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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像飞一样，转眼到了1948年底。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为凄凉的耶诞节。往年，无论是在成都、济南、天津，在12月24日晚上，妈妈为我们准备上蛋糕，插上腊烛，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祷告上帝，共唱圣歌。然后大家很快分食完毕。妈妈就给我们每人洗脸、洗脚，催着大家睡觉。

第二天一早，所有孩子都会发现在自己身边放着一双硕大的红色的对话老人的鞋！

鞋内放着糖果、卡通、小玩具……。总之，我们童年最最盼望的就是耶诞节。

可是，1948年的耶诞节，父母脸上显得非常忧郁。蛋糕没有了，“圣诞老人”送的礼物没有了。看到父母这个样子，我们谁也不敢再去问什么了。

虽然，当时我还只有八岁，可是我已经预感到了可能有什么大事会发生的。

大概在刚刚过了元旦不久。一天早上，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开到了老公公的楼下。车上下来了两名美国军人和一名和蔼的美国老头。我母亲此时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对这突然出现的景象惊得一怔，马上由惊变喜，飞快地跑了上去，一边用英语喊着：“亲爱的伍德为尔德教授，您是怎么到中国来的？”他们紧紧地拥抱了足足一分钟。

母亲把老人让进了客厅。安坐以后，母亲立刻拿出水果，沏上咖啡。然后，两人就开始了对话。

伍德为尔德教授是父亲在美国台乃西流域实习、考察时的导师。母亲当然对他十分熟悉。

伍德用眼睛把房间扫视一周后说：“生活还可以吧？是不是感到有些流浪的想法？”

“……。”母亲没有说话，但是眼角里已充满了泪。

“我从前年，就申请调到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了。这还是在审阅您爱人的硕士论文关于中国长江黄河水利资源的论述，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您爱人，同他一起搞一个规划方案。但是，因为其他工作的原因，这件事情就放下了。”……

他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从教育部找到天津，从天津又找到您妹妹（我三姑），才打听到您们住在了这里。”

母亲强忍了眼泪说：“在德国时，我们接到您的信后，原来准备用一年的时间等仞仟取得最后一个学位后，就去台乃西流域复兴委员会就职，可是国内发来了加急电报，仞仟考虑到这是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我就跟他来到了中国。”

“现在非常危险。战争马上就会打到上海来了。难道你们不考虑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等战争结束后，再重新考虑回来工作生活吗？他说着话，便从公事包里，取出了一份英文打字机打出的档交给母亲说：“台乃西复兴委员会总工程师的位置仍然给王志超留着，我们希望他能光临。”

他说完以后，又写了一个便条交到母亲手中说：“你们拿着这个便笺到美国大使馆去，不出二十分钟你们签证就可取得了。”

他没有等到父亲回家，便匆匆地离开了。

……。

从1949年二月份开始，上海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母亲催父亲同伍德教授联系，可是爸爸说：“张国范还没有来信，怎么能轻易就决定了呢？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哪！”

父母经常在半夜里小声争论著今后的去向。香港的母亲同学林姨来信，让我们去香港，五姨也从新加坡来信相邀，告知父母的工作不成问题。而父亲坚持要等张国范校长的来信。说是：相约之事，不可失信。

大约在二月底的一天，父亲突然带着两个年青人来到家里。父亲告诉母亲说：“这是四弟的朋友。在银元市场碰到的。”

那时，父亲临时工作的公司只发国币不发大米。而市面上又只认银元，不认国币。父亲领到工资，只好到银元市场去换成银元回家使用。于是，一时间银元市场便多了起来！

可叹啊，当时的国民党在武装精良、残无人性的日寇面前，英勇战斗到胜利，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失败的如此悲惨！

所谓银元，即：当时人们称做大头。由于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而袁又是光头，所以老百姓把它就叫做大头。里面含着99.9%的纯银。

换银元时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手一个拿着边，轻轻地敲一下，然后立刻放到耳边听它的声音。也有用嘴使劲吹一下，立刻放到耳边去听，如果声音发出丝丝的银子特有的声音就可以换。这是因为市面上有人用铝造出假银元的缘故，人们才想出如此的办法。

父亲向母亲略一介绍后，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封信给母亲读了起来。大意是：“千万别去台湾。请等我的来信。”几个简单的字。父亲把我撵到院子玩耍后，对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只是到了一九五一年，我们回青岛的第二年，四叔回青岛探亲时，在山东大学第一公舍（即鱼山路三十六号）家中，父亲和叔叔聊起来后我才知道。

原来叔叔委托的两人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父亲已经搬离了三姑家，他们又不知道父亲的新址（三姑怕是坏人，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估计父亲很可能到三姑家附近的银元市场去换银元，便化妆成银元商人在那里等着。由于手里有父亲的照片，凭着地下工作者的敏锐他们找到了父亲。

信中当然不能多写，主要是怕落到特务手里。他们到家里来是同母亲谈话的。他们说：“国民党已经垮台。现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在南京附近集结，很快就会解放上海。师母还是同王老师留在祖国，准备共同建设新中国吧！”……我们全家就是这样留了下来，等待四叔来信。

三月中旬的一天，学校里忽然紧张起来。据老师讲，在浦江码头附近，国民党海军同陆军打了起来。原因是上边命令下面部队到码头上船，而海军又不让陆军上船，先把船开离了码头，于是陆军指挥极为恼火就下令士兵向军舰开枪。军舰上有人被打作，于是也不示弱，调过炮口就朝陆军打了几炮。当场打死打伤十几名陆军士兵，一溜烟地开走了。……

没过几天，就有不少伤兵逃进了上海。这些人由于没人管束，为了生存他们经常抢劫。上海空气异常混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买肉，一个伤兵先到了肉铺门口，对着里面就喊：“老子打日本，没伤着一根汗毛，倒是让共产党给打断了腿。你们得慰劳慰劳我！”说着就从肉案上拿起一把刀，把个熟猪头肉切下一半一边吃一边走了。母亲被这情景吓的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出门。不久，学校也停课了。

市面如此混乱，但为了生活父亲还是每日都要上班。母亲天天提心吊胆，父亲一出门，母亲就拿出圣经来为父亲祷告。

大约在四月中旬，市面突然安静了许多。街面上出现了许多戴红袖章的工人，这是上海工人自己组织的纠查队，他们阻止坏人捣乱市场，在马路上巡逻。百姓的生活开始恢复平静。

大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楚），共产党的先头部队进入上海市区。那一天，下着濛濛细雨，市民们纷纷拥出家门送水送饭。但士兵们谁也不接人们送去的任何礼品。一支队伍就驻在了虹口公园外的大街上，原地休息。

他们分两列，面对各方的人行道，坐下来。背靠着背就地休息起来。这时，父亲一看部队如此受到百姓的欢迎，如果说百姓及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于是父亲感叹地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父亲一生中，从来不吹捧权势，这是知识份子天然的良心使然。但到了今天，有国民党腐败的对比，父亲能发出如此感叹，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父亲收到了一封寄自山东省青岛市政府的信函，父亲喜出望外。原来四叔已在市政府担任要职。信函是由四叔和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以青岛市政府和山东大学的名义邀请父亲到山东大学，担任水利系系主任的邀请函。从上青岛大学开始，父亲就很少回家，尤其在四川、西康时，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是任何没有离过家乡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可以长期安定地在故乡生活了。四叔讲的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我当山东的李冰去了！”父亲天真地跳着，对着母亲、对着我们大声地说。

临走的时刻，三姑全家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三姑拍着我的头，深情地说：“天增，青岛可是有海水浴场，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可别整天洗海澡（即海水浴），当心晒成黑煤球。”

这，虽然是一句大人对孩子的玩笑话，但不幸被三姑言中！

我确确实实成了“黑煤球”。我敢说，我一定是青岛市有史以来皮肤最黑的人。这里也许有我外祖母的遗传，但我想更多的原因是经常洗海水浴后，便在沙滩上长时间的爆晒，结果色素沉着，形成了同黑人一样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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