧失的可能性。若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来看待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就具有了高屋建瓴的优势，那时，成功地建设中国民主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因此，我们把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任务放到技术的观点上去看待之，并且运用技术的方式和方法去做工作，我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运人士，我们就是至少是专家里手的了。

就技术的第一个层面看，我们在那些许多遭遇人误解的东西中寻找到了民主，是我们的一大成功，因为辨认民主也是发展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在不能够有效地辨认民主的时候，那些可疑的民主，有问题的民主，或者来路不清的民主都会被我们拒绝之，我们在要求纯粹民主的动机的支配下，就会走上远离民主的道路。那样我们即就是使出了混身的解数，也是达不到我们的目标的。就技术的第二个层面看，我们在使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如果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和通盘的打算，我们对什么是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之问题也许会分辨不清楚，这样以来，我们在处理民主的题材的时候就有可能犯许多的错误。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中，就会坚持那种认为民主与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僵化的思想，我们就不会在专制的条件下去发现民主，就不会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去争取民主！

因技术问题，我们接不了民主的擦边球如果就技术谈论问题，那么，我们民运人士的水平有多高不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题目的吗？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民运人士好比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技术如果是一般化的，那么，我们只能够打普通的球，一来一往，也不失风度，可是，我们若遇到了擦边球，就接不住了，就只好认输。但是，在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斗争中，擦边球是绝对少不了的。因此，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一个保证。

在1966年，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高的当权派”就打了一个民主的擦边球，可是这样的球我们在当时就接它不住的。那时，我们虽然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解放了自己，但是我们把这样的行为的功劳记在了毛泽东个人的账本上，于是，参加以我们个人的偏好为基础的自治组织，持一种反映了我们个人兴趣的观点，并且在“偏好”和“兴趣”的轨道上运行的我们自己的政治意向等等却被解释成为“毛泽东思想”，这样以来，我们就把本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给扔掉了！“炮打当权派”——这种“天赋”予我们的权利，为抒发我们的情感而书写大字报、为表示我们的不满而进行的游行、示威这种天然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权的东西，倒被我们自己给贴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标签，因此到邓小平复辟的年代，当他们对这些东西实行全面的“否定”的时候，我们也是无动于衷的把当成了“错误”的东西和“毛泽东的错误”捆绑在一起一概的不要。如此这样作的结果是，我们把中国社会上最大的一次民主、自由的运动视之为“动乱”而列在了被克服的事物之中，于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未竟的伟大事业就这样的一劳永逸地被定在了“动乱”的座标上而不得张扬。

到今天为止，我们虽然竭力地提倡中国民主化运动，但是，我们把这个运动的伟大源头给以“否定”的行为也就为它的后来种下“否定的种子”，因此在伟大的1989年当“第二次”解放运动已经露出了端倪的时候，邓小平的镇压和我们自己的自我取消行为就双重地结束了将要展开来的运动了。民主——如果说在这里是一个我们的热烈的愿望的话，那么，于这种愿望相应的是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处理民主的技术，也就只能够是这样的力不从心地又放弃了它！我们已经知道民主虽然扎根于信仰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缺乏技术方面的有力的支持，我们也将是没有力量能够打开民主的局面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民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所需要的技术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因此，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民主的问题时，就必然地要想到一种技术方面的对应，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复杂的事物的压迫下不至于迷失方向。民主化运动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力量的系统工程，我们在完成这样的工程的时候掌握基本的技术和技能，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本领和本事；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些低能的人，即使有了我们可以逞能的时候，我们也是平平常常的人，何云能够呼民主之风、唤自由之雨呢？

我们必须要理出中国民主的头绪，而要能够如愿以偿，就必须要掌握民主的技术。在去年写作的《论民主的信仰》一文中，我已经研究了民主的信仰方面的有关问题，我的结论是：如果民主不被我们信仰，那么实现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但是这样的意思丝毫都不否认，光有民主的信仰而缺乏民主的基本的技术同样会导致出民主的虚无。因为民主的建设无论是在过去或者现在都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问题，不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就可以简单地促成的事情。中国民主化运动在走过了它的20历史时期所以还是依然故我，检查其原因也在于我们的信仰之不足和技术的不够。

民主之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活，还是一种历史，因此，我们若对它仅仅作出单一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寻找到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在许多的场合下，我们虽然对美国式的民主或者法国、英国的民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却没有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经历过了的民主打起精神，我们在最需要民主的关头，充其量不过是能够说出一个与我们自己关系不大的民主。这样的民主虽然也很标准，很正经，但是又于我们何干呢？毋宁是这种民主不好，而是它与我们缺乏经验上和实践上的有机联系，使一种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这些民运人士把它当成“样板民主”而欲强加于我们中国人时，我们到底要在中国做什么，谁能够知道的呢。

100 多年以来我们中国的民主被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做了两次：一次是用“武力”、“暴力”或者说是“枪杆子”做成的；一次是用真正民主的方式方法，或者是说用“笔杆子”做成的。在第一个阶段即“枪杆子民主”的时期，中国人又经历了国民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而在第二个阶段上，我们经历了1966年的政治运动，这样，民主的事情在我们的中国就具有了以上两个形态上的意义了，因此，我们今天在主张中国民主的正常的运动时，从以上的历史中发现我们的道路，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有的人竟然无视于上述的道路，说着要在它之外去开辟新的道路的问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在这里我们其所以不认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观察道路时，戴上了西方民主的有色眼镜，使我们自己的观察中的事物的颜色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中，我们把一个“假色”当成了“真色”看待，认为中国的民主本当如此。说实在的，我们羡慕西方的民主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错误，只有是当我们在把它当成了我们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时才构成了我们的错误。而在这样的问题上，事实上存在一个技术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在技术上把中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做一个基本的区别，其次，我们应该发现中国民主同西方民主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最后我们应该就“不同”之处来研究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对策。就这个意义而言，民主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建立了这样的观点之后，我们在研究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就不会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可是上面那些表面上很简单的道理却不被我们队伍中的人所认同，他们以为的民主好像是越纯粹越好，其结果是当我们拿到的民主在实现了“纯粹化”时，就所剩无几的了。这样 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变成了如下的人，在乐观的时候，我们认为明天的中国就可以实现民主，在悲观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到中国要实现民主还得需要100 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民主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要认识它就非得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模式不可，而建立模式的行为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对民主的创造，当然，一旦涉及到了创造的问题，技术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了。

我们在处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前民主时代的问题时，没有自己的技术，我们是一般地借用了前苏联和东欧的技术，也同时把欧洲社会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批判的技术作了“引进”，以为只有运用了这些代表着批评与批判的最高水准的技术，我们才可以最终地打败中国的专制主义，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相反的问题，即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中国以外的人类民主的技术所克服不了的。别的的不说，就拿1966年的事件来说吧，我们中国人民在一个表面上看来最不民主的时刻上却拿到了最多、最大的民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现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技术处理不了这样的民主，于是，我们就爬在邓小平的后面，把它放到了“社会动乱”的一拦，既然情况如此，我们如果还要想着发动民主的运动，要在官方的行为之外去规划人民自己的民主运动，我们不是在中国“制造动乱”又是在干什么呢？因此当1966年的政治运动在被认为是“社会动乱”时，1989年的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类在“动乱”的栏目中了。可见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不是没有民主，也不是没有民主的运动，而是我们认识不了它，因技术的缺乏也处理不了它！

民主的“白手起家论”对吗？

最近，我在《民主通讯》上读到了任畹町君的大作《民运政治学总汇》，我感觉到文字写得很不错，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民运历史的一本有特色的书，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认为任君好像要把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建立用“白手起家”的方式想概括之，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看法，我就对把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的历史从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近100 年历史隔列开来的做法表示不满，特别是感觉到任君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极其错误，在中国，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拿枪杆子的民主革命”和“拿笔杆子的民主革命”的一个连接点，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点，中国民主运动的那个伟大的线索和伟大的脉气才没有被政党的行为和大人物的个人行为给中断，才有了中国民运的今天，所以，我和他的断言是恰恰相反的，我认为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如果要取得真正的胜利，那么至少它在外观上一定要取一个66运动的图像。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外观上拒绝66图像，那么这样的运动无论如何是成不了气候的。

进一步说：未来的民主运动不是异议人士的运动，不是知识份子的运动，不是中产阶级的运动，也不是学生们的运动，而一定是“人民”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要能够在未来的时间上取得胜利，那么，它在39年前就开始的那种一场“预演”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对所黑格尔的话的解释和补充是正确的：历史往往是以两次方式出现，（马克思补充）第一次是以悲剧，第二次是以喜剧。

其实，我们只要对“白手起家论”作以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它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物”，因此，我们在今天的形势下，虽然决心要同共产党划清界限，但是，我们
在为民主的运动建立历史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重新抄起了共产党的“老一套”。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环境下接受共产党以国家教育的方式所施加于我们的教育
的，因此对于这样的教育我们如果不是通过自己的批判和反省以“走出”去的话，我们就只有着“跳出”这个一招了。但是“跳”的行为不能够把我们身上的共产党的教育的
遗留物清除干净，我们不过是把它携带到另外的环境中罢了。目前中国民运队伍中其所以大量地存在着共产党的遗留物，原因也不过如此而已。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手里的民主和我们人民手里的民主有时候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在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时候，人民也得着一个民主好像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这样的的现象的确可以说有一个戏剧的情节，而处理这样的情节若是没有技术的话，是根本不行的。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诸如“历史玩笑”这样的东西，弄不好我们就在这样的问题上栽跤子。

上述问题的写作使我想起了我在31年前写作《绝妙的戏》的处女作时的情形，那时，我把那个时代的如“泰山压顶”一样的政治运动看成是在我自己面前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的戏剧的观点也不知道从何产生的？反正我认为这个出由毛泽东一个人占住独说的戏有一个“非毛”和“出毛”的内容，于是，我就同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样地也说起了“文化大革命”来了。其结果呢？我说出了一个我的——也就是我——武振荣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它肯定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一个阴谋，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想法——所有这些用不着强调，但是如果由此推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我自己也有着同毛一样的阴谋、目的和想法，不就是完全错误的吗？那时，我在书中断言：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一定会被人“推翻”，而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是除我之外的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事情却是年轻的我坚信不疑的。当人类的正义和良心在不至于泯没的时候，任何一个遭受压迫的人起而反抗压迫，并且在反抗的同时寻求自己的政治解放——这如果这样的行为算不得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不就是鬼才知道的吗？

结论：
我们光有一个民主的信念肯定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掌握民主的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作不了民主的大事业，技术上的问题也是重要的。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民主的技术问题，至于说这样的提法是否科学，我考虑的不多，我仅仅是说这样的问题亟需要解决，因此就发表了这些不成熟的议论，还希望读者们批评。

2005-8-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